《周易》政治哲学演讲(二十四)
卷一:正本清源话《周易》 第四章《周易》称谓说 第一讲:先秦典籍中对《周易》的称法 《周易》作为一部古老的政治哲学，既没有留下产生的时代和作者是谁的说法，也没有说明写作的意图是什么。而到汉史家却把《周易》演绎成“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一部奇书了。后封建时代里所认为的伏羲创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孔子作“十翼”（“易传”）的一部《易经》了，这能否再称《周易》呢？后封建时代长达两千多年里，又经过众多人的对《易经》的解释，形成了庞大的“易学”系统。 我们通过“《周易》文本说”，已知周易原创就是那六十四篇文章的内容。但到后封建社会时间里，一些注释者虽标着《周易》名称，但所注释的内容，已不仅仅是《周易》原创的六十四篇文章，已演变成三圣创作的一部《易经》，即所谓的“八卦”十“六十四卦辞”十“十翼”（易传）的一部经书内容（即《易经》）。 1.《周易》称谓的最早出处 《周易》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先秦史书《左传》。《左传》一书里第一次出现《周易》这种称谓，是《庄公二十二年》：“二十二年，春……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左传》一书里还有引用《周易》里的内容句子，如同引用《诗》与《书》的那样来引用，被当作经典的书籍引用而阐明事物的道理时，同样用的是《周易》这一名称。如《左传·宣公十二年》：“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 由《左传》一书的记载，无论引用时称“《周易》有之，在‘×之×曰’”，还是卜筮时称：“以《周易》筮之，遇‘×之×曰’”这种形式所涉及的内容，我们通过“《周易》文本说”已知《周易》原初是一部书，并有六十四篇文章所组成的一部书。 总之，对《周易》这一称谓的最早出处，和对《周易》一书的内容，我们应该是明白无误了。 2.《左传》一书里还记录了对《周易》的另一种称法 《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被人们所用，这反映在史书《左传》里。《周易》一书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左传》里。然而在《左传》里出现《周易》称谓之后，还反映了对《周易》一书的另种称法，即以《易》来代替《周易》的称法。 如《左传·昭公二年》里云：“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里记载的韩宣子所见的《易象》，应是《周易》的学术文章。 在这一称法之后，《左传》一书里还出现一处《易》称，按历史时间顺序来说，这一处《易》称是出现在《左传·昭公十二年》。 《左传·昭公十二年》：“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这里所记载的是有卜筮而引出对《易》之用的一番议论。 从《左传·昭公十二年》里记载的这段内容来看，《易》与《周易》称法，应是同一概念，即《周易》可以用《易》来称，《易》等同于《周易》，犹如《周易》的简称。 而在这《易》称之后，《左传》里还有一处出现的“易卦”称法，这个“易卦”称法，是否等同于《易》，或《周易》的称法呢？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这里出现的《易》称后面却带有一个“卦”字，这又是一种新的称谓。那么，这里的“易卦”称法是否等同于《周易》呢？ 这里虽出现了“易”，也出现了“乾”与“大壮”。不过这里的‘“雷”乘“乾”曰《大壮》’里的“雷”与“乾”不是指六十四卦里的两个卦名称，而是《大壮》卦画里的八卦名称及取象。这“雷乘乾”是通过《大壮》卦符号里的八卦名称和取象得出的说法。即《大壮》卦符号（“六联体”符号组合）的上三画为“八卦”之一的“震卦”符号，取象为“雷”；而《大壮》卦符号的下三画为“八卦”之一的“乾卦”符号，取象为“天”。这“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说法，如同《大象传》行文说法：“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 这里虽出现的说法是“易卦”，并通过《大壮》卦画符号的“八卦”名称或取象而阐发出的道理，是在于说明事理，并非是卜筮。由《左传》记载，这说明春秋后期“八卦”象学已流行。那么，由《左传》一书里的反映，春秋时期《周易》之外的“八卦”卦书出现（犹如《连山》，《归藏》这种“卦书”名称）是无疑的了。不过单从《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里出现的“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的说法，这“易卦”称谓，就很难说是指《周易》一书的称法，还是指《周易》以外的“卦书”，即不能认为这“易卦”之称，就是指《周易》的另一种称法。 《左传》所反映《周易》一书的另一种称法，应是《易》称，《易》称应是《周易》的简称。 总之，《左传》里出现的《周易》与《易》称，是个同一概念，都是指有六十四内容的《周易》一书。不过确实这《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篇文章，被后来演变和改造成卦爻式《周易》，而称之为“六十四卦爻辞”的内容。但无论《左传》里称《周易》里的某篇文辞为“《周易》师之临”或“《周易》复之颐”这种称法，还是后来改称《周易》里的某篇文辞为“《周易》师卦”或“《周易》复卦”的这种称法，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周易》一书的内容，是有六十四个符号排序着六十四篇文章而已。退一步说，即使按后出的“卦”称，称《周易》“六十四卦”，也不过是《周易》原初那六十四篇文辞而已。 3.战国时期出现的典章书籍对《周易》的称法 《论语》里有一处：“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里出现的《易》称，无疑就是指《周易》(春秋文本《周易》)一书了。 战国时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并留传下了诸子的书籍。从战国时期的书籍来看，在战国前期出现的书籍，反映《周易》的是非常少见，而到战国晚期出现的书籍，则开始有一些书籍里引用了《周易》里的文句。如《荀子》，《吕氏春秋》等书籍。 《荀子·非相篇》：“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 这里的“《易》”称，所引用的“括囊，无咎无誉”内容，正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是出自《周易·坤》篇里的内容，这无疑说明《易》称是等同于《周易》的称谓。 《吕氏春秋》一书里共有三处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但称法已然是“《易》曰”，而不称“《周易》曰”。 《吕氏春秋·务本篇》：“《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吉”。 《吕氏春秋·慎大篇》：“《易》曰：‘愬愬，履虎尾，终吉”。 《吕氏春秋·召类》：“《易》曰：‘涣其群，元吉”。 这《吕氏春秋》一书里凡以“《易》曰”引出的文句，皆是出自《周易》一书里的内容。“复自道，何其咎，吉”，是出自《周易·小畜》篇里的句子。“愬愬，履虎尾，终吉”，是出自《周易·履》篇里的句子。“涣其群，元吉”，是出自《周易·涣》篇里的句子。《吕氏春秋》里这三处所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时，皆称“《易》曰”，说明这《易》称，是《周易》的简称而已。 我们总览先秦时期出现的书籍，无论是以《周易》名称，还是以《易》名称所引用的文句，皆是出自《周易》一书里的内容，而没有见到以《周易》名称，还是以《易》名称，还是以其它名称而出现引用属《易传》文章内容。这说明先秦时期，在一些诸子书籍里出现的《易》称，无疑是《周易》的另种称法，即形同《周易》的简称。 4.“十翼”（即《易传》）里所反映的《周易》内容及其称法 《易传》是《周易》产生后，到西汉前期这段时间内，所对《周易》一书作出的各种解释和阐发出新的思想学术文集。简单地说《易传》（“十翼”）是《周易》的学术文集。 《易传》是针对《周易》一书做出的各种解释，严格地说《易传》里的内容，是面对两种《周易》文本作为解释对象，即以春秋《周易》文本和卦爻式《周易》文本（《今本《周易》）作出的解释。 《易传》解释的对象是《周易》，而不同于后封建时期里出现的“易学”。后封建时期里的“易学”，即传统“易学”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已不单单是《周易》，而且也包括了《易传》。既然《易传》是针对《周易》一书所作出的各种解释，那么，《周易》与《易传》的关系，就是原著与学术研究的关系，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 《易传》集里最早对《周易》一书的阐释文章，是《象传》里的“大象”文。但“大象”一文里并没有涉及《周易》的称谓，既没有出现《周易》这一名称，也没有出现《易》这一称谓。“大象”作者所对《周易》一书的阐释方式不无独特，则是通过对《周易》一书每篇里的一个“六联体”符号，已被赋予进去八种物象（即后所称的“八卦取象”）之属的名称和篇名的点出，又通过此篇文章的思想宗旨，而阐发出一句君子之治的经典政治道理。因《周易》一书共有六十四篇文章，故“大象”的作者，也就依托《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篇文章，一共阐释出六十四句君子之治的经典政治道理来。 如:“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上天下泽”里的“天”与“泽”，本是《周易》后学的东西，即“八卦”取象里的说法，后来把《周易》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符号，也就附会进去了八卦取象。从《左传》一书所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的筮例来看，《周易》一书所用的符号体系，已经附会上八种物象，史巫以《周易》卜筮时就是按筮出的某一符号里的物象来联想、比类人事的吉凶。“大象传”的作者，在阐发《周易》一书的政治哲学道理时，也采用了对《周易》里符号的取象说法。正如这“上天下泽《履》”里的“天”与“泽”，就是《履》篇符号的取象名称。 但“大象”作者这种称法，对后世“易学”造成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易学”上以八卦取象成了释解《周易》的不二法宝。 总之，“大象”作者对《周易》一书每篇的称法是独特的，但无论如何独特，只是一种称法而已。 《易传·文言》所引《周易》里的内容时则称“《易》曰”。如：“《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这里的《易》称，无疑形同于《周易》的简称。不过《文言》的作者在阐释《周易》里的《乾》与《坤》时，确实针对的是卦爻式《周易》文本（即今本《周易》)。因为《文言》对《周易·乾》里的内容进行阐释时，逐句引述的内容里出现了爻题称法，即出现了“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这些称法。 《易传·系辞》引述《周易》里的内容，同样不称“《周易》曰”，而称“《易》曰”。如：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易》曰：‘履校灭趾，无咎’。” “《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这些“《易》曰”里出现的内容，就是出自《周易》一书里的内容。无疑《系辞》所称的《易》，就是《周易》的另一称法而已。而《系辞》里凡论述《周易》时，同样称《易》。如：“《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当然《系辞》面对的阐释对象，是卦爻式《周易》文本（即今本《周易》），因《系辞》里有这些说法：“‘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帛书《系辞》虽然少于今本《系辞》里的内容，但略早于今本《系辞》。帛书《系辞》与今本《系辞》一样，凡引用《周易》里的内容，皆以《易》这一称法。而帛书《易传》里的《二三子》，《缪和》文章，在引用《周易》里的内容时，出现的称法则有所混乱。 如帛书《易传·二三子》：“《易》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曰”后的内容，是出自《周易·坤》篇里的内容）。又如：“《卦》曰：‘君子终日键键，夕惕若，厉无咎’”（“曰”后的内容，是出自《周易·乾》篇的内容）。 帛书《易传·二三子》一文的前部内容里所引《周易》文时，凡称“《易》曰”。而此文的后半部分里凡引用《周易》内容，皆称“《卦》曰”。这说明《二三子》一文，是在卦爻式《周易》文本定型后产生的《周易》学术文章。帛书《易传·二三子》所引用《周易》内容，无论称“《易》曰”，还是称“《卦》曰”，都是对《周易》一书的另种称法。 帛书《易传·缪和》一文所引用《周易》内容时，出现的称法： 《缪和》：“《周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这是我们所举例历史上引用《周易》一书内容时，首见的一例称《周易》。而这一例里所引用的内容，正是《周易》一书中《困》文里的首句内容（即被称为“卦辞”内容）。 《缪和》：“《易卦》曰：‘观光之国，利用宾于王’”。 这里所引用的内容，也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即《周易·观》篇中的内容。却不再称“《周易》曰”，而称“《易卦》曰”。这在《缪和》的作者眼里，《周易》与《易卦》称法是一回事。 帛书《易传》所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不凡出现了几种称法，即出现了《易》，《卦》，《易卦》，《周易》这四种称法。特别是出现对《周易》一书，以《卦》，或《易卦》的称法，应是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的不同称法，故这种称法在两汉时期被淘汰掉。在两汉时期的典章书籍里，再没有以《卦》，或《易卦》这种称法，即凡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不再以《卦》，或《易卦》这种称法了。 无论传世《易传》，还是考古发现的帛书《易传》，是对《周易》一书做出的各种解释。也无论传世《易传》，还是考古发现的帛书《易传》里的文章，在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时，称《易》，称《卦》，还是称《易卦》，这些称法都是对《周易》一书的别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