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与《周易》（三）
第二章：《左传》记载引用《周易》的例子 《左传》一书从历史时间上说，最早记载的以《周易》卜筮的面目出现，但在《左传》里同样有另一面的记载，即把《周易》当作如《诗》、《书》那样的性质来看待，来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做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物的道理，是与史巫卜筮完全是不同的认识，这应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现把《左传》一书所记载的引用《周易》例子附下，并作简单的分折。 一、《左传》一书记载引用《周易》的例子列举如下 ①《左传·宣公六年》：“六年春，晋，卫侵陈，陈即楚故也......楚人伐郑，取成而还。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瘳语，欲为卿，伯谬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 ②《左传·宣公十二年》:“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谓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 ③《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归，以快楚心。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④《左传·昭公元年》：“赵孟曰：‘何谓蛊？’对曰：‘yin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⑤《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对曰：‘……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⑥《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赵简子问于史墨曰……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以上是按《左传》记载的历史时期排序，先后共有引用的六个例子，其中五例是引《周易》一书的内容，并直接点明《周易》一书的名称。而最后其中一例说的是“易卦”称谓，这应是引用如《连山》或《归藏》书的卦名称内容。 二、简述《左传》记载引用《周易》文句内容 ①《左传·宣公六年》：“楚人伐郑，取成而还。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欲为卿。伯廖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 这是记郑国郑公子曾对在郑国做大夫的周王子伯廖说过想做有实权的卿士，伯廖就对别人说：“慢满毫无德行又贪婪，恰好应在《周易》里“《丰》之《离》”里的说法，不会过多久，就会有危险的。” 这是《左传》讲述的德不配位，却想拥有大权的郑公子，反而引来杀身之祸，这就是引用《周易》文句来阐明这一道理的。 《左传》里记载这一引用《周易》一书的句子，作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理，是引载于《左传·宣公六年》里，也就是鲁国宣公六年时间，若换算成公元前是603年，这年属于春秋历史上的中后期。 那一年，又是春秋时期郑国襄公二年。而作为《春秋》一书里开篇所记：“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也是《左传》一书的开篇更详细记载“郑伯克段于鄢”的历史故事。 现代初中课本里就选有《郑伯克段于鄢》这一历史故事，因这篇历史故事又俨然是一篇完整而优美的记事散文。是讲述了庄公与弟弟共叔段（母亲武姜偏向纵容其弟弟谋反）权利争斗的故事，最后庄公灭了共叔段。而郑庄公时又是一个“小霸”于诸侯的一个强国。 但到了春秋后期，郑国当年的强势早已不在。现在的郑国君主叫作郑襄公。郑国的地理位置处于楚国和晋国两个大国之间。郑襄公时因国弱，一向游走在晋、楚之间，谁强就投靠谁，一会儿向楚国示好，结为盟国；一会又背叛楚国，跟晋国结为同盟。那时楚国是楚庄王在位，征服了很多中原小国，于是楚庄王向郑襄公发起了战争。而晋国是派出大军来援，郑国得救了。此后，楚国又多次兴兵，最终将郑国打败，郑襄公虽没有被灭国，却成了楚国的附庸国。 就在郑国处于内忧外患的这一时期，记述郑公子这一人物登场了。 郑国公子姬曼满（郑国源于姬姓，出自周宣王之弟姬友的封地郑国，远祖为郑桓公）他是上一代郑国国君的亲儿子，只是手中没有实权。 有一天郑公子和郑国大夫王子伯廖聊天，郑曼满说：“我想当卿”。这是郑公子在与做郑国大夫的周王子伯廖一次谈活中表露出的想法。但伯廖对郑公子的有此想法，是嗤之以鼻，并跟别人说道：这个不修道德，反而贪得无厌，正如《周易》中“丰（）之离（）”的说法，这人不会过多久，就会有危险的。果然，隔了一年之后，郑国就杀掉了郑公子。 郑么子所处的郑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新任的国君继位没多久，就想把群公子们杀掉。而郑公子曼满就是群公子之一。 因郑国刚刚向楚国求和，自然是晋国不会满意，那郑国内部就会形成支持晋国还是支持楚国的两派，自然因站错队，就会成为战争下的牺牲品。 所以，郑公子曼满不知如此政治险恶环境下，还锋芒毕露，如此张狂，表露重视权力的想法，所以王子伯廖才会断定他不久就会遇到灾祸的后果。 总之，这里的伯廖只是引用了《周易》的《丰》之《离》名称（《离》是春秋《周易》文本里《丰》里的繇题），而并没有引用《丰》之《离》里的句子内容（因春秋《周易》文本《丰》里的第六繇辞是以《离》作为繇题，而《丰》之《离》里的内容则是“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实乃伯廖就是通过“《丰》之《离》”繇题内容思想来喻说事理。这也说明春秋时期《周易》在上层人士，作为经典名著是被学习熟读，也是熟记于心，所以伯廖引用此内容是阐明所论事情的观也算恰到好处。 ②《左传·宣公十二年》“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执事顺成为藏。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藏，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 这里的“《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正是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师》篇中的句子。而现通行本《周易》所谓《师》卦中也有这句话：“师出以律，否藏凶”，这是一字不差的。《宣公十二年》里记载的事情是知庄子引用《周易》一书的文章是用来阐明事理，可不是卜筮的。《左传》记载，在宣公十二年春季发生了楚庄王进攻郑国，到夏季，晋国派军队去救郑国。这支救郑的军队的主帅是荀林父（晋国卿士荀首,又称知季、知庄子）和辅佐的先榖，还有将领荀首，赵朔等，这支军队到达黄河听说郑已和楚讲和，主帅要带兵返回。而经过一番讨论，先榖却反对退兵，要自带领所属的军队渡过黄河，这就出现荀首引经据典，真对先榖的行为认为是错误的。 这里引用了《周易·师》篇中的内容，如同引用《诗》、《书》里的文章句子那样，来阐明事理。 “《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这在历史上也是记录的最早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字内容用来阐明事物的道理。这“宣公十二年”，即公元前590年，距离《左传》记载周王室的太史用《周易》筮卜已过去75年。即《左传》一书里记录的第一筮列75年后，在晋国的上层卿大夫人物是引用《周易》里文章内容作为引经据典来阐明事理的。当然早在《宣公六年》已引用《周易》内容来阐明道理，不过那时只是引用出《周易》《丰》里以《离》做为繇题的这种称谓——“其在《周易》《丰》之《离》”，并没有引出繇辞内容。不相这一引用例子，引用出“《师》之《临》”里的文字内容“师出以律，否藏凶”。 而《周易·师》篇的内容就是围绕着用兵而讲述的政治道理。在春秋时，诸侯国的上层人士，看来是读懂了《周易》。所遇到军事问题，就引用《周易》一书里讲述战争的理论文章来阐述道理。所引用的句子内容与阐明的事理是恰到好处。《左传》里这段文章大致意思是：“荀首说：‘先榖这些军队危险了。《周易》里有这些说法，是在《师》之《临》里说：‘军队出征全凭纪律，如果治军不好，就凶险了’。执行顺当而成功就是‘藏’，反其道就是‘否’。大众离散是弱，河川阻塞就成为沼泽。有了军律，如同律已那样，所以叫律。执行不善，而且纪律枯竭了。从充盈到竭尽，阻塞而且不整齐，就是凶险征兆了。” 这里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是在于说理，完全不同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是用于卜筮人事吉凶。这就是春秋时期两派对《周易》一书不同的认识。这里引用《周易》里的句子时，又不同于像引用《诗》里句子那样，直接称《诗》曰，或《诗》云。而在《左传》里凡引用《周易》一书的句子，则出现的是：“《周易》有之，某之某曰”这种用法格式，而不是《周易》曰；或《周易》云。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所用的称法与史巫卜筮时的称法有点相同，如《左传》里第一筮例是：“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观，利用宾于王’。”而荀首引用《周易》时说的是：“《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藏凶。’”可这文章句子内容是出自《师》篇里，而不是《临》里的句子。这种引用时的称法与卜筮时的称法则基本相同，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决不是后人说的是卜筮是产生了变卦的那种臆测的说法，这应是一种固定的对《周易》称法，这只因是当时的《周易》文本结构所决定的了。这是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所致。即使这种结构形式的《周易》，只要看懂《周易》里文辞内容的含义，岂能认为《周易》原初就是一部卜筮之书呢？ ③《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郑国的游吉（游吉，字子太叔，又称“世叔”，春秋时期郑国正卿，长于外交，熟悉典故），从楚国复命回国，告诉子展（公孙舍之，字子展。襄公十九年，当时郑国正是外有晋、楚争霸，内有公族子孔专权的年代，子展、子西杀子孔，郑人使子展当国执政，后为郑国相）说楚王将要死了。认为楚王不修德政，反而在诸侯那里贪图进奉。游吉为阐明楚王快死的说法，就引用《周易》的句子做为引经据典为论证的依据。 原文是这样记载的：“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临》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 这里的“《周易》有之，在《复》之《临》曰：‘迷复，凶。’”正是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复》篇中的句子内容，来阐明“楚子将死”道理。上一章点到过在《左传》这部史书当中多次提到的《周易》，并从当时所运用的《周易》来看，就是与今本《周易》格式不同，而文字内容相同的一部书籍。这种春秋时期人们所用的不同今本《周易》格式称谓的《周易》文本，我们给命名为“春秋《周易》文本”。如“《周易》有之，在《复》之《临》曰：‘迷复，凶’”，这里说的“在《复》之《临》曰：‘迷复，凶’”里的“《复》之《临》”称法，就是有春秋《周易》文本格式所决定的。 《周易》里的“迷复凶”，是指“迷途不返，就凶险了。”也可解释为：“迷失方向，而不改正，就凶险了。”意思是在错误的道路上，不悔改，就是凶险的后果。游吉引用这《周易》里的话，隐喻楚王有错不知改悔，不就是快死亡了吗？这引用的句子再恰当不过了，增强了论事的说服力。这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卜筮时以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可是两码子的事。这游吉可是郑国卿大夫级的人物，是代表郑国出使它国的外交使者。这也反映了《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的上层卿大夫眼里，是与史巫的认识不同，是被看作一部理论书籍，这在《左传》里是个泾渭分明的事情，这应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④《昭王元年》有一例，也不是占筮，而直接引用《周易》里的“蛊”来说理。《昭王元年》里这样记载：“赵孟曰，‘何谓蛊’，对曰：‘yin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这是医和为晋侯（平公）看病后出来和臣赵孟的一凡对话。医和引《周易》里的“蛊”来解释平公的病情，即从“蛊”字意上又从《蛊》所用符号上的取象上来解释平公病因。 用白话文看这两人的对话：“赵孟说：‘何为蛊’，医和说：‘这是沉迷女色惑乱所引起的，从文字上说，蛊有虫和皿组成。器皿里有虫就是蛊。谷子里生出虫子，变成飞蛾，也是蛊。’在《周易》里表示女子迷惑男人，大风吹落山木也叫“蛊”。这都是同样的东西。” 医和为赵孟解释什么叫“蛊”，即从“蛊”字的组成上解释，说谷子里生出的虫子，又认为《周易》里《蛊》是“女惑男，大风吹落山木”来解释什么是“蛊”。把“蛊”解释清楚了，也就说明了平公的病因了。医和从“蛊”字是有“虫”与“皿”组成，说明器皿里有虫子，这好理解是拆字分析法。后来就有以“拆字”来分析问命运吉凶的。又解释谷子里生出虫子变飞娥也是“蛊”，这也好理解。谷子是盛在器皿里才会生出虫子的。那么医和说的“女惑男，风落山”恐怕没有对后称的八卦里八种取象卜筮上的专业知识就不好理解了。这是通过“蛊”里的“六联体”符号取象的说法（这种最早对《周易》的解释，对后世“易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时史巫卜筮，把《周易》一书文章所用排序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画符号而衍生出卜筮工具，即六十四卦符号，又从卦符号上衍生出八卦取象说，后来把《周易》一书也约定俗成的称卦了。 那么《蛊》卦的卦符号（六联体符号）分上下八卦里《艮》卦与《巽》卦。《蛊》卦符号的上三划为八卦里的《艮》，又称外卦，取象为“山”，又取象为少男。 《蛊》卦符号的下三划为八卦里的《巽》取象为“风”，又取象为长女。 这是春秋史巫卜筮时发展出的一套学问，已经不是《周易》原创里的内容了。这医和就是按卜筮卦术上的说法来解释“蛊”。这就是医和所说的“女惑男，风落山”的来历。因为“八卦”卜筮上，《蛊》卦符号里的《巽》卦取象为风，又取象为长女。而《艮》卦取象为“山”，又取象为少男。因为医和为晋平公看病时说，“病不可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意思“病已经没法治了。这叫做“亲近女色，病同蛊惑。”这医和看病也结合《周易》一书来论病道，可说奇特，虽医和用《周易》“蛊”论病，如同采用春秋时期史巫卜筮上的那套说法，但并不是通过占筮而论，是直接通过《周易》里的“蛊”名，按“八卦”取象来论平公的病因。虽用的是取象理论，但与卜筮还是不同的。也是是引用春秋《周易》文本《蛊》里所用符号取象（虽然医和引用时并没出现卦字，但却有卦象之实用了）而阐明事理，并不属卜筮（算卦）的。 ⑤《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 “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是二氏者，吾亦闻之，而知其故，是何谓也？”对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献子曰：“今何故无之？”对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业，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郁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写之。” 这年晋国首都绛城郊外有龙出现。晋国魏献子（魏舒，春秋后为晋国正卿，即首席执政）和大夫蔡墨二人就此展开了关于龙的一场对话。我们将这场对话翻译成白话文看一看。 “魏献子询问蔡墨："我听说虫类，没有比龙更聪明的了，因为龙从来不为人所生擒，所以可以称其为‘智‘，是这样吗？蔡墨回答说："其实并不是龙聪明，而是人不聪明。上古时期就有人豢养龙，国内因此有豢龙氏、御龙氏。"魏献子说："这两个古氏我也曾有所耳闻，但不知具体情况，你能说说吗？"蔡墨回答说："昔时飂国的国君叔安，他的后裔有叫董父的，非常喜欢龙，能够根据龙的嗜好来饲养它们，因此有很多龙依附于他。董父将这些龙驯养起来，以此事奉舜帝。舜帝因此赐他‘董‘姓，为‘豢龙‘氏，并将鬷川封给他，鬷夷氏就是他的后人。因为这个缘故，帝舜氏世世代代都有畜养龙的。到了夏代的孔甲，由于他的德行能顺于上天，天帝赐给他黄河的龙和汉水的龙雌雄各两条，用以驾车。孔甲不能饲养，又找不到豢龙氏。当时陶唐氏已经衰弱，后来有个叫刘累的去向豢龙氏学习驯龙，以此事奉孔甲，能够饲养这几条龙。孔甲嘉许刘累，赐他为御龙氏，替代豕韦的后代。后来有一条雌龙死了，刘累偷偷把它剁成rou酱呈给孔甲。孔甲不知是龙rou，食后觉得味美，就让刘累再弄些来。刘累一害怕就逃跑了，逃到鲁县落脚，范氏就是刘累的后人。"魏献子接着问："那么现在为什么没有人驯龙养龙了呢？"蔡墨回答说："凡物都有它的管理者，官员要不断完善管理的办法，日夜不停地思考。一旦失职，官员就要丢失性命。管理事物的官员世世代代从事同样的事业，这些生物才会聚在一起听其豢养。如果遭到丢弃，生物就会隐藏潜伏，抑郁而不生育。因此国家有五行之官，世代继承氏姓，受封为公卿，受祭为贵神。木官之长叫句芒，火官叫祝融，金官叫蓐收，水官叫玄冥，土官叫后土。龙，是水中生物，水官既遭废弃，所以龙再也不被人所生获。不然，《周易》里会有龙的说法，在《乾》之《姤》里说“潜龙勿用”，在《乾》之《同人》里说“见龙在田”，在《乾》之《大有》里说“飞龙在天”，在《乾》之《夬》里说：“亢龙有悔。”在《乾》之《坤》里说：“见群龙，无首吉。”又在《坤》之《剥》里说“龙战于野”。如果龙不是时时可见，谁又能做出这种描述呢？” 这里记载的是一次在晋国绛城的郊外出现了龙，晋国正卿魏献子就龙的问题请教大夫蔡墨（史官）。蔡墨解释了一大通，从以龙为姓氏的渊源，讲到设立的官职上，及水官的废弃，所以龙也捉不到了。在解释中并引用春秋《周易》文本里《乾》与《坤》两篇里凡是涉及到龙的句子内容，来说明古时是有龙的根据。蔡墨认为古时侯是有龙的，并以《周易》一书里出现有关龙的说法来作为依据。“如果不是早晚都见到，谁能够说出它们的状态呢”（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蔡墨引用《周易》一书里有关龙的句子，来回答魏献子问龙的问题，以增强自己认为龙存在过的说服力。这里虽然蔡墨错误理解《周易》里《乾》、《坤》两篇文章里出现的有龙之句，就认为古时有龙存在的依据。孰不知《周易》是用传说的龙作比喻，是让君子学龙的那种伸屈变化的本领。但蔡墨也不是用《周易》里的句子如那些史巫用于卜筮，毕竟是引用《周易》的文章句子在阐明他要说的事物道理。 ⑥《昭公三十二年》：“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爱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谒之，曰：‘生有嘉闻，其名曰友，为公室辅。’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于鲁，受费以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不废旧绩。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適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我们先看看这段内容的译文，便于更好的理解其内容。 “赵简子问史墨说："季氏赶走他的国君而百姓顺服他，诸侯亲附他，国君死在外边而没有人去惩罚他，这是为什么？”史墨回答说：“事物的存在有的成双、有的成三、有的成五、有的有辅佐。所以天有三辰，地有五行，身体有左右，各有配偶，王有公，诸侯有卿，都是有辅助的。上天生了季氏，让他辅佐鲁侯，时间已经很久了。百姓顺服他，不也是很合适吗？鲁国的国君世世代代放纵安逸，季氏世世代代勤勤恳恳，百姓已经忘记他们的国君了。即使死在国外，有谁去怜惜他？社稷没有固定的祭祀人，君臣没有固定不变的地位，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所以《诗》说：‘高高的堤岸变成深谷，深深的谷地变成山陵。’三王的子孙在今天成了平民，这是主人所知道的。在《易》卦上，代表雷的《震》卦在《乾》卦之上，叫做《大壮》卦，这是上天的常道。以前的成季友，是桓公的小儿子，文姜所宠爱的儿子。怀孕时，妊娠始动就占卜，卜人报告说：‘生下来就有好名声，他的名字叫友，成为公室的辅佐。’等到生出来，和卜人所说的一样，在左手掌上有个‘友’字，就以此命名。后来在鲁国立下大功，受封在费地而做了上卿。一直到文子、武子，世世代代增加家业，不废弃过去的功业。鲁文公去世，东门遂杀死嫡子，立了庶子，鲁国国君在这时就失掉了国政，政权落到了季氏手中，到这一位国君已经是第四代了。百姓不知道有国君，凭什么得到国政？因此做国君的要谨慎地对待器物和名位，不可能随便拿来借给别人。” 赵简子问鲁国鲁君失政，政在季氏却百姓并没反对，问是何道理？儒家认为春秋是个礼崩乐坏时期、也是政权下移的历史大变动情况，君臣易位并非偶然。史墨回答赵简子所问的问题时，却能够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并通过所讲述社会人世不同现象道理，以及引经据典来回答说明赵简子题出的问题。先引周《诗》里的句子，肯定自然界可以“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变化，所以人类社会“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也属正常现象。接着史墨又引用《易》书里（并非《周易》）《大壮》卦符号里八卦取象的认为，来说明君臣易位的正当性。 “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这是以《大壮》卦里八卦取象所为人臣权势凌驾君主之上。如晋代杜预注（为《左传》一书作注）：“《乾》为天子，《震》为诸侯而在上，君臣易位，犹臣大强壮，若天上有雷。” 因卦术上的卜筮工具六十四卦符号里《大壮》卦里的八卦取象是“乾下震上”，上卦为《震》卦为雷象，下卦为《乾》卦取象为“天”、“君”等，故说“雷乘乾”。 史墨所认为“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天之道”，亦即是天经地义的。史墨是借用了《易》卦象的交互换位现象以此来对鲁国政局变化作了解析，并肯定了这种变化的合理性。 从自然现象来看“天”应是在“雷”之上，《大壮》的卦象却是雷在天之上，出现了转化。无论一些自然与社会现象相互转化也很正常。史墨也认为这种相互转化是“天之道也”。从社会现象来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君和臣的地位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从自然现象来看，高山可以变成深谷，深谷变山陵。史墨这里的这种解释是立足于人文主义的理性而毫无巫术迷信色彩，完全与占卜是相对立的理性思想。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这一段话里记载引用“易卦”内容，是史墨（史墨：春秋时晋国大夫。姓蔡，名墨）回答赵简子（赵鞅世称赵简子，又名志父。春秋末年晋国六卿之一，后是战国七雄中赵国的奠基人）问话之一，不过既没有用《周易》这一名称，也没有引用《周易》里的内容，而是出现另一种称法《易》卦，又是通过八卦名称，而论说事理的。史墨就是史官，史官就是专掌占卜的官，自然引用《易》卦来说事理。同医和引《周易·蛊》中符号上的八卦取象，“风落山”之为《蛊》，是一个说法。不过医和没有史墨的说法明确，而两者所称的名称也不同。一个称《周易》，一个称“易卦”。史墨的“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这是一种新说法。这是“八卦”纳入六十四画符号里，变成了六十四卦符号称法，为卜筮工具符号的一种称谓。 史墨通过《大壮》画卦取象得出“天之道也”。这里的“天”是乾卦的取象。这都是史巫卜筮过程发展出的东西，本不是《周易》一书原创的内容。到春秋后期已开始把八卦这种本是筮术的东西混淆与《周易》一书。又被史巫直接按八卦取象引用来说事理。虽然与卜筮不一样，但用的是筮术里的卦说来说事情，与引用《周易》内容称谓是不相同的。史墨本身就是一位史官，是属史巫的身份。在《左传》还有记述，史墨为赵筒占卜的例子（史墨又是个双面人物，一面能理性的分析认识社会，一面却又是个巫术迷信者，这正是理性与迷茫相伴而行的时代）。 《左传》里出现两例，医和与史墨，一个是医，一个是史。史是负责占筮的官。而医与巫，也是巫医的称法。自然懂得占筮，又懂得医术。所以两人，不经占筮就直接引用附在《周易》上的八卦取象内容和易卦八卦取象来论事理。既不同于伯廖引用《周易》里的篇名取其字意来论事理，更不同于知庄子，郑子大叔，等人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内容来论说事理。史巫的身份与上层官员贵族身份不同。两者引用《周易》说理，以引用方法与内容则是明显的不同。一种是用《周易》文章内容的义理，而另一种则是通过筮卜产生的八卦筮术（八卦取象）理论来说事理。这也说明这两派人物，都熟记《周易》，但理解的角度与运用则不相同。总之，这不同于史巫用《周易》于筮卜，这里毕竟是用在说明道理。而史巫的直接引用八卦取象，称《周易》或《易》卦这是混淆《周易》概念的开始，也是为后世对《周易》错误认识的根源之一。当然史巫（医和与史墨）的引用《周易》一书内容，直接用于说理，这也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这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周易》的表述与说法的内容也多了。我们在举《左传·宣公六年》（公元前603年）里记伯廖直接引《周易》里的《丰》之《离》而论事理，是以春秋《周易》文本里的《丰》之《离》文辞内容来论说郑公子曼满的行为后果。到《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医和引《周易·蛊》里字意与取象论事，也同样没有引用《蛊》篇里的文章内容。但是通过对“蛊”字的解释和《蛊》里的画符号的八种物象来论事理，这在《左传》里是交待的比较清楚。这医和与伯廖发生的事情已过去半年多世纪了。到这《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又过去三十多年。而这例里所引用《易》卦里的说法则又不同了。已不再用《周易》称谓，而是用《易》卦。这《左传》里记录最早出现的用《易》称当是韩宣子适鲁所看见的“易象”，那是三十年前的时候，而三十年后，很明确的出现了《易》卦的称法。并且这里引述《易》卦里的内容论事理，也与一前的说法不同。这里是很明确的用“八卦”筮卜上的术语了，“雷乘乾曰大壮”。这时候“卦”字也出现了。直接把《易》说成为“卦”。也是用“八卦”里的术语（雷乘乾）得出“大壮”一卦的名称。这又是一种称法。 那么这里出现的“《易》卦”，是否是指《周易》呢？虽然《周易》里有《大壮》一篇文章，也与这里称《易》卦而以“雷乘乾曰”所引出的《大壮》之名是一样的。这里的《易》卦，因有了“八卦”取象新内容的产生，而有别于《周易》一书，才用了一个“易卦”的新称法呢？还是如同考古上发现的《归藏》卦的说法呢？通过《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里记的这段话里的“《易》卦”说法，虽说法并不明析，是指《周易》，还是其它种的卦书，如《归藏》式《连山》的那种“卦”书。但从“易卦”里的“卦”说，和直接点明“雷乘乾”这种八卦说，我们认为更可能是指春秋《周易》文本之外的卦书《连山》或《归藏》。 我们通过《左传》里记载的几处引用《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句子，以增强阐明其论说的事情道理，这在后来的修辞学上叫“引用”。这可是与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卜筮比类附会人事吉凶是两码子事。不能只看到《左传》里的记载了春秋史巫用《周易》里的句子比类、联想、附会人事吉凶，而忽视春秋时期上层精英人士把《周易》看待成理论书籍而引用，在于阐明事物的道理，就不加分析的认为《周易》一书是筮卜之书。 以上是从《左传》一书里所举反映春秋时期两派人物对《周易》一书的运用。在史巫眼里《周易》的文辞成了通神的兆示人事吉凶的神谕，而上层贵族卿大夫人士是把《周易》看作义理之书。这《周易》一出现，在春秋时期就是两种不同的认识观而同时存在着。 总之，由《左传》一书记载引用《周易》的例子，说明当时人们运用《周易》是为一部理论书看待，并不被史巫用于卜筮而迷惑其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