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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与《周易》(三十)

    第七章:《左传》记载人们对《周易》一书的运用对后世产生的深刻影响

    第一节:《左传》记载春秋时期人们对《周易》一书的引用而对后世产生的影响

    前面已讲过《左传》引用春秋文本《周易》一书的文句例子,如同引用《诗》与《书》那样,直接用于阐明事理,是与史巫把春秋文本《周易》当成卜筮书(算卦)而卜筮人事吉凶,两者形成的天壤之别。

    正因《左传》一书对《周易》一书文章句子内容的引用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战国时期到整个帝制时期里作为引经据典的引用并未中断。

    1.战国时期出现的典章书籍对《周易》的引用

    《论语·子路》里有一处引用了《周易》里的文句:“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这里引用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就是引用《周易·恒》篇里的句子。虽然《论语》里所引用时并没有点明出处,但由此证明孔子晚年好《易》是事实,所以才发出“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感慨来。《论语》里出现的《易》称,无疑就是指《周易》一书,即“春秋《周易》”一书。

    战国时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并留传下了诸子的书籍。从战国时期的书籍来看,在战国前期出现的书籍,反映《周易》的是非常少见,而到战国晚期出现的书籍,则开始有一些书籍里引用了《周易》里的文句。如《荀子》,《吕氏春秋》等书籍。

    《荀子·非相篇》:“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腐儒之谓也”。

    这里的“《易》”称下,所引用的“括囊,无咎无誉”内容,正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这里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如同引用《诗》,《书》文句那样以阐明事物的道理,但称法上不是称“《周易》曰”,而是称“《易》曰”,可这“《易》曰”里的内容,则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荀子·非相篇》里所引述的“括囊,无咎无誉”,是出自《周易·坤》篇里的内容,这说明《易》称是等同于《周易》的简称。

    《荀子·大略篇》:“《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

    《荀子·大略篇》里出现的“《易》之咸”称法,如同是说“《周易》里的《咸》文”。《周易》一书共有六十四篇文章,这六十四篇文章里却有《咸》文一篇。《荀子·大略篇》里出现的那段话,是《荀子》作者通过《周易》中的《咸》文而阐发出的一番道理,这可以说是《传》(即《易传》)外易(即《周易》)学了。《咸》本身是《周易》里的一篇文章,这里虽然只点出“《易》之咸”,并没有出现《咸》文里的内容,但通过“《易》之咸”而阐发出的那段道理来看,这《易》就是指《周易》一书,如同《周易》的简称。

    《吕氏春秋》一书里共有三处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但称法已然是“《易》曰”,而不称“《周易》曰”。

    《吕氏春秋·务本》:《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今处官则荒乱,临财则贪得,列近则持谏,将众则罢怯。以此厚望于主,岂不难哉

    (译文)《周易》说:“按照正常的轨道返回,没有什么灾祸!吉利。”这是说,只要根本没有变异,一举一动终究会有喜庆。如今的人,居官就放纵悖乱,面对钱财就贪得无厌,官位得以接近君主就阿谀奉承,统率军队就软弱胆怯,凭着这些想从君主那里满足奢望,岂不是很难吗

    《吕氏春秋·慎大篇》:“……武王避席再拜之。此贵虏也,贵其也。故《易》:"愬愬履虎尾,终吉。"”

    (译文)“……武王急忙离开座席,向他再拜之礼。这不是认为俘虏尊贵,是认为他的论可贵。所以《周易》上说:"做事能恐惧警惕得象跟在虎后面那样,但最终是吉利的,不会受到伤害。"”

    《吕氏春秋·召类》:“《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译文)《周易》中说:‘涣其群,元吉。’‘涣’是贤德的意思,‘群’是众多的意思,‘元’是吉的开始的意思。‘涣其群元吉’,是说他的辅佐有很多贤德之人。”

    这《吕氏春秋》一书里凡以“《易》曰”引出的文句,皆是出自《周易》一书里的内容。“复自道,何其咎,吉”,是出自《周易·小畜》篇里的句子。“愬愬,履虎尾,终吉”,是出自《周易·履》篇里的句子。“涣其群,元吉”,是出自《周易·涣》篇里的句子。《吕氏春秋》里这三处所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时,皆称“《易》曰”,说明这《易》称,是《周易》的代称而已。

    《礼记》里也有不少引用《周易》里的内容,同样是称“《易》曰”。不过《礼记》一书是属西汉人编篡的,不属于先秦产生的书籍。

    先秦产生的书籍除《左传》一书最先出现《周易》称谓,并反映了《周易》一书的内容。其后其它书籍均以《易》称替代《周易》称法。不过这《易》称,也是最早出现在《左传》一书里。我们所举例的《荀子》和《吕氏春秋》里引用《周易》里的内容,而称《易》。

    我们总览先秦时期出现的书籍,无论是以《周易》名称,还是以《易》名称所引用的文句,皆是出自《周易》一书里的内容,而没有见到以《周易》名称,还是以《易》名称,还是以其它名称而出现引用属《易传》文章内容。这说明先秦时期,在一些诸子书籍里出现的《易》称,无疑是《周易》的另种称法,即形同《周易》的简称。

    《易传·系辞》引述《周易》里的内容,同样不称“《周易》曰”,而称“《易》曰”。如: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易》曰:‘履校灭趾,无咎’。”

    “《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当然《系辞传》面对的引用和阐释对象,是卦爻式《周易》文本(即今本《周易》),因《系辞》里有这些说法:“‘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这里出现的“‘初六,藉用白茅,无咎’,是引用今本《周易》“大过”卦里的“爻辞”。我们今天随便翻开无论称《周易》,还是称《易经》的注释本,所见《大过》里所称爻辞里的初爻辞,正是“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这是一字不差。

    帛书《系辞》虽然少于今本《系辞》里的内容,但略早于传世《系辞》。帛书《系辞》与传世《系辞》一样,凡引用《周易》里的内容,皆以《易》这一称法。而帛书《易传》里的《二三子》,《缪和》文章,在引用《周易》里的内容时,出现的称法则有所混乱。

    如帛书《易传·二三子》:“《易》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曰”后的内容,是出自《周易·坤》篇里的内容)。又如:“《卦》曰:‘君子终日键键,夕惕若,厉无咎’”(“曰”后的内容,是出自《周易·乾》篇的内容)。

    帛书《易传·二三子》一文的前部内容里所引《周易》文时,凡称“《易》曰”。而此文的后半部分里凡引用《周易》内容,皆称“《卦》曰”。这说明《二三子》一文,是在卦爻式《周易》文本定型后产生的《周易》学术文章。帛书《易传·二三子》所引用《周易》内容,无论称“《易》曰”,还是称“《卦》曰”,都是对《周易》一书的另种称法。

    帛书《易传·缪和》一文所引用《周易》内容时,出现的称法:

    《缪和》:“《周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这是我们所举例《左传》一书后引用《周易》一书内容时,首见的一例称《周易》。而这一例里所引用的内容,正是《周易》一书中《困》文里的首句内容。

    《缪和》:“《易卦》曰:‘观光之国,利用宾于王’”。

    这里所引用的内容,也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即《周易·观》篇中的内容。却不再称“《周易》曰”,而称“《易卦》曰”。这在《缪和》的作者眼里,《周易》与《易卦》称法是一回事。

    帛书《易传》所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不凡出现了几种称法,即出现了《易》,《卦》,《易卦》,《周易》这四种称法。特别是出现对《周易》一书,以《卦》,或《易卦》的称法,应是战国末期至秦汉之际的不同称法,故这种称法在两汉时期被淘汰掉。因今本《周易》成为经书后,不在与卦说混淆一起了。在两汉时期的典章书籍里,再没有以《卦》,或《易卦》这种称法,即凡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不再以《卦》,或《易卦》这种称法了。

    总之,《易传》是对《周易》一书做出的解释与阐发的最初学术汇集。严格地说,《易传》(除“大象传”外)是对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一书学术研究的最初汇集,但《易传》所做的解释已与《周易》原初本义,已偏差出相当大的距离。

    然而到了后封建社会时期里,却把《周易》与《易传》混为一谈。造成后世对《周易》的误读、误说。即传统“易学”上对《周易》的“误解”,也在于汉以降对《周易》与《易传》混为一谈有关。即西汉统治者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构建思想上层建筑时,把圣人孔子与“十翼”(《易传》)挂上钩,“十翼”成了孔圣人所言,由此将《周易》与“十翼”合二为一,称之为《易经》,并尊奉为五经之首。也由此传统“易学”,把“十翼”奉为《易经》的精髓,《周易》里的原文确成了卜筮的卦爻辞,而弃之如敝履。《易经》成为传统“易学”的解释对象,以《易传》来解释今本《周易》,也成了传统“易学”的宗旨。由此后封建时期里,由《易经》而产生出的一个体系庞大、荒诞不经、观点迥异、学派林立的“易学”,已不是《周易》的学术了。

    2.两汉时期出现的典章书籍对《周易》的引用

    ①西汉前期对今本《周易》的引用

    西汉初期有一部重要的书籍——《淮南子》,这一书里也引用了《周易》里的不少内容。如:

    《缪称训》:“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

    “《易》曰:‘即鹿无虞,惟入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

    “《易》曰:‘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言小人处非直位,不可长也”。

    “动于上不应于下者,情与令殊也。故《易》曰:‘亢龙有悔’”。

    “故《诗》曰:‘执辔如组’。《易》曰:‘含章可贞’”。

    《诠言》:“故《易》曰:‘括囊,无咎无誉’。能成霸王者,比得胜者也”。

    《泰族》:“故《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易》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闻其无人’”。

    《人间》:“故《易》曰:‘潜龙勿用’者,言时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纵观《淮南子》一书里所引用的《易》称内容,除唯有一例疑似出自《易传·序卦》里的内容外,其它“《易》曰”所引用的内容,皆出自《周易》一书里的内容。西汉前期的书籍,凡引用《周易》里的内容,与战国时期对《周易》的称法相同,《易》称形同于《周易》的简称。

    《春秋繁露》一书里也有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用于阐明事理,一样的是称“《易》曰”,而不称“《周易》曰”。

    如:

    “《易》曰:‘复自道,何其咎’,此之谓也”。

    “《易》曰:‘履霜坚冰’,盖言逊也”。

    董仲舒在他的对策中也有引用《周易》里的内容,同样用“《易》”称。

    如:

    “《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也,而为庶人之行者,其祸患必至也”。

    ②西汉武帝时今本《周易》和《易传》共同上升为经书内容,自此以后不单单对《周易》的引用称《易》,而对《易传》内容的引用也用《易》称,由此《周易》的称谓也开始混淆不清了

    到司马迁写的《史记》一书里,不但出现《易》,《周易》的称法,而且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称法,即《易经》称法的出现。而《易经》一词,在《史记》一书之前,从未出现过。虽然《庄子》一书里出现过“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的说法,但这是指六种经典书籍,而不是帝制里尊经的那种称谓,况且也不是单独出现的《易经》称法。

    我们且看《史记》一书里出现的《易》、《周易》、《易经》称法,是否是个同一概念。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年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这里出现的《易》称,则是指《周易》一书了,因为有《彖》、《象》、《说卦》、《文言》这些本属《周易》的学术文章旁证。故这个《易》称,就是《周易》一书的别称。

    《史记·儒林外传》:“《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途而殊归’”。

    这里称《易大传》里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里的内容。可司马迁不称《易传》,也不称《系辞》,而是称《易大传》。这是司马迁把《易传》改称了《易大传》。《易传》,单从这名称来看,是“传”《易》的,即《易》之“传”。而从《易传》里所举《易》之内容来看,则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易传》实乃是“传”《周易》的,应称《周易传》,才是正确地。如“传”《春秋》的文章称《春秋传》,《春秋传》是对《春秋》的进一步研究分析解说与注释,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春秋》而作,而被称为《左氏春秋传》,又简称《左传》。而称《易传》,或称《易大传》里的内容,虽是对今本《周易》的分析解说与注释,应称《周易传》则是正确地。不过西汉之前把《周易》一书,又称《易》,而“传”《周易》的文章,又称《易传》,也不为错。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云:“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sao》;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里出现的《周易》称谓,就是指《周易》一书的原称。

    《史记·日者列传》里云:“昔先王之定国家,必先龟策日月,而后乃敢伐……夫司马季主者,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

    这里出现的《易经》称谓,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不过这里出现的《易经》称法,是等同于先前出现的《易》称,或《周易》称法吗?单从《史记·日者列传》里出现的《易经》说法,无法判定是《易》,或《周易》的同一概念。因在汉武帝时期,已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措施。汉帝国尊奉的《易经》内容,已不单单是指《周易》(即卦爻式《周易》),而且包括了被认为是孔子作的“十翼”内容。《史记·日者列传》里出现的这一《易经》称谓,既无明确《易经》的含义,也无引述属《周易》,或《易传》里的内容,故无法判定这《易经》称谓,是指《周易》,还是指《周易》加《易传》。

    而到了东汉班固写的《汉书》里,对所称的《易经》,已有明确地内容指向,也就知道这一概念的含义了。

    《汉书·艺文志》里云:“《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易》曰:‘宓戏氏仰观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从这段文字里出现的《易经》称谓和说法来看,已知这《易经》称法,既不是汉初之前所称《周易》一书的一种新称法,也不是汉初之前《易》称的一种新称法。我们已知汉初之前无论所称《周易》,还是《易》,这两种称法,是个同一概念。而这《汉书·艺文志》里所称的《易经》,已不是《周易》的同一概念。

    “《易经》十二篇”,说明《易经》的内容共有十二篇。是哪十二篇呢?《汉书·艺文志》里点明了《易经》十二篇的内容。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言:“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

    即这段里所说的“作上下篇”加“之属十篇”,岂不是共“十二篇”么?

    《汉书·艺文志》里所言的“《易经》十二篇”,实乃就是《周易》加“十翼”(即《易传》)这两种内容。汉时把今本《周易》一书里的内容,分为上下篇(汉以后又把今本《周易》里的内容分为“经上”与“经下”的称法),《周易》一书内容变成了上下两篇的称法(如《艺文志》里所言的是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再加上所认为“十翼”(《易传》)里的十篇内容,总共十二篇,这就是《易经》十二篇的内容。

    事实上汉朝中期以后,所尊奉的五经之首之《易经》,却不是单指司马迁所认为的“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的那部《周易》一书,而是包括了被汉史家所认为的“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即“十翼”,又称《易传》)内容。已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一部经书,即有伏羲创“八卦”(或是称“宓戏氏始作八卦),文王拘而演《周易》(或是称“文王演六十四卦”),孔子作“十翼”,所经过的上古、中古、近古这三个时代的伏羲、周文王、孔子这三位圣人,创作出的一部《易经》。所以说,汉时所称的《易经》,可不单单是指《周易》一书被尊奉为儒家的经典,才称为《易经》。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帝国把《易》(即西汉中期之前《周易》一书的简称)和《易传》奉为儒家的经典,由此把《周易》和《易传》统称为《易经》,也由此《周易》一书的称谓,开始了混乱。

    如《汉书·艺文志》里所言:“《易》曰:‘宓戏氏仰观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

    这一段文字里出现了四个《易》称,能否分清这四个《易》称是一回事呢?还不是一回事呢?按常理来说,都是《易》称,难道还不是一回事吗?恰恰这段话里出现的四个《易》称,不是个同一概念。

    第一个《易》称里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里的内容,并不是出自《周易》里的内容。引用时正确的称法,称“《易传》曰”、“《系辞》曰”、“《易经》曰”都可以,唯独称《易》,就与西汉以前的《易》称相混淆了。西汉以前的《易》称,是《周易》的简称。西汉之前也从没有出现以《易》称而引用属《易传》里的内容。这《汉书》里却出现了引用《易传》里的内容,而用《易》,显然与没有出现“十翼”(《易传》)内容时所用的《易》称相混淆。

    第二个《易》称,即“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这段话里的《易》称。这个《易》称里所表述的内容与前一个《易》称里所引用的内容不是一回事。这个《易》,如同《周易》的别称。犹如“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周易》六爻,作上下篇”的说法。也如同司马迁认为的那种说法:“文王拘而演《周易》”。这里应正确的称法是用《周易》,就不与前一个《易》称相混淆了。

    第三个《易》称,即“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这句话里的《易》称。这个《易》显然又不同于前两个《易》称。这个《易》称谓,是等同于《易经》,如同是《易经》的简称。

    第四个《易》称,即“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里的《易》称。这个《易》称,是指《周易》的简称呢?还是指《易经》的简称呢?秦时传承的《周易》应是卦爻式的《周易》,单以这卦爻式《周易》的结构形式来看,在秦帝国的统治者眼里,不能不认为是“筮卜之事”之书,也就没有被禁焚。但秦始皇焚书时,“十翼”内容是否全部出现?即使全部出现,是否汇集成册?不过从“十翼”的内容来看,虽然有些篇章讲述了“八卦”的筮术理论与方法。但总体还是偏重于儒家的学说。从这方面来看,若是秦始皇焚书时《易传》已经辅助今本《周易》传承,而“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就不可能了。显然“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说明还没有配套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文本)的“十翼”文集流传。所以秦帝国的统治者才把《易》看做卜筮的书,而不被禁焚。故这个《易》称,显然是指《周易》一书了(指今本《周易》)。

    总之,这《汉书》里对《易》的称法上以开始出现了混乱,如同这段文字里出现的《易》称,虽是《易》的称谓,但这些《易》称,却不是同一概念。但我们应该能够明确地是,自西汉中期,在《周易》文化发展史上,出现了新的变化。自《易经》称谓的出现,将宣告《周易》称谓的终结。因为《易经》一词涵盖了《周易》内容,这是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无论《周易》与《易传》都上升为“经”的地位,而合称为《易经》。所以《易经》不是指《周易》一书,故《易经》与《周易》,是个不同的文化概念,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为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在《周易》学上出现了新现象,即把《周易》与《易传》合二为一,称《易经》,并为五经之首。而由此以后,凡《易》称,也不同于西汉初期及以前的《易》称了。从西汉中期以后的《易》称内容来看,《易》与《易经》的称法应是同一概念。最明显的是,西汉中期以后,出现的无论引用属《周易》一书的内容,或是引用《易传》里的内容,即统称《易》曰,虽没有出现过《易经》曰,但也不分开用《周易》曰,或《易传》曰。

    这已是约定俗成的把《易经》简称《易》来称了。

    如《汉书·楚元王传》里记载刘向的上疏里有引用《周易》里的内容,也有引用属《易传》里的内容。但均用的称法是“《易》曰”。

    如“《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这是引用《周易·涣》篇里的句子,而不称“《周易》曰”,却称“《易》曰”(当然“涣汗其大号”是刘向从今本《周易》,所谓《涣》卦里的爻辞中引用的。但刘向并没有称“《涣》卦曰”,而称“《易》曰”,显然用《易》曰,如同先秦诸子书籍里出现的《易》曰,所引用《周易》一书里文句那样,是把《周易》一书与史巫(算卦者)之用分辨开来。这里说明刘向把《周易》的文辞,是看成“义理”文章来运用。

    如“《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这里前一个“《易》曰”里的内容是引用《易传·象》文(称“小象”)里的文句。而后一个“《易》曰”里的内容,是引用《周易·否》篇里的句子。这里引用的内容,无论出自《周易》或是出自《易传》但均称“《易》曰”。

    如“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这里的“《易》曰”后面引述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文,但同样称“《易》曰”。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

    “《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这些均是出自《易传·系辞》文里的句子,而刘向上疏朝廷的奏章里所引用时,皆用“《易》曰”来称。刘向(约前77—前6)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这是现代人给的头衔。又是汉皇族楚元王四世孙,曾任谏议大夫等职。

    还如,到了东汉的《白虎通义》典章里也有不少“《易》曰”,但同理这里的“《易》曰”如同“《易经》曰”。即《易》等同于《易经》的称谓。

    《白虎通义》里云:

    “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

    “《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易》曰:‘介如石,不终日,贞吉’。”

    “《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

    《白虎通义》里所引用的被称之谓“《易》曰”里的内容,既有《周易》一书里的句子,而多是《易传》里的“文言”与“系辞”中的句子。东汉是继承西汉后期对《易》的称法,是把《易传》与《周易》合二为一,通称《易》了。

    到《后汉书》里所引述的“《易》曰”内容,也多是《易传·系辞》里的内容。说明《系辞》一文的影响力。也说明在《易经》成为五经之首后,《易传》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周易》的内容。如东汉后期《论衡》一书里的“《易》曰”所引用的句子,多是《易传》里的句子,也有《周易》里的句子。但同理已然是称《易》。

    总之,从武帝以后的两汉时期的文章书籍里所看到的“《易》曰”,已与战国时期的文章书籍里所称“《易》曰”里引用的内容相比较,是不同的了。战国的《易》称,是《周易》一书的简称。而两汉时期的《易》称,就不能认为是《周易》一书的简称。两汉时期里的《易》称里所包含的内容是《周易》与《易传》这两部分内容了。

    我们知道了今本《周易》一书上升为《易经》内容之一,而帝制里凡引用“《易》曰”内容,实乃是《易经》(今本《周易》加《易传》)里内容,帝制里的《易》称,也就是《易经》的简称,不单单是《周易》的简称了。并且在“经学”的帝制是,所引用《易经》的内容,而称“易曰”,而多属是《易传》里的内容,特别是《系辞传》里内容较多,远远超过对今本《周易》内容的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