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与《周易》（四十二）
第八章：《左传》记载人们对《周易》一书的运用对后世产生的深刻影响 第四节：《左传》一书里记载春秋时期对《周易》一书进行“筮之”与“引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运用，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同性质的认识影响，有认为是一部义理书，有认为是卜筮书，更有从亦筮亦理上认为 四、现代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说法 现代对《周易》一词，《辞源》里是这样解释的：“《周易》也叫《易经》，我们古代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是儒家的重要经典。易有，变易，简易。内容包括《经》、《传》两部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附卦辞，文言，说卦，序，杂卦称十翼，为传。主要通过象征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的八卦式推测自然和人事的变化……至三国魏王弼始以义理说易，现在通行的有唐孔颖达《周易正义》（注疏本），李鼎祚《周易集解》。” 这是《辞源》对《周易》一书做出的解释，也可说是给《周易》这一概念下的定义。《辞源》给《周易》所下定义，即“《周易》也叫《易经》，我国古代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是儒家的重要经典。”其它那些内容是解释《周易》一书的内容，包括如何用八种物象八卦式的推测自然和人事变化（后称算卦的那回事）；阴阳二气发展出哲学上的本体论；易学发展上的流派与易学著作等。 我们且不论《辞源》解释《周易》一书所涉及的相关的那些内容对与否。单就《辞源》所下的定义：“《周易》也叫《易经》，我国古代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这就使人们明白了《周易》一书的性质了，知道了《周易》原来是“我国古代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若不懂《周易》是什么的话，一查《辞源》就知道“《周易》是占卜书”，现在也叫算卦的说法。完全可以把“哲学思想”省略掉不说。因为《辞源》下的定义落脚点是“占卜”的，虽然带有哲学思想，但归根结底是用来占卜的。目的是占卜的，而不是哲学，哲学思想是为占卜之用的。既然把《周易》定性为“占卜”的，而在“占卜”的前面，带上修饰语“有哲学思想”的这几个字，似有画蛇添足之感，让人感觉算卦也得有哲学思想么？古人太高明了，用哲学思想指导算卦，并且是儒家的重要经典，看来儒家人物都是算卦高手了。若这样推理，这《辞源》里给《周易》所下的定义，似有不妥。哲学思想和巫术（占卜是巫术一支）岂能融合在一起么？这难道也是东方文化的特色么？纵观西方的哲学史，哲学是排击巫术的，就连神学哲学也是排击巫术的。 造成《辞源》的这种解释，一是所见《左传》里卜筮例子，二是所见今本《周易》的卦爻结构形式以及受《系辞传》的影响；三是把《周易》一书与《易传》混同一体（《周易》不等于《易经》，《易经》是今本《周易》加《易传》），所下的定义。这就混淆了《周易》与《易传》的概念，也就难分谁是有哲学思想，谁是占卜之书了。故《辞源》给所谓的《周易》（包括了《易传》）所下的定义就失去了意义。可是《辞源》是一部大型的权威辞书，可想其影响性。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册，第一章里说：“商代甲骨文也是用来占卜的，但凿龟，看它灼裂的‘兆’，手续比较麻烦，《易经》占卜方法比较简易，因为是周人习用的一种方法，故称“周易””。（《中国哲学史》第16页） 显然《中国哲学史》把《周易》当作占卜书了。“《易经》的占卜方法比较简单，因为是周人习用的一种方法，故称“周易”。” 这里称的“《易经》”是指所谓的“六十四卦辞，三百八十四爻辞”的内容。即今本《周易》，不包括《易传》。 我们且看另一位大学问家胡适对《周易》一书的性质说法，在他的被早年学界里称为“一本划时代的著作”而享誉很高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这样说道：“至于《易经》更不能用作上古哲学史料。《易经》除去《十翼》，只剩得六十四个卦，六十四条卦辞，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乃是一部卜筮之书，全无哲学史料可说。故我以为我们现在做哲学史，只可以老子，孔子说起。”（《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著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十页） 胡适那本书的名称虽是《中国哲学史大纲》，可只是半部中国哲学史内容。目录上也写着的是“卷上·古代哲学史”，内容是讲先秦时期的哲学史。也正如他本人所言的那样，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里是从老子讲起，《周易》在他眼里自然不能做为上古的哲学史料来看待，自然不会从《周易》讲起。因为他把《周易》定性为“一部卜筮之书”了。 我们这里已举的三本相关《周易》的说法，在《周易》一书的概念上可是三种的说法。胡适称的《易经》是包括了《易传》，因为他说：“《易经》除去《十翼》只剩得六十四个卦，六十四条卦辞，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乃是一部卜筮之书。”这与《辞源》和《中国哲学史》里的说法是不一样的。这三本书里是三种说法，是三种不同的概念内涵。 我们再听听大哲学家冯友兰是如何对《周易》一书定性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对《易经》和《易传》的说法散见于不同的篇章里。既没有把《周易》或《易经》作为专章专节来讲述，就连《周易》这一称谓也没有出现。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在第四章讲“孔子”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易经》原来是一本卜筮之书，后来儒家把它作为形而上学来看待。” 单从这句话里的《易经》，不知是包括了《易传》否。但从后半句分析，冯先生称的《易经》内容，当指《周易》。这就是说《周易》是卜筮之书，后来儒家把这部卜筮的书看成哲学了。 《中国哲学简史》在十五章里又说：“如前所述《易经》本是一部占卜的书，巫者取一把蓍草，每两根一次，取出放在一旁，最后剩下的或是单数，或是双数，记录下来，这样连续六次，后得结果构成一卦，《易经》中对这一卦辞就应是神对卜者所求问事的指示。”（《中国哲学简史》第148页） 这无疑说明冯先生所认为的《易经》是卜筮之书。 我们再听听现代史学家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说法。 郭沫若在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里说： “《周易》是一座神秘的殿堂。 因为它自己是一些神秘的砖块——八卦——所砌成，同时又加以后人的三圣四圣的几尊偶像的塑造，于是这座殿堂一直到二十世纪的现代都还发着神性的幽光。 神秘作为神秘而盲目地赞仰或规避都是所以神秘其神秘。 神秘最怕太阳，神秘最怕觌面。 把金字塔打开，你可以看见那里只是一些泰古时代的木乃伊的尸骸。”（《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看郭沫若发出诗性般语言的说法，多么的诗意啊。郭沫若不但是甲骨文与历史学家，还是文学家与诗人。 这论证《周易》也不忘体现诗人的浪漫。而正是“诗性思维”才把《周易》弄的神秘。你看到郭先生这用“诗”的语言说《周易》，能不把《周易》看的神秘么？ 郭先生又说：“《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们现代的各种神祠佛寺的灵签符咒一样，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个人，作的时期也不必是一个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就连郭沫若这一身兼多“家”的大学者，把《周易》（既用《周易》又用《易经》称谓）说的干脆利落，《周易》是巫术。既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又是灵签符咒。不知历史学家郭沫若是如何考证出这种性质的。 而另一位史学家侯外庐则认为“《易经》是杂乱伪书，最好不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49页）这候外庐认为作为史料来看《易经》是杂乱的伪书，恐怕是隐含真对着郭沫若从《周易》中推导出古代社会情况的批判。但侯外庐先生却把《易经》定性为“杂乱伪书”，虽然不涉及是卜筮之书否，但“杂乱伪书”的性质就把《周易》给抛弃掉了，还有什么价值与意义呢？ 金景芳教授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易学”专家。 金景芳与吕绍刚合著的《周易全解》一书“序”中说： “这本《周易全解》包括对《易经》和《易大传》的全部解释…… 一、首先需要说的，本书的说解是恪遵孔子作《易大传》所开辟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并不否认《周易》是卜筮之书。而着眼点却不在卜筮，而在于它内部所蕴藏着的思想……” （《周易全解》金景芳、吕绍刚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1991年第6次印刷） 金先生在他的《周易全解》“序”中对《周易》实际定性为卜筮之书，只是金先生在对认为是卜筮之书的《周易》，着眼点不在其卜筮之术上，而是着眼于卜筮里蕴藏着的思想，这话说的让人理解着就费劲。再者，这“序”中出现的几个概念，恐怕使读者也难以理解。先说“这本《周易全解》包括对《易经》和《易大传》的全部解释。”又说“本书的说解是恪遵孔子作《易大传》所开辟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并不否认《周易》是卜筮之书。”这里说的《周易》是等同于《易经》呢？还是等同于《易经》加《易大传》两部内容呢？若按“序”说的顺序逻辑，这《周易》是指《易经》加《易大传》了。因书名为《周易全解》，并且“序”中已说“这本《周易全解》包括对《易经》和《易大传》的全部解释。”那么，金先生不否认《周易》是卜筮之书的《周易》是包括了《易传》。这就是说《易传》也是卜筮之书了，这又让人不可思意了。总之，金先生对《周易》的说法是个悖论。 我们再看金景芳的另有说法：“《周易》不能说不是卜筮之书。但是学《易》时也要看到，从最初的卜筮到后来《周易》成书，中间有一个发展过程。即从形式上看它仍旧是卜筮之书，而从实质上看已变成一部蕴藏着深邃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著作。当然，《周易》的这个思想是通过蓍与卦来实现的，并且依然把蓍与卦看成是‘神物’……《周易》之所以不易为人理解，固然在于它还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但是这不是主要的，主要在于它的思想理论的高深。”（《周易二十讲》廖名春选编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金景芳教授的这种说法，类似于《辞源》里对《周易》的定义说法，“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出现这种悖论，均是看到今本《周易》里的“六·九”爻式的这一外在形式所造成，不能弄清《周易》文本的改造历史。不能认清“六十四画符号”与《周易》一书的关系。把“六十四画符号”中派生出的八卦筮术，硬往《周易》一书头上套。这是先秦巫史的作法，也是《系辞传》作者们以讹传讹说法的影响，也是受《左传》以《周易》卜筮的影响。 《周易》的外衣不是《周易》作者披上去的，而是后来史巫披在《周易》身上的神秘外衣。金先生没有看破，历史上很多易学者跟着今本《周易》以讹传讹。 金景芳说的“《周易》不能说不是卜筮之书。”“即从形式上看它仍旧是卜筮之书，而从实质上看已变成一部蕴藏着深邃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著作。当然《周易》的这个思想是通过蓍与卦来实现的”。 这种悖论是《系辞传》里“《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卜筮者尚其占”的变个说法而已。看似比《系辞》“四焉”说有进步，实质没有本质区别。 总之，金教授把《周易》定性为“卜筮之书”，既然认为是卜筮之书了，还有什么形式与内容的区别呢？把《周易》说成内容是哲学而是通过占筮的形式来实现的，更是一种有害的说法。《论语》也是哲学，为何不去通过占筮形式来实现呢？金教授还认为《易传》是孔子作的，并且认为《周易》不被人理解，主要是在于它的思想理论高深。可想金景芳在对《周易》的研究上，还有很远的距离。 李镜池的《周易探源》一书“序”里这样说：“《周易》是我国最古的一部书，其所以难解，除了它的文字古简以外，还由于它是一部占筮书，其中隐藏着编著者的哲学思想，而编篡时所采用的材料（占筮记录）时代当更加古远。” “《周易》的内容性质，我认为《周易》原是一部占筮书，为供占筮参考而作，但它由许多占筮辞经编著者的选择，分析，改写和组织，它就不单纯是占筮书，而是寓有作者的思想的占巫书……所以《周易》是以历史材料（旧筮辞）做根据表现作者哲学思想的一部占筮书。”（《周易探源》中华书局李镜池著1978年版第1页第6页） 《周易探源》一书里还有两篇是“《周易筮辞考》”、“《周易筮辞绪考》”。皆把《周易》的文章称“筮辞”，李无疑认为《周易》是占筮卜辞了。 黄寿祺的《周易泽注》前言说：“冠居‘群经’之首的《周易》，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学专著。这部奇书的思想光华，是通过神秘的‘占筮’外衣，焕发出恍惚窈冥的象征色彩。它那蕴蓄丰富的变化哲理出现之际，人们对之既向往又‘陌生’，乃至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翻开《周易》，首先看到的是八卦，六十四卦符号，以及与这些符号紧密关联的卦辞，爻辞，这就是《周易》的“经”文。 《周易》的性质，历来颇有争论。主要的分歧是：或以为是筮书，或以为是哲学著作。这一问题牵涉到对《周易》经传大义的认识，由此这里亦分经传两部分试作探讨。 显然《周易》的卦形，卦爻辞创成之后，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根据上文对六十四六十四卦哲学意义的简单分析，我们认为《周易》的占筮，仅仅是古人对六十四卦义理的方面运用，《周易》的象征，是其书哲学内容的基本表现形式，而贯穿全书的反映事物对立、运动、变化规律的思想，则是六十四卦哲学的根本核心，因此《周易》的‘经’部分，虽以占筮为表，实以哲学为里，应当视为一部独具体系的哲学著作。”（《周易译注》“前言”黄寿祺、张善文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再看《周易译注》对《乾》“用九（1），见群龙无首吉（2）”的注释： “[注释]：（1）用九，这是指明《周易》哲学以‘变’为主的一方面特点。《易》筮过程中，凡筮得阳爻，其数或‘七’，或‘九’。‘九’可变，‘七’不变，故《周易》筮法原则是阳爻用‘九’，不用‘七’，意即占其‘变爻’，若筮得六爻均‘九’时，即以‘用九’辞为占……。” 黄先生一面讲《周易》筮法，一面又说《周易》哲学以“变”为主的一方面特点。这种悖论就是一面看到今本《周易》的“六·九”卦爻形式，一面又看到这卦爻结构形式里面所谓占辞所包含有的哲学思想，因无法将这种形式与内容的历史成因揭示清楚，就来个亦筮亦理的阐述。在阐释算卦书的筮法，又加杂着“哲学”的说法，也就出现了今天对今本《周易》的悖论说法。 高亨也是一位有名的学者，又是一位有名的易学家。其《周易古经今注》写于1940年，重订于1963年，分“通说”和“注释”。“注释”部分又经过1981年重修，到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 《周易古经今注》“旧序”里说：“《周易》古经是因古人迷信而产生的一部筮书，筮就是算卦。古代算卦，一般是巫史的职务，巫史们在给人算卦的时候。根据某卦爻的象数来断定吉凶，当然有些与事实偶然巧合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经验。他们把一些经验记在某卦某爻的下面，逐渐积累，成为零星的片段了筮书，到了西周初年才有人加以补充编订。《周易》古经至此才告完成。”（《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中华书局高亨著1984年版） 这说明高亨先生把《周易》定性为筮卜之书了。但高亨又不像黄寿祺等说的那样《周易》卜筮是表，而哲学是里。 而陈鼓应在他的《道家易学建构》一书中开篇这样写道：“《易》本是殷周之际的占筮之书，自西周到春秋战国的漫长时间里，逐渐由哲理化而哲学化，其哲理化是春秋以降解《易》者的成果，而其哲学化则是受了老庄及稷下道家思想的洗礼。”（《道家易学建构》陈鼓应著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页） 所以台湾的陈鼓应注译的《周易今注今译》一书（中华书局2020年7月北京第一版）是凡译今本《周易》卦爻辞也称筮得某卦、筮得某爻某爻如何。完全把《周易》当卜筮上的卦爻占卜辞了。 曾是北大哲学系教授，东方易学研究会会长的朱伯昆，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一书里的绪论开篇是这样说的：“《周易》原本是西周时期形成的占筮典籍，即算卦用书，但在后来流传的过程中人们对它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又说：“《易传》解经的特点是，将西周作为占筮用的典籍哲理化，使其成为讲义理的典籍，为《周易》奠定了理论基础。” 又说：“《易经》作为西周时期算命的书，由六十四个卦象和解释卦象的卦爻辞组成，其解释卦象的文字即经文十分古奥，后人往往不易理解。卦象如何组成的？某卦象下如何系之某卦爻辞？也难以理解。如何依《易经》算命？为什么《易经》一书能算命？也需要加以解释。这样，自然形成了解释《易经》的各种著作，先秦时期形成的《易传》即十翼，即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写作的。”（《易学基础教程》朱伯崑主编九洲出版社2002年第1版） 刘大钧是中国《周易》学会会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易研究》主编等职与衔的知名易学专家。出版有《周易概论》、《周易纳甲筮法》、《纳甲筮法》、《周易古经白话解》等《周易》与《易传》及“八卦算命”的书籍。 其《周易概论》一书的后记中说：“《周易》作为古代筮书，虽未摆脱神学体系，但其内容都有着丰富的辩证法观点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本册子，后为教学而写，是针对初学者读汉、宋《易》注，往往被其中象数术语所阻，这一实际困难而发的。而象数学又是前人治《易》的重要内容，故本书对汉、宋易学中的象数之说，如易象、卦变，蓍法、占法、卦气、爻辰、纳甲、互体、“图”、“书”、先天八卦方位等，进行了粗浅的探讨和简要的介绍。”（《周易概论》齐鲁书社1980年版刘大钧著） 听明白了吧，这是刘大钧1984年写的后记里说的。首先刘大钧把《周易》一书定性为“古代的筮书”，其次又认为这部筮书“内容却有着丰富的辩证法观点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岂不是《辞源》里“《周易》也叫《易经》，我们古代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说法的翻版吗？不过刘大钧一面说《周易》是古代的筮书（算卦书），一面又说“其内容都有着丰富的辩证法观点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可从他的《周易概论》一书看不出丁点他所言的“丰富的辩证法观点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内容，而是主讲的本与《周易》无关的“八卦”东西。正如他的后记所言的“故本书对汉、宋易学中的象数之说，如易象、卦变，蓍法、占法、卦气、爻辰、纳甲、互体、“图”、“书”、先天八卦方位等，进行了粗浅的探讨和简要的介绍”这些内容。难道这本属八卦筮术上的东西，就是他说的“丰富的辩证法观点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吗？刘的说法既是无稽之谈，又是张冠李戴，即把八卦筮术上的东西说成是《周易》。 台湾曾仕强曾在百家讲坛上讲述《易经的奥秘》，但他讲的“奥秘”，不过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易学”范畴里东西，以及加入他个人的想象与发挥，实与《周易》原本意思不相关联。他讲不出《周易》文本历史上篡改经过，也讲不出《周易》一书所用符号的历史演变（六十四卦符号与八卦符号名称，均是《周易》成书之后衍生的卦术与《周易》本不是一回事），更讲不出《周易》六十篇文章的政治哲学思想，所以这些他都不涉及。虽他认为《周易》算卦是雕虫小技，但他在网上却用一枚铜钱教人如何起卦占卜。他骨子里并不否认《周易》是卜筮的。而他讲的《易经》，或出版诸多《易经》书，更是与《周易》原本的政治哲学思想相差十万八千里。 总之现代“易学”界把《周易》定性为卜筮之书，这既是受春秋（《左传》一书记载）时期，史巫“以《周易》筮之”的影响，又是受朱熹言说《周易》本为卜筮之书的影响所造成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