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纵横家～战略大师司马错

    司马错，生卒年不详，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战国时期秦国著名将领，历仕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三朝。

    与白起、王翦并列成为秦国三大干将，司马错学属纵横家，曾跟张仪有过争论，主张得蜀即得楚。

    战国时期秦国能够成为最强的国家，与商鞅变法有着密切关系，但其他文武大臣也有很多贡献，司马错就是其中一位。

    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司马错率军从石牛道上纵横千里，灭亡蜀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率领陇西军二十万人南下东攻楚国，迫使楚国献出汉水以北和上庸（今湖北西北部）之地。

    司马错之孙司马靳，为武安君白起副将，白起被赐死后，司马靳遂同遭赐死。司马错的九世孙为汉朝《史记》作者司马迁。

    司马错的一生只打了两场大战，一次是灭蜀之战，一次是攻楚之战，而且这两场战争在当时都很稀松平常，毫无名气。司马错灭蜀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但在当时并不被时人重视，它的价值是在后来才显现出来受人重视的。

    与张仪的争论在当时的秦国南方偏远腹地，生活着两个蛮夷国家，一个是蜀国，就是在现在的四川地区，一个是巴国，就是现在的重庆地区。秦惠文王时期，这两个国家发生了交战，互相攻打，两个国家都向秦国派出使者求援。

    其实秦惠文王早有吞并蜀国之意，但苦于蜀道艰难，难以攻打。而恰在此时东边的韩国也派兵入侵秦国，所以秦惠文王一直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不知道是该先灭蜀还是先攻韩。

    丞相张仪主张先攻韩，大将司马错主张先灭蜀。张仪的论断是占领三川郡，打通宜阳道，挟持周天子，以完成霸业，而至于蜀国只是一个西方边远小国，根本不值得劳民伤财去攻打，对秦国的霸业毫无帮助。司马错认为攻打韩国将导致诸侯联合对抗秦国，他的论断是秦国要想称霸，首先必须国强民富，务必先扩张领土，增加财富，所以应当先灭蜀国，这样秦国吞并蜀国之后扩大了版图，增加了财富，还可占据有利地势顺水而下攻打楚国。

    灭蜀之战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的建议，决定出兵攻打蜀国。同年秋天，司马错与张仪、都尉墨等率军从石牛道出兵攻打蜀国，与蜀国军队在葭萌（今四川广元）交战，蜀王兵败逃到武阴（今四川彭山东）。同年十月，秦军灭亡蜀国，将蜀王贬号为蜀侯，而任命陈庄出任蜀国相国。秦国吞并蜀国以后，而后又乘胜灭掉了巴国，使得秦国的领土扩大了近一半，人口增加了三分之一。更加富庶和强盛而轻视周围各国。

    公元前310年，蜀相陈庄叛秦，司马错率军平定蜀乱，诛陈庄，并受命镇抚蜀国，从而为秦国打下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后方，在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源源不断的为秦国提供人力，物力，财力，为秦国的统一立下了大功。

    伐楚之战早在秦惠王时期，司马错就已经提出“得蜀即得楚”的战略主张，他认为如果得到蜀地，就能占据上流，俯缈楚国，对楚国拥有绝对的战略主动地位。

    所以，司马错打的是一张连环牌。在消灭蜀国，彻底平定蜀地后，公元前280年，司马错便率大军由陇西进入四川，然后增补巴、蜀军队10万，接着乘坐大船万艘，载米600万斛，从巴地延涪水南下，进攻楚国。秦军战胜重重困难，翻越今岷山山脉、摩天岭山脉、云贵高原，出其不意地攻到楚国后方。当时，楚军主力集结西北部秦、楚边境前线，后方空虚，遭司马错突然进攻，楚军猝不技防，损失大片土地，秦军攻占楚国黔中郡。楚顷襄王被迫献上庸和汉水以北地区给秦以罢兵。

    司马错攻楚之战打的十分漂亮，是典型的避实击虚战术，开创了我国战争史上早期的战略大迂回战例，实践了他得蜀即得楚的预言。这场战争无论是战术决策，还是战役指挥都到达了超乎寻常的地步，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场大迂回机动战争，可是它的军事意义被后世严重低估了。而后事情的发展果如司马错预测的那样，之后的秦国大将白起伐楚更加验证了这一点。

    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以当年司马错伐楚的进军路线为基础稍加改变，选择入汉中顺汉水南下，出其不意的突入楚境，楚军一路节节败退，白起迅速攻取了主要分布在汉水流域的楚国重镇。秦军长驱直入，直抵楚国别都鄢城，接着水淹鄢城，迅速攻下了楚国国都，挖了历代楚王的祖坟，放火烧了夷陵道。然后在第二年，白起率部队休整了一段时间之后在鄢郢之战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出兵夺回被楚国复夺回的巫郡、黔中郡，秦初置黔中郡。

    军事思想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司马错的用兵特点，那就是‘谋’。这里的‘谋’指的就是谋略、战略的意思。在他的灭蜀之战中，他能一眼就看出伐韩与伐蜀之间的利弊，用雄辩的口才说服秦王，可谓深具谋略；而且率先提出了“得蜀即得楚”的战略主张，目光深远，极具战略眼光，真乃深谋远虑。作为秦国三大干将之一，司马错的名气好像远没有另外两位白起和王翦来的大，其根本原因就是司马错不仅是位杰出的军事家，而且还是位高超的战略家。

    秦国三大干将评价白起是高超的指挥大师，擅长出奇制胜，以小博大。无论是伊阙之战中的声东击西战术，还是黔中之战中的黑虎掏心战术，或者是华阳之战中的长途奔袭战术，招招出奇，战战全胜。

    王翦则是卓越的战术大师，他老成持重，稳扎稳打，稳中求胜；他老谋深算，工于心计，善于布局，可谓名将杀手，不管是能攻善守的名将李牧，还是大败李信的楚将项燕，皆死于其手。司马错却是杰出的战略大师，目光深远，谋略过人，他一辈子只干一件事，灭蜀，平蜀，治蜀。当别人都把精力放在为秦国东出六国而追名逐利挤破脑袋时，只有他默默无闻的在蜀地埋头苦干着，做着既没名声，又无实利别人都不愿干的事情。可是他的付出却换来了巨大的回报，司马错灭蜀成为仅次于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大业。

    秦国消化蜀国后，从此国力大增，一骑绝尘。虽然他没有白起那样辉煌的战史，也没有王翦那样卓著的战功，但他的灭蜀为秦国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司马错同时是不幸的，他赶上了秦惠文王时期，秦惠文王是个喜欢纵横家那一套的君主，他重用纵横家张仪，所以整个秦惠文王时期的政治舞台都是张仪的表演时刻，而他少之又少。

    接下来的秦武王又是一位崇尚勇力的国君，宠幸大力士，他和张仪都被晾在一边，而到秦昭王时期，总算可以有所作为，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以白起为首的年轻一代将领横空出世，至此司马错彻底退出秦国的政治舞台，走向了人生的落幕。

    什么是战略家呢？

    《辞海》对此的解释应该可以算权威：“能着眼整个战局，且拥有极强的宏观意识和长远的战略目光，并能全面详细正确的制定己方的战略方针并能合理分配使用己方所持有力量与资源，从而引导我方获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战局、战争，这说明狭义的战略家本身只限于军事战争领域。

    比如春秋时代，能称为战略家的，大概只有孙武和范蠡。因为这个时代主要是称霸，战术以车战为主，战争通常只持续半天乃至几天的时间，如此短暂的战争时间，根本谈不上长期战略，本身就不符合“战略家”的基础定义。

    而孙武主导的吴国灭楚战争，则从前512年持续到前505年共计七年时间。这段时间中，孙武一直着眼战争全局，对吴楚双方的实力时刻保持清醒认知，中间通过“三师轮出”等策略削弱、麻痹楚国，为最终决战创造条件，而最后的柏举之战“深远奇袭”更是堪称经典，回到前面去看看战略家的定义，就会发现孙武的确符合。范蠡实质同此，只是成色上不免差了一些。

    至于战国时代，能称为战略家的，在笔者看来，恐怕也只有两位，其中一位当然是秦始皇，是他真正主导了六合一统的历史进程，对此估计没人会有疑问。

    而另一位，不是白起，也不是王翦，虽然他俩堪称战国名将之首，具体的军事指挥能力也出神入化，但他们距离“战略家”始终还有差距。

    这个人，其实是司马错。

    在后世，司马错的名声不算太响亮，起码不如白起等人，但若论起对秦国一统的“战略”层面上的贡献，司马错可能才是最不可或缺的那位。

    事情发生在公元前316年，这一年，秦国西南方向上的蜀国、巴国、苴国等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都请求秦国出兵救援。当时，韩国正从东面进攻秦国（公孙衍时为韩相，一向主张合纵伐秦的他主导了这次进攻），因此秦国内部关于下一步的战略出击方向，出现了两种分歧。

    一种可以称为“东向”派，代表人物是张仪。他认为巴蜀等地地处偏远，又蜀道艰难，去打它们不仅劳民伤财，打下来也没啥利益可言，对秦国的称霸大业压根没有帮助，不如东向去打韩国尤其是周王室，夺取九鼎，“挟天子以令天下”，建立王业。

    站在当时的时代，张仪认为打下巴蜀没有实际利益，不算多离谱的认知。因为当时的巴蜀不仅不是“天府之国”（需要等待都江堰的出现），甚至可以说是不毛之地，争利固然没有，当一帮蛮夷的裁判或者说“话事人”也没啥“争名”的荣耀可言，因此南并巴蜀成本高而名利全无，不可行。

    客观说，这一点上张仪的建议有其合理之处，不能就断定其错。但对于东向威逼周王室、“挟周天子以令天下”的建议，则基本可以断定为臭棋。

    因为当时周天子的权威早已衰落，想“挟周天子以令天下”无疑是痴心妄想，天下不会有人真当回事，这和后世比如曹cao的“挟天子而令诸侯”时代背景完全不同。同时，秦国如果真这么做，反而会给天下以把柄，是自行将秦国放在火炉上烤，成为天下的众矢之的。

    结合当时各国的实力对比和后来的进程看，秦国的确还没有真正“问鼎”天下的实力，张仪的这一建议无疑是昏招。

    所以司马错强烈反对这一战略，他甚至就此做出了推演，一旦秦国进攻韩国威逼周王室，周天子会把九鼎送给楚国、韩国也会全面投向齐国，同时，因为秦国犯了众怒，天下势必联合伐秦，这样的话秦国不说完了，起码危险了。

    公元前318年也就是两年前公孙衍主导的“五国伐秦”还历历在目，虽然秦国击败了这次联合活动，但备受孤立的滋味显然不好受，若是实行张仪的建议，秦国无疑将彻底孤立，因此秦惠文王很明智地否决了张仪的建议。

    但对于“南向派”即司马错建议的战略思想的实质，恐怕当时的秦惠文王未必全能领会。

    司马错说：“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彊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原先从事於易。……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

    司马错不仅是军事家，同时也是纵横家出身，他对于富国强兵、外交纵横等领域同样精通，这一次，他便是站在这些角度上分析了“南并巴蜀”战略的意义所在：广地、富民、博德。

    首先，“南并巴蜀”将会拓展秦国的土地或疆域，从地图上看，吞并巴蜀以后，秦国的疆域几乎翻了一倍有余，这种扩张的好处是rou眼可见的。

    其次，当时的巴蜀当然比不上秦国乃至中原之地的富庶，但只要有地有人，就自然会产生财富，这些财富取之自可富国强兵。

    更不要说，后来的事实证明，尤其是都江堰建成以后，巴蜀不仅不是不毛之地，反而一跃跻身天府之国，成为秦国后来一统天下真正的经济之源和兵力之源。也就是说，司马错当初的看似“无心”之举，反而让秦国捡到了一个大宝藏。

    博取德行名声而费力甚少。这个很容易理解，当时中原四周的蛮夷戎狄不仅经济、文化落后，军事实力差距也悬殊，秦国攻占巴蜀轻而易举。（同时代赵武灵王攻打北方戎狄、“胡服骑射”难度同此。）这次又是它们自己过来求援，秦国出兵不算侵略，反而有“禁暴止乱”的美名。

    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秦国于当年年内就吞并了巴蜀，考虑到蜀道艰难，估计秦军也就是到四川徒步旅游了一圈而已。

    又因为是蛮夷之地，中原各国对于秦国的这次版图的大幅扩张并没有强烈反对，除了也早觊觎巴蜀的楚国。

    看了以上，就会明白司马错为什么会是战略家了，他这番分析基本都是站在地理、政治、经济、外交等层面看待问题并精准分析，反而军事层面着墨较少。

    而司马错“南并巴蜀”影响最大也最深远的军事亮点，《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等书并没有记载，它是记载在《华阳国志》上：“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蜀地向东，可以进攻楚国，得到了蜀地就得到了楚国，而一旦楚国灭亡，天下也就统一了。

    这就要说到司马错“得蜀则得楚”这一军事战略的精髓了。

    当时的秦国，因为西南向巴国、蜀国的存在，若要进攻楚国，基本只有东出武关、沿丹水方向进击这唯一一个战略出击方向，这条路线不仅单调绵长，后勤补给困难，更重要的是，它要面临左翼韩国和魏国的军事压力，甚至随时会被两国截断后路，战争风险极大，不能专心对付楚国。

    而一旦吞并巴蜀，我们再来看看，秦国就会凭空多出两条进攻方向，分别是汉水方向和长江方向。后来的事实对此予以了充分证明。

    公元前280年，也就是36年后，司马错本人亲自率领水军从巴地沿长江方向出击，很快进入楚国腹地，攻占了楚国黔中郡。这一前所未有的军事创举楚国当然想不到，猝不及防之下吃了大亏，只好割让上庸和汉水以北地区的土地给秦国以寻求罢兵。

    次年也就是公元前279年，名将白起“致敬”司马错，有样学样，只是改长江方向为汉水方向，同样出其不意，迅速进入楚国腹地，后来便是著名的“水淹鄢都”，终于给与楚国以重创。

    真正的威力还不限于此，那就是，这三条进攻方向排列组合或者全部使用，可以形成对楚国两面夹击的钳形攻势或者三路夹击之势，这对于楚国的战略研判和迎战准备当然是巨大的威胁。

    也就是说，司马错早在三四十年前就已经看到并创造了“得蜀即得楚”的全新战略出击方向。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中国地图在手，甚至于都没有实地去过蜀国和巴国，司马错居然能衍生这种领先时代的创想，其战略素养之高，的确令人高山仰止。

    更重要的是，这种“以迂为直”、创造新方向的战略指导思想，让秦国在后来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得到了实际启发和运用。秦国再也不是单纯的东出中原和三晋争锋，而是攻打三晋和攻伐楚国相结合，始终处于战略选择的主动位，通过迂回楚国而迂回中原。

    我们来看看司马错与战略家定义的符合程度——“能着眼整个战局，且拥有极强的宏观意识和长远的战略目光，并能全面详细正确的制定己方的战略方针并能合理分配使用己方所持有力量与资源，从而引导我方获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着眼整个战局”：司马错始终是站在秦国兼并天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他坚持攻占巴蜀，是为了“得蜀即得楚”。至于“楚亡则天下并”，客观说，当时秦国和司马错应该还没有一统天下的概念，但这丝毫不耽误司马错“南并巴蜀”这一战略在秦国一统六合历史进程中的的实际作用。

    “极强的宏观意识”：司马错的广地、富民、博德便是实证，他从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军事家的角色，而更多是以纵横家或者说政治家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长远的战略目光”：“以迂为直”、创造新出击方向、“得蜀即得楚”。

    “制定己方的战略方针”：司马错亲自实施并验证了自己的战略设想，给白起乃至后世提供了完美的模板和借鉴。

    “合理分配使用己方所持有力量与资源”：其实司马错在这个层面上的贡献可能更大，那就是他不仅合理分配和使用，更是给秦国创造了一个资源根据地和大后方，个中的意义可能才是决定性的。

    “引导我方获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秦国百年一统的历史上，商鞅奠定了基础，秦始皇最后收尾，但战略层面的贡献，茕茕大者，非司马错莫属。

    以上。司马错完全符合所谓战略家的定义，是战国时代当之无愧、极为罕见的战略家，完全可以与秦始皇并立。

    只可惜，虽然司马错贡献了“百年大计”，但他本人因为实施南并巴蜀战略并管理巴蜀，精力都被拖到巴蜀上面（后来司马错至少平定了两次巴蜀叛乱），失去了在中原核心舞台上表演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虽然司马错历经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三朝，但前有张仪、后有白起，他始终没有捞到“历史主角”的光环，在后世也常被忽视，实在令人叹惜。

    但这都并不影响司马错“战略家”的真正地位和实际贡献。

    《史记》等载：司马错与张仪争论於惠王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於朝，争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於戎翟，去王业远矣。”

    《史记》等载：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彊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原先从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请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彊，富厚，轻诸侯。

    作为秦国知名度最高的将军，白起是公认的战国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他天才军事指挥艺术代表了战国时期我国军事发展的最高峰，尤其是他创制的“三骑阵”更是大大提高了秦国军队的战斗力。白起在担任秦国主将的30多年里，经历大小70余战，没有一次败绩，帮助秦国攻下城池70余座，歼灭六国军队百余万，使秦国形成对山东六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因此，在许多人眼中，白起是军神一样的存在。但是，在秦国崛起的过程中，秦国并非只有白起一位军神，还有位极其低调的名将，一样具有超人的军事才能，而且功劳也不弱于白起，他就是大秦名将——司马错。

    司马错作为秦国将领，是十分低调的，低调到在史籍中都找不到他的生卒年月，连他的家乡是秦国少梁还是咸阳三辅都无法确定，关于他的家世，人们只知道他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八世祖。记载的缺失并不能掩盖名将的才华，有限的记载中显现的全都是司马错一生的征战与功绩，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更加的突出了这一位名将的“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司马错历仕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三朝，为将四十余年，为大秦攻城略地，征战不休，使得秦国的领土几乎翻了一倍。

    司马错不但是一位大军事家，还是一位出色纵横家，比较著名的事件就是，公元前316年，司马错与张仪政见发生冲突，张仪主张张仪主张应先攻打韩国，司马错力排张仪之议，认为攻打韩国将导致诸侯联合对抗秦国，攻打蜀国则既可得其人力、物力以充实军备，还可占据有利地势顺水而下攻打楚国，而且蜀国虽然富庶，地盘不小，却是蛮夷番邦，僻处边疆，以秦国之强取之如探囊取物，其它国家不会干预。所谓“得蜀即得楚”，这是司马错给秦惠王许下的诺言，也是他眼光独到，判断精准的证明。同一年，司马错、张仪和都尉墨由石牛道大举入蜀，葭萌关一战大败蜀军，为大秦夺取了这一块富庶的天府之国。

    司马错取得蜀国之后，先后在公元前311年和公元前301年平定蜀地的两次叛乱，彻底稳固了秦国在蜀地的统治，其后司马错又攻灭巴国，从楚国手中夺取巴国原有的土地，牢固的掌控了整个巴蜀之地，而蜀地也成为了秦国大出于天下的后盾与粮仓，同时更是秦国攻楚的跳板，逐渐建立了秦国对楚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公元前280年，司马错奉命调动陇西和巴蜀部队10万分乘大船万余艘，运载大米六百万斛沿涪水顺流而下，出其不意楔入楚国腹心，击败楚军，夺取楚国富庶肥沃黔中郡，战后又迫使楚国割让出汉水以北和上庸之地给秦国。

    公元前291年，司马错担攻魏，夺取魏国的轵地;同年，司马错攻韩夺取韩国的邓地;公元前289年，司马错攻魏，夺取垣城、河雍二地;同年，司马错夺魏国大小城池六十一座;公元前286，司马错再次攻魏，夺取魏国旧都安邑……通过这一系列的战争，秦国几乎占领了全部的河东之地。司马错一生征战无数，且每次战争必定夺取一块富饶的土地，他灭巴蜀，取河东，定黔中，使得秦国的领土几乎翻了一倍，如果论功绩他比白起也是不遑多让的。

    之所以我们今天要聊这样一个被遗忘的人物，是因为他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而他对于整个秦国历史的发展真的不可或缺。而且我们在研究这个人物的时候会发现一个特点，战国策中对于司马错的记载很多，而史记对于司马错的记载总是寥寥几笔甚至没有。根据战国策的记录，当年司马错提出强国之策，里面就创造性的提到，想要让国家富裕就必须要开拓土地，只有土地扩大了，老百姓才会富裕，人口才会增多，只有老百姓富裕人口增多的军队实力才会强大，并且进一步的提升扩张能力。当年的司马错将军创造性的提出了秦国的新的发展思路。

    按照当时的历史记载，秦国正处在一个非常痛苦的阶段，因为商鞅变法虽然非常有效，但是，老贵族的力量还在顽强抵抗，新贵族得到的土地开始越来越少，眼看着新老贵族力量又要一触即发。这时候司马错提出的扩张举动，一下子就引起了秦国的发展新思路，因此秦国通过大规模的扩张，把蛋糕做大，使得新老贵族的矛盾越来越小，而且新贵族的崛起速度越来越快，土地问题被解决，国家的版图也被扩张，更重要的是军队人数也越来越多。

    在这种强国策略之下，司马错居然单枪匹马，趁着蜀国内乱，拿下了巴蜀之地。从这里开始，秦国东初之路再也无法阻止，因为秦国的扩张机制已经被建立起来，并且按照良性循环的过程运行。更为重要的是秦国不仅有了扩张的动力，而且还拥有了源源不断的血液，因为有了巴蜀这个大后方，不管秦国在前方损失有多大，后方都能够提供强大的资源补充和后勤补给。

    根据史书记载当年司马错的这一策略下达以后，秦国的年轻劳动力对于战争有着强烈的欲望，并且使得军队战斗力越来越强，而那些在军队里面退伍的士兵。又可以来到巴蜀之地获得土地耕种，因此一时之间，秦国的军事与耕种两不误，成为富国强兵之国。司马错也成为了清代历史上大家公认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将军，甚至在某些程度上比较起来，他与曾经的创造者商鞅应该是一个级别的。

    但悲哀的是，司马错创造了这么多的奇迹，却最终被司马迁给忽略，因为我们去看史记记载，关于司马错的人生非常的简单粗暴，只是简简单单记录了司马错参与了哪些战争，都是加载在别人的历史传记中，使得当时司马错的人生断代。

    反倒是战国策清清楚楚的记载了司马错之强悍，还有司马错人生之辉煌。后来学者在研究的时候认为，作为楚国派系登场的汉帝国，其实对于秦国的一些历史，特别是秦国打压楚国的历史非常不满，因此当年秦国的一些辉煌被春秋笔法给掩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