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法家～商君商鞅

    商鞅（又称卫鞅、公孙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姬姓，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另一说法为濮阳市濮阳县）人，卫国国君后裔，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

    商鞅，是卫国国君的后裔，他之所以离开卫国，是因为即便是他是卫国国君的儿子，但却是庶出，是姬妾所生。

    诸侯卫国原本就是个巴掌大一点的小诸侯，所以庶出的商鞅自然难以在卫国有所发展，所以他来到了相对而言较为强大的魏国。

    商鞅在魏国地位很低，只是相国府中的一个幕僚，想要在魏国取得突破性的发展也很困难，唯一的指望就是相国大人能拉自己一把，让自己能进入魏惠王的眼帘。

    公元前361年，商鞅迎来了他期盼已久的机会。

    年迈的公叔座相国大人病危，魏惠王前来府中探视并征询公叔座接班人方面的意见。

    公叔座身居高位良久，老谋深算，临死前给出了最中肯的建言：建议启用相国商鞅，如果万一不愿意用，那么最好杀掉，别让他去了其他诸侯，那会是魏国的不幸。

    等魏惠王前脚离开，老谋深算的公叔座立即找来商鞅，告诉他：“我已经向魏惠王举荐了你，根据他的神情来判断，他是不会启用你的，你趁早离开，否则了能会被抓被杀。”

    商鞅很从容淡定地告诉公叔座：“你想多了，他既然没有听从你的建言启用我，那么自然就不会听从你的建言抓我杀我。”

    商鞅就是商鞅，判断非常准确，魏惠王没有启用商鞅，也没有杀商鞅，而是嘲笑临终的公叔座是老糊涂了，竟然将一个毛头小子推荐给魏国接任相国职位。

    魏国是待不下去了，必须另谋高就，商鞅将目标锁定为日益强大的诸侯秦国。

    为了加盟秦国这一目的，商鞅首先搞定了一个人，这人就是秦孝公的宠臣蓝太监，简称蓝监，搞定的方法非常简单，给足好处，给予承诺。

    在蓝监的帮助下，商鞅终于见到了秦孝公，商鞅先后采用了“帝道”、“王道”、“霸道”、“富国强兵之道”四个不同的视角来跟秦孝公面谈。

    第一次，商鞅采用帝道游说秦孝公。

    所谓的帝道，也就是尧、舜、禹禅让的那一套，秦孝公几乎是耐着性子才听完的，然后通过景监告诉商鞅：这人是个狂妄之徒，不可任用。

    在蓝监的帮助下，商鞅取得了第二面试的机会。

    第二次，商鞅采用了儒家孔孟的那一套来游说秦孝公。

    秦孝公依然不能接受，并且再次通过景监对商鞅提出了批评。

    在第三复试的时候，商鞅加快了节奏，直接以春秋五霸为案例，阐明了他的观点和理念，这一次秦孝公的态度有所改变，但是依然没有首肯，也没有给予商鞅任何承诺。

    但是，至此，商鞅已经明白秦孝公想要什么了，他决定在接下来的第四次面试时和盘托出他为秦孝公量身定制的一套方案。

    商鞅最终打动秦孝公的方案可以归纳总结为六个字：富国强兵之道。

    商鞅所建言的“富国强兵之道”到底是什么，我们稍后再谈，现在我们必须对商鞅如何搞定秦孝公作必要的总结。

    其实，在搞定秦孝公这件事方面，商鞅已经采取了深层次的谋略，这种谋略具体表现为：透过交谈和沟通，收集秦国的现状与秦孝公的想法；在摸透了对方的想法之后，使出必杀绝技，令对方心悦诚服地接纳自己。

    仅从这件事，我们就能发现商鞅是一个有才之人，但是绝非是一个简单、单纯、固执的人，而是一个处心积虑，不择手段，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

    从商鞅入秦方式的这一历史细节来看，他悲剧的命运在他踏上秦的领地这一刻就注定了。

    商鞅这样的人时刻会令人提心吊胆，待在商鞅身边，就像行走在一堆烈火边缘，必须时刻谨慎，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被烈焰吞噬……

    如果你真的很想了解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那么既不要去查阅《史记》或《资治通鉴》而应该直接读《商君书》也被称之为《商子》。

    如果你嫌弃通读《商君书》太费劲，那么煮史问道现在就给你归纳出《商君书》的核心观点，以及商鞅思想逻辑链，现总结如下：

    商鞅的核心理念：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这是商鞅思想的精髓部分，看起来一点毛病也没。

    但是，商鞅将“实干”定义为两件事：务农，对其他诸侯开战，除却这两件之外其余的都是被定义为瞎折腾。

    在商鞅看来，那些放弃务农而去经商的，而去从事手工业的，都是瞎折腾。这些人之所以去经商，之所以去从事手艺活，那都是为了逃避耕种，都是逃避上战场去对其他诸侯作战。

    而商鞅的所定义的“空谈”则更不靠谱。

    在商鞅看来那些靠研读一点《诗》、《书》然后就去谋求官职，或者是靠这些儒家学说而去追随其他诸侯，这些都是空谈，他们只会高谈阔论，而且还衣食无忧，这简直就是一种天大的笑话。

    那么该如何才能让秦国的子民都自觉地放弃“空谈”，放弃经商，放弃手工业而一门心思地专注于务农耕种和对诸侯作战这两件上来呢？

    让秦国子民所有的赏赐，俸禄，官职，爵位只来源于农耕和对外作战，不留出任何其他出口，尤其是对于那些读书人，更应该如此。

    那么如何才能让秦国的子民都走上这条道呢？

    秦国得有自己的律法嘛，秦国的法令需要狠一点，再狠一点嘛，不听话就处罚，不听话就动刑，或者直接处死，而且不是处罚或处死一个，搞个连坐，大家一起罚，一起处死。

    这一招看起来是法令，实则是定向设计秦国子民的通道：你们只有老实种田，卖力作战一条路，不往这条路上走，你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如此一来，商鞅变法的两端就非常鲜明：赏——只能来自务农种田和对其他诸侯作战；罚——你不往被赏赐这条路上走，那么就等着你的就罚或杀；与此同时，诸侯秦的朝廷还欢迎你揭秘举报，举报有奖，不举报也要罚。

    看见没有，这种定向设计的通道太强大了，人性的弱点在这一强悍的体系之下会释放出万丈光芒。

    于是，在这种万丈光芒之下，商鞅被秦孝公任命为左庶长，一跃成为了秦国的领政大臣之首。

    剩下的事情就是执行秦律了。

    在执行力方面，商鞅堪称是历史标杆，后世人臣没人能与之匹敌了。

    在新法推行的第一年，为了立威，商鞅组织了一场大的集中行刑的场面，在渭水河畔一起杀了七百多人，而这些人大部分所犯下的罪行就是私斗。

    毫无疑问，这一场集中杀人，只为立威：为新法立威，同时也为自己左庶长的职位立威。

    仅这样还不够，秦孝公所立的太子也在这个时候犯法了。

    太子在旧势力的影响或唆使之下，而杀了一个押运纳贡的农民。

    面对太子犯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执法了，将太子的两个老师一个割掉鼻子，一个脸上刺字，以代太子受刑。而太子本人则被秦孝公给流放至民间。

    秦孝公之所以要将太子流放至民间，一方面是让其避开商鞅锋利的刀剑；另一方面则是去民间实地了解变法给秦国带来的变法。

    秦孝公看起来是支持了商鞅，实则是保护了太子，同时也保护了秦律。

    当被流放的太子亲眼目睹秦国巨大的变化之后，将他待他执掌秦国时，无论他对商鞅有多么怨恨，都不会废弃秦律，但是却因为老师受刑，自己被流放而愈发仇恨商鞅。

    在商鞅的变法之下，秦国果然日益走向强大，商鞅也因为变法之功而晋升为大良造，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在积攒了足够的实力之后，商鞅决定按下战争的引擎，开始武力扩张。

    商鞅将对外第一战的对象锁定为魏国。商鞅之所以将诸侯魏国确定为第一个目标，是有逻辑的：

    第一、秦孝公非常钦佩先祖秦穆公，而秦穆公时代，黄河边上的河西之地曾经是秦的领地，而现在在魏国手里，商鞅试图用武力替秦孝公实现收复河西之地的梦想。

    第二、商鞅曾经在魏国作为公叔座的幕僚工作过多年，对魏国非常熟悉，打起来不仅得心应手，而且还利于有针对性地玩几把阴招。

    第三、吃柿子捡软的捏，此时的魏国刚刚在马陵之战中败给了齐国，不仅太子俘，而且连统帅庞涓也被同门师兄弟孙膑所射杀。

    秦孝公任命商鞅为统帅，于公元前342年派卫鞅率领军队攻打魏国。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魏国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也没有畏缩，而是派公子卬领兵迎击。

    公子卬，是魏惠王的弟弟，同时还是公叔座的学生，而当初商鞅是公叔座的秘书，所以公子卬和商鞅曾经是很要好的朋友。

    如今，这对友人将在战场上对阵。

    就在秦魏两军对峙准备大战之际，商鞅却突然放慢了节奏，命人给好友公子卬送去了一封信。

    商鞅在信中写道：想当年，我商鞅与公子相处还是非常愉悦的，但如今咱俩却成了敌人，两军对垒准备战斗，我实在不忍心看见这种局面，如果公子你愿意，那么我们可以订下盟约，放下兵器，端起酒杯，签个约，痛痛快快地喝几杯之后各自撤并回去交差。

    过于年轻的公子卬竟然相信了商鞅，勒马放下了兵器，参加了会盟，端起了酒杯准备跟故人好好喝一杯叙叙旧。

    但是，当魏公子端起酒杯那一刻，商鞅却突然翻脸，魏公子就这样成了俘虏，魏军也遭到了突然袭击。

    魏军大败，公子卬也算是送了友人商鞅一份厚礼，他成为了商鞅的战利品被押解至秦国，成为了秦国的阶下囚。

    再一次战败的魏惠王终于害怕了，于是派使者向秦国求和，并主动提出割让河西地给秦国，换回了人质公子卬。

    想必此时此刻，魏惠王一定是肠子都悔青了，后悔当年没有采纳公叔座的建言杀了商鞅，否则哪有今天的屈辱。

    胜利者商鞅再一次受到了秦孝公的嘉奖，秦孝公将商地的十五座城邑封给商鞅，同时封商鞅为商君。

    商鞅在秦国的仕途走到了顶点，对于他而言，没有平路可走，剩下的道路如果不是继续向上，就会是跌入万丈深渊。

    对于任何人来说，最大的悲剧不在于即将发生的悲剧，而在于就在悲剧发生的前夕，当事人还自我感觉非常好。

    非常聪明的商鞅在面对自己的命运时，竟然一点也不聪明，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上了万劫不复的一条死路。

    就在商鞅处于巅峰状态之际，商鞅的心腹幕僚孟兰皋或许是意识到了一些危险，于是给商鞅介绍了一位友人：赵良。

    商鞅见到赵良的时候，还在自我陶醉，将自己与秦穆公时期的著名谋臣百里奚作比较。

    赵良原本就是前来规劝商鞅隐退的，既然商鞅提到了百里奚，那么赵良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百里奚出任秦相六七年，在武功方面讨伐过郑国，还出兵救过楚国，在诸侯外交方面三次协助秦穆公拥立晋国的国君，为秦国赢得良好的信誉以及来自晋国的帮扶。

    此外，百里奚在秦国推行的是德化，而非残暴严酷的秦律。

    最后，你应该注意到，百里奚出任秦相，劳累不坐车，酷暑炎热不打伞，走遍秦国，不用随从的车辆，不带大队的侍卫。

    所以，当百里奚去世的时候，秦国不论男女都痛哭流涕，小孩子连儿歌或童谣也不唱了。

    但是，你看看你，来到秦国的时候是靠秦孝公所宠信的太监所介绍的，如今发达了，出门后边跟着数十辆豪华大马车，全副武装的侍卫都排成了长长的队伍……

    赵良最后劝说商鞅，将秦孝公所封给他的十五座城邑交还秦国，劝说秦王改变目前这种读书人普遍归隐的现状，然后自己藏到偏僻荒远的地方浇园自耕，以求自保。

    但是商鞅没有采纳赵良的建议，他甚至从不曾考虑过这些。

    公元前338年，商鞅的好日子到头了，因为这一年他所仰仗的秦孝公崩，曾经被流放至乡下的太子即位了，这便是秦惠文王。

    惠文王即位之后，商鞅势必没有活路，这倒不是商鞅曾经得罪过太子，而是太子想要站稳脚跟，继续要借用商鞅的项上人头。

    首先，商鞅曾经得罪了秦国王室中除了秦孝公之外的所有人，而这些人都希望弄死商鞅。惠文王想要坐稳秦王之位，首选需要拉拢的就是王室势力，所以他需要杀了商鞅，用商鞅的人头来拉拢王室。

    其次，商鞅一支独大，而且已经在咸阳宫中大了十多年了，如今势力过于庞大，而且还居功至伟，所以他必须去死，惠文王需要用他的人头来强化自己的形象。

    再次，秦国子民也喜欢这个人，残酷的秦律只是让秦人臣服了，而非心悦诚服，所以杀商鞅也符合民望。

    最后，杀商鞅是秦王对王室，对贵族，对秦国子民的一种妥协，杀了这个对秦国有恩之人，只是为了给大家出一口恶气；但是，杀了他之后，你们也必须妥协，必须继续支持无执行商鞅的那一套新法，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于是商鞅就扣上了“造反”的帽子，被执行了车裂大刑，同时举家被杀。

    关于商鞅被车裂一事，司马迁给了四个非常精准的字“秦人不怜”【对于商鞅之死，秦人没有怜悯之情】。

    商鞅之所以能在秦国变法成功，那是因为秦孝公时代在变法之前，秦国依然非常薄弱，然后他恰逢秦孝公这么一位奋发图强的国君，于是商鞅变法具备了根基。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成功，跟秦国尚未完全被中原文化所渗透也不无关系，那时候的秦依然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儒家在秦国的根基很浅。

    商鞅变法的成功最关键的因素还在于，商鞅有着超强的执行力，佛挡杀佛神挡杀神，不择手段，不达目的不罢休。

    商鞅之所以悲剧，这是历史的必然，只是当我们放低视角，用人品和行事方式来解读商鞅时，我们也能发现他必死无疑，因为满天下处于秦孝公之外，其他人几乎都被他得罪了。

    秦国能借助商鞅变法崛起的核心要因在于，自秦孝公之后的历代君王都没有废黜商鞅所制定的秦律，所以诸侯秦在“历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顺。

    当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大秦帝国之所以会迅速灭亡，那是因为商鞅变法所造就的社会文化难以出现忠贞不渝的大才。而没有大才，只有注重短期利益的秦国官僚体系虽然可以吞下六国，但是却消化不了六国，于是在商鞅所主导的那一套之下，一切都会灰飞烟灭。秦国依然非常薄弱，然后他恰逢秦孝公这么一位奋发图强的国君，于是商鞅变法具备了根基。

    商鞅的驭民五术

    愚民：统一思想，控制意识形态

    弱民：国强民弱，治国务在弱民

    疲民：疲于奔命，民无顾他事

    辱民：相互揭发，活于恐惧氛围

    贫民：人穷志短，剥夺余银余财

    五者若不能见效，杀之。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yin则弱”“遗贤去知（智），治之数也”

    商鞅认为，人民没有智慧，也不掌握知识，保持淳朴才能强大而利于统治。商鞅这种将“愚民”和“强国”相关联起来的思想，贯彻在了他的变法之中。

    在商鞅的规划下，整个秦国变成了一架巨大的机器，社会上只剩下了三种人，一是服从命令的“顺民”，二是执行法令的官吏，三是高高在上的国君。

    重农抑商的变法措施，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它被之后历代的统治者所承袭下来，由此形成了数千年来以农为本，以工商为贱业的传统观念，也就如此窒息了民主意识发展的土壤。商品经济是旁门左道和奇技yin巧，而人民则在之后的发展中变成了逆来顺受的顺民，渐渐变成了鲁迅笔下的“麻木而愚昧的看客”。

    一一未定君

    商鞅：让秦国强大，自己却惨死

    商鞅变法怎么进行？首先，商鞅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改革措施，就是连坐制。（见附录）以十户人家为一个单位，如果一家犯了错误，另外九家有举报的责任，如果不举报，就要和犯错的人一起受罚。这样可以让所有人动起来，将罪犯一网打尽。但是政策有了，要如何获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呢？要怎么做才能让大家认识到这个规定是认真的，必须重视起来，而不是闹着玩的呢？

    商鞅在都城的南门立了一根约三米长的木头，发告示说谁能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就赏十金。大家觉得不可能给这么多钱，都不相信。过了一会儿，商鞅下令将赏金变为五十金。大家又开始惊叫：“这么多，肯定是假的。”五十金相当于当时老百姓一辈子的收入了。这时有一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扛到了北门，结果商鞅真赏了他五十金。这个典故就是我们家喻户晓的“立木为信”，也引申出一个成语“立木南门”，告诉我们做事要讲诚信、说一不二。

    大家一看商鞅真是说到做到，他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信，纷纷支持变法。当然对于商鞅来说，改革就意味着勇敢，因为肯定会得罪很多人。很多贵族是既得利益者，你要拿走他们的既得利益，这太难了。而商鞅碰到的其中一块硬骨头，就是当朝太子，也就是未来秦国的国君——秦惠王。

    当时太子年龄很小，做了一些违反商鞅变法规定的事情，按理说应该受到惩罚，但是臣子可以处罚未来的国君吗？不能。商鞅说：“那就处罚太子的老师，因为老师没教明白，才有太子做错事的结果。”太子的老师被处刑，脑门儿上被人用墨水刺了字，一辈子都得留下烙（lào）印。大家吓坏了，没想到商鞅变法是动真格的，都谨慎遵守。所以新法推行得非常快，短短几年，秦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老百姓路不拾遗，山里也没有盗贼，为什么？因为盗贼都被人举报完了。

    商鞅变法（想富国强兵），秦国也在军事上强大了起来。秦国跟魏国、韩国打了很多次仗，都大获全胜。商鞅曾领兵攻打魏国，获胜后被封为列侯，号商君。除了上面讲的这些，商鞅还做了一些其他的改革，比如迁都咸阳、完善了行政规划、统一度量衡，等等。后来秦始皇的改革，就有很多借鉴了商鞅变法。

    但是人登到顶峰后就得小心，你爬得越高，可能会摔得越惨。商鞅就是如此，在他到达人生顶峰时，支持他变法的秦孝公去世了，商鞅的靠山倒了。商鞅觉得完了，因为他得罪过太子和很多权贵，他们一定会趁机报复，所以商鞅跑到了魏国。结果魏惠王一看，这商鞅是秦国的犯人，秦国太强大，魏国得罪不起，于是把商鞅逐出了魏国。

    商鞅无奈之下赶紧组织了一支军队，想跟秦国抗衡一下，不过这只是垂死挣扎。商鞅的这一行为被指控为谋反，他很快就被抓回了秦国，最后被判车裂之刑。车裂之刑是一种特别残忍的刑罚，一代改革家商鞅就这样死去了。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商鞅变法？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不管商鞅人品怎么样，至少他对秦国有很大贡献，他帮助秦国富国强兵，并且打开了秦国吞并天下诸侯的大门。

    如果评选对中国历史最有影响的人物，商鞅，一定会进前五名，甚至都有可能进入前三名。商鞅的法术，和孔子的仁说，一软一硬，一表一里，构成了中国统治术、帝王学的两翼。而商鞅的法术，才是其中实实在在的“硬核”！

    公元前338年，秦国首都，咸阳，大名鼎鼎的商君—商鞅，被车裂。

    车裂。也就是俗话说的五马分尸，这种酷刑，因为刑具昂贵，费时费力，普通囚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只有地位特别而十恶不赦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车裂之刑。从中可以看出秦人对他的仇恨之深，和欲杀商鞅而后快的决心和愤怒。

    据传，商鞅被车裂后，秦国百姓争啖其rou，商鞅很快就尸骨无存，这些百姓中，有不少人就是当年商鞅一次性处决七百多人的家属和朋友，商鞅的后果，报应使然。商鞅死后，秦国百姓歌舞于道，如释重负。六国闻之，亦皆相庆。商鞅之死，似乎是个普天同庆的局面。

    六国恨商鞅好理解，因为商鞅的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给六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什么从商鞅变法中得到莫大好处的秦国，也这么恨商鞅呢？

    在中国历史上，秦朝是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朝代，在秦朝的历史上，商鞅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他留给后人的遗产就是“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很多，但其目的只有一条，就是将秦国的百姓，全部武装成了国家的奴隶，男人负责打仗，女人负责农业生产。稍有怠慢或不满，杀之。强调一点，就是商鞅的新法是相当严历的，贯穿着一种“轻罪重罚”的观念。也就是说，惩罚的作用不在于让违规者对自己的行为负相应的责任，而是形成一种威慑的效果，使人不敢违规。这也是早期法家比较典型的思路。据说，当时把灰倒在地上都要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还有连坐制度，使得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成为法律允许的可能。他用残酷的血腥手段镇压，仅一天就处死七百余人，以至于“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天地”；就连太子的两个老师都分别被处以黥刑(脸上刺字)，和劓刑(割去鼻子)。

    后来，秦孝公死了，太子继位，想起了当年的旧怨，就开始治商鞅的罪。商鞅于是就跑。可命运却和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到一家小店投宿时，店老板要他出示身份证件，并说这是我们商鞅大人制定的法律，让没有证件的客人投宿，店主人要受连坐之罪。据说当时商大人恨恨地说：原来我制定法律的弊端，竟到了如此地步。这就是成语“作法自毙”的来历。这种感觉，就如同一名铁匠打了一把名刀，天天赏玩却有一天发现它竟插在自己的肚皮上。

    他又跑到魏国，人家记着当年受骗的帐，把他赶出来。他无路可逃，就起兵造反。被秦王抓回来，用他设计的刑法把他车裂了，家人也全部处死──这也是他规定的。

    商鞅之死是必然的。秦国变法商鞅上得罪了秦国公室贵族，下犯了秦国百姓的众怒。赖以商公强力“法治”思想，秦孝公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加征战，对秦之强大奠定了牢固的根基。可是即便如此，由于孝公义无反顾的强力支持，公室之内对商鞅的强烈不满乃至是仇视现象也迁移到了孝公身上，对这一点孝公心知肚明。之所以不杀商鞅是怕以国家之名失信于天下，而商鞅若死，即便变法使秦国走向了富国强兵之路，但其法便也无存在之理由。赢驷登基，若杀商鞅，对内可争取公室贵族对自己的支持，向下也可向饱受“法”苦的臣民给一安慰和交代，而此时商公之“法”其利已经明显，受新法之利的人群已成气候，二来此时变法已不是秦的主要政治任务。所以，孝公若杀商鞅，有百害而无一利，而其子惠文王若杀商鞅则有百利而无一害！

    惠文王为何以为老师报仇的名义杀害商鞅，甘愿背上一个“公报私仇”的恶名。原因在于，商鞅变法对秦国国家的发展壮大作用巨大，秦国以后还要继续实行商鞅的新法。因此，杀商鞅就不能从公角度出发。另外，商鞅是秦国招贤令招来的，秦国以后还要继续招纳天下贤士。如果以公名义惩处商鞅，以后各国的人才谁还敢来到秦国呢？所以惠文王才不惜自毁其名，杀其身而行其法，也算高明吧。

    后人怀疑商鞅组织的这场历史记载的小规模抵抗是否存在，虽然没有资料可供参考和佐证，也有可能商鞅兄弟最后是被他的仆人们五花大绑缚去领赏的。原因之一商鞅的行为已经是构成叛国罪，追随者不仅要冒送命的危险，还会株连家人，如此大风险的博弈，且成功的概率基本为零。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大势已去，众叛亲离也莫怪；二是按照秦律，擒住商鞅，不仅可能保命，还可能换取荣华富贵。

    其实，在重义信诺的春秋时代，慷慨赴难者多如星斗，取身取义是一种时尚。像电影《赵氏孤儿》，对这种风尚就有充分的描述。但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商鞅也是如此，他蔑视儒家的仁义道德，相信“霸道之说”和“帝王之术”，平素行事，刻薄寡恩，玩权弄术，对手下之人，视之如鹰犬走卒，呼之驱之利用之还内心轻之贱之，得势之时尚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风光得很也自信得很。但一朝失势，没了黄金和权力，自然没有死士替其卖命，更别说义士舍生取义共赴黄泉了，被卖也是活该。

    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商鞅的愚民主张是最明确、最有系统的，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最大的，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弱民的目的。商鞅的愚民政策为秦王国的统一霸业不断地输出格式化士兵，但也为自己的宿命铺垫了一种必然━━那就是，当他被判处车裂之刑押到刑场时围观群众眼神中的冷漠甚至兴奋。人们根本不知道宫廷之中发生了什么，也不想去知道商鞅之死是否公正。他们只知道，秦国原本在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商大人要被五马分尸了，他们兴奋地围在道路两旁，想看看这位平常出巡时前呼后拥的权势者的神秘面目。

    这一幕，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不断地上映。2000年后的法国大革命之子罗伯斯庇尔被砍头那天，街道两边挤满了看客，临街楼房的阳台和窗口，到处都是兴奋得发亮的眼睛；甚至，能够俯视广场上断头台的房间以高价出租；前来观看砍头的妇女们，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如同去参加晚宴或舞会。当罗伯斯庇尔的血淋淋头颅被高举示众时，看客们爆发出愉悦而满足的笑声。

    对于一群没有思考能力没有是非标准的愚民，最好的方式是下命令。对于来自权力的命令，他们将在一瞬间由绵羊变成豺狼，冲向攻击目标。或许，他们曾经无数次服从并执行过商大人的命令，但此时，在他们看来，商鞅只是一个被押向刑场的囚徒，不可能再服从或追随他，除非他重新获得权力。这就是商鞅在秦国变法所获得的最重要的收获。

    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卫鞅两次变法，此外还规定计量标准，统一度量衡，以及改革戎狄旧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等。卫鞅不仅是位政治家，而且还是位军事家。

    “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这个评价是切合实际的。韩非子说商鞅“举法明教，秦人大治”。西汉桑弘羊赞商鞅“功如丘山，名传后世”。宋代王安石赋诗：“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功绩，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