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院 - 历史小说 - 北美大唐在线阅读 - 364 嘉庆抄官

364 嘉庆抄官

    江南之乱后,江南的反抗势力便烟消云散,各种对抗嘉庆新朝廷的势力也大都偃旗息鼓。唯一一个还自行其是的地方总督,陕甘总督勒尔谨也在平定混元教后向陕西挺进的武卫军的胁迫下,最终接受朝廷的指派,回到京城在朝廷供职。

    不过勒尔谨的命数不太好,他刚回京不久,都察院便提起了对他的调查。甘肃冒赈案就此爆发。

    这桩贪污案早在乾隆三十九年就开始了,清代在甘肃曾实行过“捐监”。所谓“捐监”,就是凡愿意取得国子监监生学历资格的读书人,须按规定数目向当地官仓捐交谷粮,遇到灾荒即用这些粮食赈济灾民。后来“捐监”一度停止。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后,以甘肃仓储不足,可用“捐监”粮米赈贷灾民为由,说服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经勒尔谨奏请清廷获准。于乾隆三十九年又开始在甘肃各地开捐。

    但这次开捐,王亶望私自改变“原令只收本色粮米”为“私收折色银两”。这样一来,捐监的粮米变成了白银,显然cao作钱银要比米粮更容易,更便利。清廷在批准复开监捐时,规定每名监生捐粮43石,王亶望把这43石粮食改收银子47两,另外加收办公银、杂费银8两,合计每名监生共收银55两。这样,监粮一下子变成了白花花的银子。

    与此同时,王亶望调蒋全迪为兰州知府,专门承办此事。蒋全迪完全按照王亶望的意图办事,将私收的白银借灾赈的名义任意开销,从中取利。蒋全迪与王亶望商议,为各县预定本不存在的灾情。按照各县报灾的轻重,定出收捐数额,由藩司衙门预定份数发单给各县,令各县照单开赈,这就是“冒赈”。

    他二人又商议设立“坐省长随”的办法,坐镇兰州。收受赃银。凡各县馈送王亶望充冒灾赈的银两,按照“坐省长随”的办法送进。蒋全迪也乘机向各地勒索馈送。嗣后王廷赞接任甘肃布政使后,虽然发现了监粮折银不符合“捐监”的规定,他也曾与总督商议,欲请停捐,但终究经不起利益的诱惑,非但不据实陈奏,反而又将私收折色一事,由各州县办事改为兰州知府总办。变本加厉,复蹈泥潭。

    仅从乾隆三十九年四月至四十二年初,开捐不到三年,就开销监粮600余万石。而这些销去的粮食,实际上折成了银子落到了贪官手中。

    其时,作为冒赈一案主谋和主要定事者,王亶望收受银子有个规矩,就是下属送银子不能让他看见。行贿的人就把银子放到酒坛、菜筐一类的容器里。或者通过看门人送交,王亶望和他的属下自然心知肚明。为了贪赃。州府官员也在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有的直接参与分赃,有的接受贿赂,有的向上报假情况包庇下属。当时,甘肃官场有这样的话流传开来:“一千两见面,两千两吃饭。三千两射箭。”

    可以说甘肃官场无人不贪,无人不脏。

    另一个位面里,此事是因为甘肃出现了起义,朝廷出兵镇压,才知晓了这几年甘肃根本没有灾情。勒尔谨、王亶望等人才落网。在本位面中,唐人自然掌握了详细的情况,并秘密向都察院提供了情报。

    甚至,在朝廷派去甘肃追赃的团队里,还有大批的唐人特工和会计。由于唐人下手可比清官儿们更狠,另一位面清廷只找回来了二百余万两,这一次连追赃带吵架,直接搞出来了600万两。

    所谓见面分一半,唐人在这笔钱中直接支走了三百万两。而都察院的官员根本不敢置喙,因为枪杆子在人家手里,甚至报给嘉庆的数目也只是三百多万两。

    不过这也足够嘉庆大怒了,他早就知道乾隆朝官场贪腐严重,可是连续国泰案和甘肃冒赈案,都震惊了嘉庆。这个国家不知道有多少钱是流入了不该流入的口袋。

    唐人在攻入北京城的时候,把京城的满人全部和汉人大官们都吵了家,一些看起来清正廉洁的,家产都有数百万两。嘉庆没法掌握确切的数字,但是知道唐人光运输这些财物,就前后用了一个周时间。

    嘉庆在朝廷财政紧张的状况下,也终于把注意打到了官员们的头上。都察院开始大范围调查官员的廉洁问题,甚至唐人还提供了不少资料。一旦查出问题,抄家追赃,一时之间,嘉庆把官场搞得天翻地覆,仅仅是抄家抄出来的,就多达700万两白银之巨。也算缓解了朝廷财政的燃眉之急。

    这些被查处的官员,多是地方官,满汉全有。主要也是京城在去年已经被唐人洗劫过了,捞不出什么油水了。

    倒是,原本在新朝廷建立后,大规模开始卖官鬻爵,而付出了大量金钱的捐官们,无不是希望靠着贪污收回成本,可是嘉庆来了这么一出,甚至有些官员椅子还没坐热的,立即就被抄了家。不仅什么没赚到,还被下了大狱,连家产都没了。

    这自然导致之后人们的捐官热情受挫,朝廷捐官的收入大幅降低,不过嘉庆抄家拿的钱更多。

    另外对于清廷算是比较惊喜的是,虽然在唐人逼迫下采用的新官僚体系增大了几倍的官员队伍,但是总体支出却没什么变化。行政效率却增加了不少。

    从小吏摇身一变成为官员的群体,工作热情比较高。新体制下,能被cao作了金钱变少了。这影响了官员们的收入,但又不能说是不合理。公务的支出由朝廷负担,而取消养廉银,这让朝廷的每一分钱都有出入记录。

    虽然一开始有抗拒成分,但嘉庆和很多官员都认识到了这套制度的优越所在。而对于大唐来说,帮助清国变换制度,不是为了发善心。实际上是为了自己能够更方便的剪羊毛,之后接收的时候,也少了更多周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