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佛诤
温仲舒等文官不愿将玄奘指骨一事上纲上线，担心助长世人崇佛之风，并不代表别人也这样想。 例如皇城司。 舆情沸腾，不得不报。 装聋作哑，即为失职。 皇城司前身为五代末年武德司，牵制宿卫诸将，刺探重臣。 独立于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之外。 多以内侍为主官，勋贵武臣为辅，是皇城内外最核心的守卫力量。 建国之初，被赵匡胤用来防备“陈桥兵变”重演，专事刺探内外军情。 随着政局逐渐稳定，权力也随之增长，百官不法、民间舆情，均在其刺探之列。 武臣勋贵出外镇守，家室须留京师，继而成为刺探重点。 崇政殿。 水上长廊蜿蜒尽头是后阁所在，凉风习习，暑气尽消，取而代之的是鲜果清香。 张景宗迈着小碎步匆匆赶来：“启禀陛下，石保兴妻胡氏入宫求见娘娘，皇城司送来一份察子记闻。” 赵恒没了食欲，接过记闻轻叹：“又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 张景宗道：“回陛下，石康孙正月底去了趟夷陵，据报，是因《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句诗，起意为石保兴立传。” 赵恒皱眉紧皱，“石保兴病得这么重？” 张景宗又道：“年初曾晕厥。” 赵恒苦笑：“这样都不愿告假，若让他病养，不是逼他死吗？说起来，朕有些亏待石保兴。本想让他多转迁几任，不至于差石保吉太多。” 张景宗小心翼翼的恭维道：“陛下心慈，是臣子福……” “等等！”赵恒刚低下的头又抬了起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谁写的？” “还是夷陵那位小神童，听说他为麟州杨业写了篇外传。”张景宗道。 “真不让人省心，大孝期间，为他人立传？”赵恒无奈再叹，“诗倒是写的不错，意犹未尽。” “陛下有所不知，听说开始只有前面半句，后半句还是石康孙花了一百贯，从戴家那位小郎君嘴里买来的。”张景宗陪着笑脸。 “不愧为豪富，亏朕刚才还在可怜石保兴。”赵恒自嘲的摇摇头。 “不贵！”张景宗难得说起俏皮话，“石康孙又出借几片金叶子，晃瞎戴小郎君的眼和心，两人结伴下夷陵。” “胡闹！也不见戴国贞参他石家一本！”赵恒忍俊不禁。 “胡氏去信陪了不是，姿态放得很低。戴国贞虽然没有深究，戴家那位小郎君却吃了不少苦头，挨了一顿好打，下人去国子监告假一月。”张景宗道。 “卫绍钦是没事干？怎么总把目光放在那孩子身上。”赵恒敛去笑容。 “奴婢倒是觉得卫都知此举应该嘉奖，请陛下圣裁。”张景宗毕恭毕敬的禀告指骨一事。 “哦？”赵恒细细浏览起来，再抬头时，又是欣慰，又是感慨，“石康孙装傻充愣是想把恩荫让给石庆孙？真是个孝子……” “不枉石家大郎视他为己出。”张景宗深有同感。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石保兴逸事到底写成什么样了？那孩子吃什么长大的？”赵恒感慨万千。 “石保兴那小传似乎连胡氏都被蒙在鼓里，夷陵那童子吃什么长大的，奴婢倒是略有耳闻，是妇乳。”张景宗捏了一手心的汗。 “哈！”赵恒第一次觉得未曾蒙面的刘纬有血有rou，而后又觉得有失君仪，改口道，“有宋太初和丁谓接济，那就不是吃不起？而是不愿吃？六岁始之，至诚至孝。” “陛下圣明，石康孙同样至孝，却缺了诚，玄奘法师指骨要不要追下去？”张景宗问。 “追来干嘛？如何处置？入宫供奉？太祖在永昌陵安息，太宗在永熙陵安息，朕能在宫里拜他人骸骨？”赵恒毫不在意，“这事不用费心，石保兴一定能给天下人一个满意交代。皇城司什么都不用做，任由开封府处置。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事怎么收场，朕拭目以待。” 《圣僧西游记》火遍京师的同时，还有一道未经证实的消息甚嚣尘上：作者为八岁童子，疑为玄奘法师轮回转世。 始作俑者石康孙志得意满的自澶州归来，开始在外城寻址，准备捐建一座严守清规戒律的寺院，专门用来供奉玄奘法师指骨。 坐实指骨在石家手中的同时，完美回应外界担忧、质疑。 那就不是几千贯能解决的事了，石庆孙、石贻孙偷偷跑到胡氏跟前诉苦，说他们成家立业的那天肯定已是破落户。 胡氏疾言厉色的赶走兄弟俩，心里也有些打鼓，以前是三个孩子胡闹，现如今怎么会多出一个？明明是心疾，又不是失心疯。 …… 仲夏来袭，乡间愈发山清水秀。 刘纬心情却是糟糕透顶。 他已能百分百肯定，被石康孙狠狠坑了一把。 两世为人，心思都用在宋太初和丁谓这样的举主身上，根本没想过会折在一个少年手里。 肖小七比谁都委屈，明明是来报喜的，却挨了顿前所未有的冷眼。 人到用时方恨少，幸亏有林宪杰出面交涉。 刘纬坐卧不安。 如果继续发酵下去，这辈子再无出头可能。 殿试就不用想了，还会连累宋太初、丁谓、王贽、峡州知州、夷陵知县。 难在资讯不对称，根本无计可施。 林宪杰回来的很晚，交涉也不顺利，那些僧人仍然坚持明日来石磨村一探究竟。 但林宪杰同时带回一封由知县转交的信函，走的是直入县衙的三百里马递，本是盗贼文书收发专用，发信人担了不少干系。 信是戴国贞写的，详述手抄本一事前因后果。第一天傍晚他才察觉石康孙举动，但将近两千贯已经花出去了，再想阻止已不可能。狠揍戴朝宗一顿，责其请来石康孙逐步删减……最后道明温仲舒的责难和他的应对。 刘纬热泪盈眶：因千里之遥，有意无意的忽略了戴国贞，递至京师的家书均是问安，再无外话。可戴国贞却一直在准备善后事宜，拾遗补缺，亦师亦长。 温仲舒的态度很让人放心，这也是士大夫阶层的主流意见，不给外教任何造圣之机。 石康孙的想法，并不难猜。 六千贯足够在京师内城黄金地段置一套两进宅，且绰绰有余，既能表示石家诚意，也能转移世人注意力。 可在刘纬看来，翻抄的那些书肯定能卖出去，早晚而已。 这个哑巴亏不能吃，也不能跟石家走的太近，索性全还回去，顺便出口气。 不亚于成人的算计，借白纸黑字娓娓道来。 先游说开封府和国子监行文，《圣僧西游记》助长歪风邪气，严禁版刻、手抄。 再由开封府就此意向，行文河南府、京兆府同禁。这两处才是法相宗发源壮大之地，绝对会激起反弹。 仅需意向，无须成行。 广而告之即可，戴国贞、石康孙均能轻而易举的做到这一点。 最后由开封府左右军巡院出面告诫正店、酒楼、勾栏、瓦舍内的说书人：不得妄言神佛事，依律当流。 在无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措施之下，人会最大程度的满足自己逆反心理。 其实，《圣僧西游记》手抄本卖的还算不错，因为白话小说这种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原本诞生于二十年之后。 方兴未艾的说书行当会很快就会发现，白话小说比史书更适合茶余饭后。 石康孙所谓的诚意好还，但后果难料。 刘纬嘴里的“秃驴”即为其中之一：佛教此时正值疯涨期，良莠不齐，鱼目混珠，一切向钱看，更像入世的一种职业(避税避役)，而非绝尘出世。 这也是赵恒以下历代君王重道教、轻佛教的根本原因所在。 华夏三千年，“三武一宗”灭佛均留名青史。 这时，距周世宗柴荣灭佛不到五十年。 周显德二年(955年）五月，世宗柴荣降诏：“释氏贞宗，圣人妙道，助世劝善，其利甚优。前代以来，累有条贯，近年已降，颇紊规绳…… 漏网背军之辈，苟剃削以逃刑。行jian为盗之徒，托住持而隐恶…… 诸道府州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其无敕额者，并仰停废，所有功德佛像及僧尼，并腾并于合留寺院内安置……” 也就是说，凡无历朝天子敕名寺院，尽废。并定下诸多出家禁令，根而治之。 那一年，共废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座，仅剩二千六百九十四座。 十不存一。 若非君臣同心同德，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之后，赵匡胤黄袍加身。 佛门高呼：世宗灭佛，遂遭天遣。 一拍即合，各取所需。 但柴荣灭佛，大大的促进了经济民生发展，以士大夫阶层为代表的儒学更是鼎力相助。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 但赵宋初期是个绝对例外，臣子还是柴周时期那一批。 佛门仍然不受当朝文官待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赵恒登基之后，完全没有得位不正的负担，每每诏臣试对、顾问，时常赞誉柴荣为政有方，颇有引为榜样之意，且以“世宗”称之，而非“周世宗”。 百官有样学样，上疏论事，也以“世宗”称之，居“太祖”、“太宗”上。 刘纬以读书人自居，当然要旗帜鲜明的表态，遂作“佛诤”。 “佛前一跪三千年，未见我佛心生怜。莫道尘埃遮佛眼，原是未献香火钱。 漫天头陀高高坐，何曾睁眼看人间。尘世多灾心亦冷，诸佛踪影几时显？ 佛言可把众生渡，但要众生孝敬钱。衣食父母学师长，谁渡谁谁受谁捐？ 佛言己身不贪财，为何香火忌烛台？佛说众生皆平等，唯我独尊是何柴？ 恶人作歹前世德，善人罹难前世孽。前世造孽今世还，何为首尾何日绝？ 立地成佛恶人福，八十一难善人劫。三世因果欺众生，六道轮回助纣虐。 佛说向善是本性，却又不容人在先。心有善念自有道，何需佛前乞垂怜？ 佛门如今魔障重，外慈内孽诱民归。我心自有光明月，山河大地拥圣辉。” 翌日清晨。 林宪杰持“佛诤”入城，阻不速之客于宅前。 众僧掩面而走。 又十五日，戴国贞持“佛诤”献于温仲舒，并上请：禁《圣僧西游记》版刻、手抄。 温仲舒不许，老怀大慰：“孺子可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