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章法家代表人物及法家道路大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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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至秦时期，法家理论得以全面实践。秦朝结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年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华夏历史上第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多民族共融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首创了皇帝制度、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中央官制，以及郡县制，彻底打破自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强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奠定华夏大一统王朝的统治基础。

    从出土文献资料看,在汉初标榜黄老“无为”政治的另一面，又体现出对秦代法制的继承。

    汉武帝时代儒学地位空前上升，但是法家理论依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汉宣帝所谓“本以霸王道杂之”，就反映了这样的影响。

    东汉末年，随着士人群体意识的自觉以及曹cao父子政治方略的转变，儒家失去了正统地位。玄学在魏晋200多年中一度取代儒家占据正统地位。

    法家学说的文化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又得以重新上升。史载曹cao“揽申、商之法术”,受先秦法家思想影响很大，不官不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

    南北朝时期统一北方的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在政治上推崇法家。博士公孙表献上《韩非子》一书,劝他用法制管理臣下。他对韩非的集权思想非常赞赏。

    隋唐时期法家继续发展，唐朝的科举中也设有法家科目。

    宋朝时期儒家全面上位。在后来的历史中，偏好法家理念治国的人还有诸葛亮、隋炀帝杨广、王安石、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张居正、清圣祖玄烨、清世宗胤禛等。

    但大部份获得好评的帝王都是兼擅采用法儒二家理念治国者，如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等。

    可见法家的脉搏仍然存在，法家在许多重要历史时刻都顽强地表现了自己，如诸葛亮治蜀、永贞革新、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时期。使历史一次次向前迈进。

    说起法家，那便绕不开几位代表人物——

    管仲，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谥敬，春秋时期政治人物。

    被称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汉族，颍上人，周穆王的后代。

    是华夏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改革家,被誉为“圣人之师”和“华夏文明的保护者”。

    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失败，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成为齐国上卿，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所以又说“管夷吾举于士”。

    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并因开创国营娼妓制度而曾被华夏服务业供奉为保护神。

    李悝，py人。嬴姓李氏，名悝，一作克,战国初期魏国人。

    约生于周定王五十四年，卒于周安王七年，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

    在魏文侯时任丞相，主持变法。

    司马迁说：“魏用李悝尽地力，为强君。”

    班固称李悝“富国强兵”。

    李悝变法在魏国走上富强之路过程曾做出很大贡献，是华夏变法之始，随后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都在发展着李悝的变法实践，在华夏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慎到，赵国人，早年曾“学黄老道德之术”，后来成为法家重要代表人物。

    齐宣王时他曾长期在稷下讲学，对于法家思想在齐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史记》说他有《十二论》，《汉书·艺文志》的法家类著录了《慎子》四十二篇。后来很多都失传了，《慎子》现存有《威德》、《因循》、《民杂》、《德立》、《君人》五篇，《群书治要》里有《知忠》、《君臣》两篇，清朝时，钱熙祚合编为七篇，刻入《守山阁丛书》。此外，还有佚文数十条。

    申不害亦称申子，郑韩时期人物人。战国时期法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思想家。以“术”著称，著有《申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代表人物。

    韩国灭掉郑国后，韩昭侯重用他为丞相，在韩国主持改革，他在韩为相19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十五年间便使韩国强盛起来。

    商鞅，原名卫鞅，也叫公孙鞅，战国时期卫国人。

    商鞅早年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孙痤病死后，魏王并没有重用商鞅。

    后来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者，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

    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三见孝公，拿出了三套改革方案，分别为“帝道”、“王道”、“霸道”。

    商鞅畅谈霸道的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商鞅得到了施展他改革变法理想的舞台。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为：建立新型的军功爵制，激励士兵奋勇杀敌；奖励耕织，保证了秦国后方粮草充足；制定新法，使得百姓各司其职，安分守己。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诸侯国，为后世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剧辛战国时期赵国人。战国时期著名燕国将领。

    在战国历史上，剧辛不是一般人物，当年在赵国也出仕过赵武灵王。剧辛是战国后期法家的重要代表，著有著名的《剧子》，亦称《处子》九篇。

    韩非，战国时期的韩国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将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商鞅的“法”紧密结合，系统化发展法家学说。

    韩非是韩国的王公贵族，但是他的学说不被当时的韩王所采纳。在悲愤之下，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

    后来这些著作传到了秦国，秦王政看完后，发出了“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

    但韩非在出使秦国时，没有得到秦王政的信任，更被李斯、姚贾陷害，被毒死在秦狱中。韩非虽然在生前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把法家思想、学说进一步发展，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秦始皇，嬴姓，赵氏，名政。秦庄襄王之子。出生于赵国都城hd，十三岁继承王位，三十九岁称皇帝，在位三十七年。

    华夏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首位完成华夏大一统的铁腕政治人物。

    建立首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曾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构成“皇帝”的称号，是古今中外第一个称皇帝的封建王朝君主。

    他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

    统一六国之前，有一次，他读了韩非写的书，十分佩服的说:我想和这个人交流，即使死也没遗憾了。

    他根据韩非子的中央集权理论开始作为强化国家机器。

    在中央，确立了一整套为皇权服务的官僚体制，使皇帝总揽国家一切大权；在地方，废除了所有的分封诸侯国，设立郡县，将全国统一划分为三十六個郡县，皇帝直接掌握地方行政官的任免权。

    李斯，战国末年楚国人。

    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

    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

    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

    秦王政十年下令驱逐六国客卿。

    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为秦王政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

    在秦王政统一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

    秦统一天下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被任为丞相。

    他建议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的兵器，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又主张焚烧民间收藏的《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

    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于秦二世二年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

    可以说，法家在诸子百家中，甚至是在华夏历史中，都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同墨家的兼爱非攻这种道路一样，法家也有法家的道路！

    【制定法律】——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的作用是约束百姓的行为。而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法之人，可以奖赏顺服王法的人。

    通过赏罚来督促百姓的理论依据是人性趋利避害。

    同时韩非子还补充道：“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

    圣人治国的方法，不是依靠人人为善，而是使人人不作恶。

    一国之内为善的人不计其数；使少数作恶的人不作恶，国家便能太平。

    君王治国，是依靠众人的力量并使去除恶。

    所以，治理一个国家不要老是着眼于提倡好的道德，而应致力于建立那管理少数作恶者的条文。

    据此推论，君王只需掌握法律，以法治民，社会就会天下太平，而只以宣扬好的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是徒劳的。

    【循名而责实】——

    这是法家对“正名”的解释。君王需要有一套驾驭臣子的权术。而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吏有责任去完成其职务所要求的各项工作。

    君王的职责是把某项名义的职务授给某人，这项职务所要求的工作已经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君王只关心某个官吏是否恪尽职守，至于怎样完成工作要求，是臣子本身的事，不需要君王指导。

    君王要做的只是：完成任务有赏，完不成任务受罚。关键是君王如何选择合适人去担任某项职务。

    “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这样，能者居上位，无能者淘汰。

    【好利恶害】——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

    管仲曾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

    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因而，法家将“好利恶害”得人性与国家富强结合起来，用赏赐、刑罚诱使、驱使人们“耕”、“战”、“告jian”，凡是生产粮食多的、杀敌有功的、揭发违法犯罪的，都可以得到官爵、田宅，任何人，不论出身如何，只要努力按照国家的法令去做，就可以得到富贵荣华，而国家也就富强起来了。

    【治道不法古】——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

    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

    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

    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势术法结合】——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

    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战国初期，封建制在各诸侯国相继建立，应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全面变革奴隶制的需要，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

    这一学派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各有特色，在方策上亦各有别，但都主张以“法”治国。

    讲学于稷下学宫的齐国法家，继承发展了管仲的思想，汲取了黄老之学，主张法礼并重，先德后刑，因道生法，形成了一套较为温和的法治理论。

    《管子》中的法家著作和帛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等是他们的代表作。

    而秦晋两国的法家则主张严刑峻罚，反对礼义说教，专重于法、术、势，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力并天下。

    他们是法家中激烈而彻底的一派，政绩显著。历史上通常把秦晋法家视为先秦法家学派的主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