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距离北安州千余里的平州府城隶属中京道，始皇帝嬴政第四次东巡时便是驻跸此地，并在这里派出燕人卢生、方士韩终入海求仙，还留下了铭刻“碣石门辞”以歌颂自己的大德。此地南临渤海，北依燕山，草木葳蕤、野蔌布郊，一派繁荣景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脸上常都挂着笑容，很富于知足的表情。

    可惜这种知足没过多久便不再继续下去了。

    宋政和十年，右文殿修撰赵良嗣带着徽宗的亲笔信函出使金国，签下了“海上之盟”。宋朝以将原来供奉给辽国的岁贡转奉给金国做为价码，联合攻辽，以图收复燕云十六州。

    盟约签订后，金国完颜阿骨打率兵很快便付诸了行动，并不断取得胜利，而宋却迟迟不能成行。原因是“后院起火”了，内乱频发，各地间聚众造反者越来越多。王师数伐不利，便延误了合金之计。如此违约，便惹恼了阿骨打，同时也起了蔑宋之心。于是挥师南下，吓得正在燕京城中鞠球作乐的宋室官员，连守关的炮衣都没有掀开便受了降。

    无奈之下，宋国不得不再与金国达成协议，金将太行山以东燕、蓟、檀、景、顺、涿、易七州交还给宋；宋每年向金纳岁币银绢各20万两匹，另输代税钱100万缗；平、滦、营州不属五代时契丹受贿之地，不在归还之列。

    自此，原大辽治下的平洲便易主归了金人。

    辽管时期汉、辽族人与法律权益上基本达到了平等。自耶律阿保机开始，只契丹区域维持部落的习惯。对所管治的汉人区域参考唐制，沿用汉人《唐律疏议》，实行一国两制政策。至景宗耶律贤以后，汉人不仅可以南院为官，如果战功卓著或者科举拔萃，还可以入北面述职。当年的韩知古即为蓟州玉田汉人，六岁入辽，其后嗣三代效忠辽朝。至其孙韩德让更是累封楚王、北府宰相、北院枢密使，赐名“德昌”，人皆称其为大宰相，之后，又承皇恩，再被赐名“隆运”，隶属横帐，位在亲王之上。张孝杰建州永霸汉户，重熙十五年擢进士第一，道宗年间封陈国公，仕北府宰相，赐国姓“耶律”，又赐名“仁杰”，在辽国汉人中，贵幸无比一一尤其道宗之后最宠汉学，尊“儒家”，建夫子庙，逢春、秋两季，皇太子都要拜谒祭奠。达人显贵俱喜吟诗作赋，常以取汉名为荣，萧燕燕便是“承天皇太后”的闺号，由此可见，对汉人的仕子学生的重视程度了。吸纳中原科举制度，广选汉家人才委以重用。咸雍年马人望进士及第，初任松山县令，尔后递迁中京“警巡使”。断案入神，过手从无冤假错案。同时，辽国政策对待百姓也是轻徭薄赋，全没有做“后爹“的态度，其税负较宋还要低些，并且依照汉族人习俗，致力建造城池安置生息，以助娶妻生子、安居乐业。本来老百姓也不关心这版图归属的事儿，只要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就满足了，何况这城里除了多几个髡发的契丹人种，也再没什么变化，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金人与这些原住民们相处得颇为融洽，还常常请教一些汉文汉礼，全没有高高在上的感觉，让汉人们觉得心里很舒服。因此这几十年才有了耕地广阔，牛羊满山的欣欣向荣景象。

    可金人一来，这一切就全变了，金太宗废免了“因俗而治”的政策。强制推广奴隶制，执行“猛安谋克制”，各村寨设猛安谋克户，规定以户为计算单位，以三百户为一谋克，设百夫长为首领，十谋克为一猛安，设千夫长为首领，使女真同其他民族混居，以利于控制。下诏“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强迫汉人剃头辫发。有抗拒者立杀。在任官举仕上更定了限制歧视汉人南人的法规。明令不许汉人担任中央或地方官吏，其“长则金人为之，而汉人、贰焉”即使在不得以用汉人时也要金人做主官，汉人出任副职。更罢黜了科举制度，绝了汉人学子的入仕之途，以致与有人叹曰：如何穷巷士，埋首书卷间；年年去射箭，临老犹儒冠！

    尤其对低等阶级的老百姓最是残酷，在尽数掠夺过田地之后，广放高利贷，使无以为计的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做了债务奴隶。规定『欠债者以人口折还，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凡是积欠公私债务而无力偿还者，即以本人和妻子儿女的人身抵偿，凡是藏匿逃亡者之家，家长处死，产业由官府和告发者均分，人口一半充当官府奴婢，一半充当告发者的私人奴婢，连违令者的四邻也须缴纳“赏钱”三百贯。更出动大批金军，到处搜捕“欠债者”。搜捕队凡遇着村民，即行拷掠，或迫使其自诬，或威逼其诬人，致使“生民无辜，立成星散，被害之甚，不啻兵火”。以致“积尸狼藉，州县囹圄为之一盈”。还任意征发大量汉族成年男子去当兵，有时候竟然挨家挨户搜捕汉人壮丁，标价出卖，或者转换战马；而当搜捕到的汉人壮丁数量过多，暂时派不上用场而又难于供应其口粮时，就大批大批地坑杀；随意霸占蹂躏汉人妇女，每在一处便多有银牌天使，不问贫贵婚否，任意指定女子伴宿，略有不从便给予灭门之罚........如此的法苛赋重、凌虐劫掠使得金管区人丁大减，民生凋敝，经济倒退，到处都是萧条景象。

    一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

    脚踩到生死的边缘，百姓们终被逼迫得开始反击了，时有村民在井水、食品中投毒药杀金国官兵、牲畜，这也更引来了当政者的强烈反弹，金太宗亲自下谕，令店铺主人必须将姓名刻于石头或木板之上立在店前，违令不办者，治以重罪，又禁革沿街流动售卖的小商贩，以期绝了毒药来源。并且凡村中有一人从事抗金斗争，便株连全村，如果有人据城抵抗，金兵破城之后就要屠杀全城居民。

    无可奈何之下的人们开始逃亡。被掠为阿哈的汉人纷纷背井离乡。一部分逃往了朝鲜，辽天庆五年，“逃人朝鲜者，不下二万”。同年，江宁州兵民起义遭到镇压后，三万余人渡江，逃入朝鲜。金太宗完颜阿骨打为此致书威胁朝鲜王：“据闻我所获得之民，多有逃往尔国者”，务须送还，否则将结下仇怨，对朝鲜不利。

    更多的人们选择往南方宋国逃难，毕竟那里是大多数汉人的祖源。到天庆六年中，已多达八十余万人。此后，逃者仍然络绎不绝，可宋金协议，彼此划定势力后，不得招降纳叛。最初时宋国尚敢接纳一些难民，可随着金朝以战争相威胁，宋不得不把这些人又归还了回来。被彻底抛弃了的人们愤恨不已，一些人心中便隐隐有了鱼死网破、死中求活的念头，但这个念头往往只出现在一瞬间，便被自行打压了下去，常年的逆来顺受使他们的承受能力无比的坚韧，“日子总是会好起来的”的想法让他们把初期的造反念头坚忍了下去。

    终于，一场大的天灾让人们的忍耐力冲破了极限，

    由于平洲西北紧靠燕山山脉，东南濒临渤海湾，夏秋季节气候湿热，雨量集中，时有暴雨或连绵不止的yin雨，而此地地势平坦低洼又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这就为洪水泛滥创造了先决条件。加之连年战火不断堤坝不修，天庆八年“天灾流行，yin雨作阴，川泽涨溢，皆失故道，”洪水漫淹了大量的田园庄舍，害禾稼殆尽，居民庐舍多垫溺者”。野有饿殍，交相枕藉，有的地方竟到了易子相食的地步。其惨景可想而知。而此时金国朝廷却不予开禁、赈济，还一味使唤空着肚皮的灾民们在一一冰天冻地里修堤筑坝、恢复桥路，至使百姓们又饿死溺亡了数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