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众怒难犯
第十九章众怒难犯 生产系统这个组的召集人是生产处处长徐德昌。徐德昌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到了快退休的年龄，这个人一生的特点是求稳怕乱，宏文纸厂公私合营前他就是资方的管理人员，当生产处的生产计划员，后来又先后做过制浆、造纸车间的主任，年纪大了后，当时的厂长杨洪看他在基层车间工作太辛苦，才把他调回生产处做处长。由于徐德昌非常熟悉生产情况，处事又稳重，所以无论那一届的厂长，都很尊重他，视他为左膀右臂。 工厂生产系统出来的人，一般来说都比较务实，徐德昌也不例外，小组会议一开始，他就对代表们说：“刚才大会上任厂长让我们找亏损的原因，提整改的措施，我们是生产系统的代表，大家就围绕生产方面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吧。哪个代表带个头啊？” 令徐德昌始料不及的是，在座的工人代表们竟然不买他的账，他刚说完，代表们就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的说“为什么只能谈生产上的问题，其它方面的问题难道就不能谈吗？”还有的人说“厂子以前效益好的时候，我们工人就是这么干，现在我们还是这样干，厂子却亏损了，这不是我们工人的问题，要找原因，也是在厂领导身上。”更有人说“任厂长让我们嘴巴尖锐一点，不要畏首畏尾，这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让我们揭摆厂里的问题吗，光说生产上的事，能解决亏损问题吗？” 看着大家越说越激动，徐德昌感到这样下去会场秩序就无法控制了，所以就解释道：“请大家安静一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都是生产系统的人，对生产方面的事情比较熟悉，说起来容易一些，我并没有不让大家说其他方面的事，只要对扭亏增盈有利，什么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提嘛。” 听到徐德昌这么讲，会场才安静下来。 “我先带个头，”看到大家都静了下来，徐德昌接着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产计划有问题，以前计划经济的时候，编制每年每月的生产计划很容易，上级都会给我们一个具体数字，我们只要按照这个数字安排原辅材料收购和生产进度就可以了；现在是市场经济了，生产什么产品，生产多少，全看市场需求，没人给我们下达生产任务了；可是市场需要什么，需要多少，我们心里一点底都们有，生产计划完全是按照自己设备的能力来制定，非常盲目，结果是我们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造成库存积压，客户找上门来要买的品种，我们却没有。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生产计划就是一张废纸，说的再严重点，就是误厂误国！所以我希望这届新领导班子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徐德昌提出的这个问题，确实是这几年国企由生产型转向经营型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计划经济的年代，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国家决定，生产出的产品全部由国家调拨，企业不存在销售问题；实行市场经济以后，除了少部分产品接受国家的计划指导外，绝大部分产品的销售成了企业自己的事情，宏文纸厂的产品，只有印刷学生课本的凸版纸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其他的全部要自产自销。虽然说厂里的销售队伍越来越庞大，人员由原来的几个人增加到几十个人，但是由于大家对市场销售经验不足，尤其是对变化多端的市场需求缺乏认识，也没有建立市场需求信息反馈系统，所以基本上是沿用以往的经验销售模式，形成不了以销定产的经营格局。正因为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徐德昌所说的“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造成库存积压，客户找上门来要买的品种，我们却没有”现象。 徐德昌说这个问题，原本是想把代表们的思路引导到厂子的生产经营方面，可是他对工人代表们的心脉把握的实在不准。这两年厂子连续亏损，大家的切身利益都受到极大的影响，他们的火气都集中到了厂领导的身上，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发泄的机会，让他们放弃这个机会，理性地去思考亏损的原因和怎样整改，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像即将爆发的火山，你对它说“等一等再爆发，我还要疏散人群、抢救财产呢”，或者像即将崩溃的堤坝，你劝它“等一等再泄洪，我还没把下游的疏通渠道挖好呢”一样不现实！ 徐德昌话刚说完，就有一名工人代表站出来说：“徐处长，你说的什么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我是个大老粗，听不懂。我只说我看到的事情：这两年厂子亏损了不假，可是厂领导嘴可是一点也没亏，天天山珍海味、大鱼大rou，经常醉醺醺的，依我看呀，我们厂亏损，就是让这些领导吃亏损的！” 有人开了头，这话题就收不住了。又一个工人代表接着说：“光吃不说，还要贪，有种就把小金库的账公布出来，让大家看看小金库的钱都到哪里去了！” 第三个工人代表说话挺幽默：“我说老兄啊，你还想看小金库的账呀？丢了，早被小偷偷走了，这是我见到的最有学问的小偷了，不偷钱，专偷账本－－－－－－” “这是毁赃灭迹！”“这是监守自盗！”“财务科长算什么东西，出了这样的事还照当科长，早该撤了！”“人家朝中有人，裆里有宝嘛！”会场上的人个个义愤填膺，七嘴八舌地发泄不满，而且话越说越难听。 徐德昌自己对小金库的事也很有意见，所以虽然看到会场炸了窝，也不制止。几个车间的主人抱着和徐德昌同样的想法，也就任着自己车间的代表们说去。 领导大吃大喝和小金库的事议论了一段时间后，又有一位工人代表提起了奖金的话题：“我认为厂里的奖金分配不合理，活都是我们工人干的，为什么机关干部每月拿的奖金比我们还多？” 一说起奖金，会场上又掀起一轮**。“一提起奖金，我就来火1”另一位工人代表马上接话，“我们天天辛辛苦苦的干活，一到评奖金的时候，随便找个理由就东扣一点西扣一点，厂里那些当领导的，为什么就不扣自己的奖金，难道厂子亏损，他们就没有责任吗？” 听到大家议论奖金，几个车间主任也坐不住了，因为每月评发奖金的时候，他们都是坐在火山口上，僧多饭少，照顾了这个那个有意见，扣谁的奖金谁都要骂街，没有那个主任没有被工人骂过，虽然说主任们手里有分配权，但这个分配权是个烫手的山药，实在让他们头疼。 整理车间的主任郑佩玉当主任时间不长，还保持着初做领导的那点敏感，所以对奖金问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王忠当厂长的时候，她曾建议在整理车间实行计件奖金制，王忠不置可否。现在看到代表们议论奖金，郑佩玉感觉这又是一次机会，也许自己把这个想法再提到职代会上，说不定新厂长会采纳呢，真的被采纳了，自己以后就不会再为奖金的事伤脑筋了。想到这里，郑佩玉站起来说：“大家静一下，听我说两句：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奖金分配大家有意见，主要问题是奖金分配方法不合理，就拿我们整理车间说吧，因为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每次评奖金的时候，参加评奖的人都是从印象出发，印象好的多给点，印象不好的自然就少给点，有的工人活干的不错，就是因为不会处人事关系，结果是活干了不少，奖金却拿得不多。这样一来，就成了恶性循环，干活多的反倒是向干活少的看齐，都不愿意多干活了。” “郑主任认为奖金应该怎么分配呢？”徐德昌不失时机地插问了一句，把郑佩玉的话引导到解决问题方面。 “徐处长问得好，我正想说说呢，”郑佩玉心有成竹地说。“我还是拿我们整理车间做例子：我们整理车间除了几个辅助工外，其余的都是选纸工，她们的工作量都是可以计数的，可以准确到每人完成了几令零几张，这个大家都清楚，纸厂卖出的每张纸，都是经她们的手一张一张检验出来的，所以办法很简单，只要给每张纸定一个奖金数，谁该得多少奖金，拿她的产量一乘就行了，大家说是不是呀？” “这个办法既简单有合理，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么好的办法，你怎么不早说呢？”工人出身的造纸车间主任童宝祥心直口快，想都不想就直接问郑佩玉。 “谁说我没早说，我刚当主任那阵儿就说给厂领导了，可惜到现在也不见下文。”郑佩玉委屈地回答。 “是哪个厂领导？怎么这么官僚！”会场中有代表高声质问。 “哪个厂领导我就不在这里说了，大家别怨我就行了。”其实郑佩玉说的这个厂领导就是王忠，她只是不想在这个场合直接点明。要说王忠，也确实是对工作太不上心，当时郑佩玉给他谈这个事的时候，他说奖金怎么发是个大事，要上党政联席会研究，后来就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了。 “你不说我也明白，不就是我们那位老同学嘛1”制浆车间主任王洪波气愤地说。王洪波的老婆因为任营岩过问，现在已经安排到厂劳动服务公司上班，他在感激任营岩的同时，对王忠意见很大，因为对厂长来说，这本来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王忠却一直拖着不给办。王洪波正好利用现在这个机会公报私仇，泄泻自己的怒气。 所以说呀，众怒难犯！一个人一生没有敌人、没有对立面是不可能的，在有的时候，你惹了一个人，有可能维系了一大批人，可是，你不能犯众怒，犯了众怒，你就是处处给自己埋下了定时炸弹，不定什么时候哪个炸弹就会爆炸，伤及你的身家性命！王忠就是这样，他已经是犯了众怒，不光是厂里的普通工人，就连他自己提拔的一些老同事、老同学，都对他失望、对他不满。 王洪波说出“就是我们那位老同学”，会场上的人都会意地笑了起来，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指的王忠。 徐德昌到底是个有经验的老处长，懂得掌握会场的火候，知道适可而止，所以他没让王洪波继续说下去，而是对王洪波说：“王主任，人家郑主任提出了在整理车间实行计件奖金的建议，你们制浆车间有什么好建议呢？” “照猫画虎呗，不过和她们有一点不同，我们计件只能记到班组，不可能像她们一样计到个人，不过这样也可以了，有个产量依据，总比凭印象评奖金强。”王洪波讲的符合制浆车间实际情况，制浆车间确实是以班组计产量，而且也只能以班组计产量。 “童主任，你们造纸车间有什么想法呢？”看王洪波表了态，徐德昌转而又问童宝祥。 “王主任照猫画虎，我们造纸车间就照猫画猫了。”一听童宝祥说照猫画猫，会场上的人都哄笑起来。童宝祥一本正经地说：“笑什么笑，有那么好笑么？造纸车间和制浆车间一样，也是以班组计产量，不是照猫画猫是什么？！”看着童宝祥这样一本正经地作解释，会场的笑声更畅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