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院 - 历史小说 - 百年史话中华演义在线阅读 - 第2章 三元里民众抗英 道光帝丧权辱国

第2章 三元里民众抗英 道光帝丧权辱国

    【史要】林则徐、邓廷桢革职;广州三元里民众抗英;清皇朝丧权辱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却说,英军撤离定海后继续北上,不久就窜到了天津的白河口外。

    英军抵达白河口,随时可能攻击天津,威吓京都。而天津若破,京都即危,道光皇帝不免忧心忡忡了。

    道光皇帝怎么也想不到万里之遥的英夷竟能如此之快地就来犯境,非但攻城略地sao扰百姓,而且竟然将锋芒直指大清皇朝的国都。而英军拥有的铁舰火炮又竟是如此的厉害,以使堂堂的大清朝官兵不能敌;看来,英夷虽小,却不可小觑。

    道光皇帝当时派遣林则徐去广州禁烟,没有太多的考虑;无非是为了使日感窘迫的国库少流失些银两;同时,煞煞诸国商贩的气焰,炫耀一下大清朝的国威而已。可是,谁知却捅出了如此一个大窟窿,真是令人始料不及。

    道光皇帝追悔莫及,想不好该如何收场了。

    此时,泊于白河口外的英军向直隶总督琦善递交了《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书》中抗议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行动,要求赔款及割让岛屿。

    琦善不敢怠慢,连忙带上《书》回京禀报皇上。

    道光皇帝不知所措,连声讷讷:“如之奈何?”

    琦善奏道:“英夷游弋海上,往来自如,防不胜防。大清朝虽国资充盈,兵马众多;但海疆万里,边关无数,安能处处设防,关关无虞?设若长此抗衡,何时终了?而今兵临城下,京都危急;英夷有铁舰厉炮,锐不可挡;故臣以为,断不能再度一时之快,与之争锋;不若与英夷罢兵言和,令彼不犯吾境,吾允其商贸,则可相安无事。吾观英夷之犯境,始开兵衅,皆因林则徐与邓廷桢妄为所至;故当先究两人之责,再以好处抚慰诸商;谅必英夷之怨怼能平,社稷方可无虞。而若放任不羁,恐英夷断不能允,则国无宁日也。”

    道光皇帝闻奏,仍犹豫不决。

    穆彰阿附奏道:“为社稷计,权当如此。”

    道光皇帝这才决定将林则徐与邓廷桢革职,发配新疆伊犁。同时,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主持军务,并授权其与英军接洽言和。

    于是,琦善派人先向泊于白河口的英军馈送了大量牛羊及食品,以取悦英军。同时,表示定将对林则徐“从重治罪,代伸冤抑”,劝说英军返回南方再行谈判。

    此时,懿律也考虑到已近隆冬,入冬后的北方海域不宜行动;于是,顺水推舟地同意了南返谈判。英军撤离白河口后,天津之危方得解除。

    就这样,林则徐与邓廷桢因禁烟而被革职发配了。

    至道光二十三年,朝廷才将邓廷桢释回,授甘肃布政使、陕西巡抚等职;二年后,邓廷桢卒于任上。

    而林则徐到新疆后,不顾年高体衰,从伊犁到新疆各地行程三万里,实地勘察了南疆的八个城镇,并绘制了一帧《疆域图》,以备后用。

    林则徐在新疆数年,已觉察到了沙俄的潜在威胁,曾告诫国人:“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也!”然其时,国人识者寥寥。

    道光二十五年,朝廷终于下《诏》让林则徐“回京候补”。不久,即署理陕甘总督;二年后,调任云贵总督。

    林则徐前往赴任途经长沙时,与同僚、时任贵州安顺知府胡林翼相聚。

    言谈间,胡林翼提及:“有湘阴人姓左名宗棠,其品学、才智,可谓湘中首屈一指;究心舆地,喜好兵法,无所不晓;常自比‘诸葛’,语出惊人;人或曰其为狂,吾则视为奇也,他日必为国之栋梁。”

    林则徐闻言,急问:“君何在?”

    胡林翼又道:“怀才不遇,归隐山涧。”

    林则徐乃惜才之人,遂请胡林翼邀其前来相叙。是夜,左宗棠应邀而至。

    林则徐举目而视,但见一位英俊年少果然是气宇非凡,心中已是喜欢乃赐坐。

    左宗棠谦言道:“不才慕公大名久矣,今日得见,三生有幸。”

    于是,俩人促膝畅谈;上论朝政国事,下顾黎民疾苦,近谓湖广灾情,远涉边塞烽火;天上地下无所不及,忧国忧民肝胆相照,所思所虑不谋而合。

    林则徐想不到能在此处遇到这么一位广*闻*博学且深谋远虑的英才,俩人皆有相见恨晚之感。

    不知不觉的已是夜阑人静,左宗棠也是谈兴正浓而忘归了。一个未及“不惑”,一个已近“古稀”;陌路幸会却如知交,确为世间罕事。

    于是,林则徐又邀左宗棠同赴滇、黔,以建功业。

    但是,左宗棠因“高堂年迈,不宜远行”为由而婉辞了。

    林则徐也不勉强,轻轻地叹惜一声;然后,步到一幅《关山图》前,触景生情不由得轻声吟出一句:“近观绿野平川,秀水宜人,但愿春色常驻。”

    左宗棠闻后,不假思索地信口接道:“远眺大漠荒原,锋火撩心,只恐秋光易逝。”

    左宗棠吟毕,林则徐即连声道:“妙!”然后,转身又言:“有君之‘恐’,吾无忧也。”言毕,遂从内室取出自己耗费多年心血而亲手绘制的《疆域图》交予左宗棠,叮咛道:“君善藏此图,日后必有用;若沙俄犯境,须当力拒;他日担大梁者,非君莫属。”

    左宗棠闻言已是心领神会,能受林则徐如此重托,顿感肩负千斤而心潮澎湃;于是,左宗棠含泪受图。

    俩人再叙谈一阵后,左宗棠才拜别而去。

    林则徐送走左宗棠后,长舒一声;然后,才如了却心事顿感浑身轻松了。

    第二天,林则徐又自长沙启程赴任去了。

    这对忘年交在长沙匆匆地只见了一面,从此再无谋面;然而,这一短暂的相聚,却在历史上写下了永久的一笔,并给后世留下了一段令人乐道的佳话。

    林则徐到了云南后,在任上竭力维护云南边境的安定,朝庭为此加封其为太子太保。

    二年后,林则徐因年老病重,《奏》请开缺回福建侯官老家调治。道光三十年,却因太平天国起事,朝庭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督理广西军务。林则徐带病赴任,途经广东时却不幸暴卒于潮州普宁的行馆中。

    林则徐死后,朝庭晋封其为太子太傅,谥号文忠。所叙皆为后话,此略表。

    且说,道光二十年底,琦善受命到广州赴任。

    琦善到广州后,即将横江而置的金锁铜关拆除,并撤掉了各炮台上添置的火炮,将招募的兵勇解散,欲以此向英军显示议和的诚意。然后,登上泊于穿鼻海域的英舰,与英军的全权代表义律谈判。

    义律见清皇朝主动求和,于是开出了要求“赔偿损失及割让香港”的苛刻条件。

    琦善感到为难,没有应诺;因此,中、英双方谈判未果。

    此时,懿律为给琦善施加压力,决定偷袭清军防护已经十分空虚了的沙角炮台。

    于是,懿律派遣陆军少校伯拉特率战舰数艘,趁晨雾漫江时绕至沙角后山强行登陆,突然向沙角炮台发起袭击。

    清军沙角炮台守备张清龄、协副将陈连升在英军的突击中阵亡;沙角炮台被攻陷,连清军水师泊于三江口的十余艘战船也被焚毁。

    琦善闻讯沙角炮台被英军攻陷,吓破了胆。

    于是,公元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在位于穿鼻海域的英舰上,琦善终于向英军屈服了,擅自与义律草拟了《穿鼻草约》。

    《穿鼻草约》满足了英方所提的包括“割让香港”的全部条件,但因是《草约》,尚未经得大清皇帝签字认可。

    为逼迫清皇朝接受,使《穿鼻草约》成为既成事实;几天后,英国却突然单方面宣布《穿鼻条约》成立,并派军强占了香港。

    英国的这一无理举措,使一向以“中央大国”自居的清皇朝感到了颜面尽失而难以接受,朝野为之顿时哗然。

    道光皇帝勃然大怒,斥责琦善“无能误国”;拒绝在《穿鼻草约》上签字,并决定“对英宣战”。

    于是,道光皇帝任命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疾速赶至广州主持军事接管防务。同时,将琦善罢免,回京问罪。

    琦善回京后,将失防及兵败的原因全推到了前任林则徐与邓廷桢的身上,竭力为自己辩解。

    穆彰阿等同僚也上本,竭力为其保奏。同时,籍了满族贵胄的身份,才使得琦善免受责罚逃过一劫。

    中英谈判破局,双方再次兵戎相见。

    奕山赶到广州后,见原有的海防设施均已被撤除,一时增置不及。

    幕僚杨芳出了个馊主意,令遍搜民间马桶载于木筏之上横截江中,以替代原先的金锁铜关,并称“如此能镇邪”。

    此时,奕山见无其它妙策,也就依从杨芳之言权宜照办了。

    结果,英军一阵炮轰,那些拦截于江中的木排及所载马桶即刻被轰散后顺水漂逝而去,毫无“镇邪”之用,反倒是落了个令人捧腹的大笑话。

    于是,英舰自珠江口毫无阻拦地驶入,至镇远炮台下才受到阻截。

    此时,关天培亲临镇远炮台指挥拒敌。然而,由于金锁铜关已被拆除,且镇远炮台上配置的火炮也被减少,威力不如往日。

    因此,英舰伯兰汉号和麦尔威里号轻易地闯过了关隘;绕到镇远炮台的侧翼,用舰上的右舷炮轰打镇远炮台。

    关天培眼睁睁地看着镇远炮台任人挨打,痛心疾首怒不可遏;遂登上炮台,亲自点燃火炮向英军还击。主帅拼命,部卒也个个奋勇了。

    然而,清军在镇远炮台上仅有的几门火炮,终于敌不住英舰上的炮火厉害;不一会,镇远炮台上已是人人血染衣甲,但仍都在浴血奋战。战至日暮时,突然一发炮弹炸断了关天培的臂膀;关天培咬牙忍疼,继续指挥抗击。

    如此,坚守了一整天后,终因弹尽援绝,镇远炮台被攻陷,关天培也因负伤过重而殉国。

    接着,虎门的其它炮台相继失陷;驻守大虎山、小虎山的清军不战而退。

    于是,英军长驱直入,直逼至广州城下。

    奕山见关天培战死,身边已无骁勇战将可驱使;料想无法抵抗,难保城池;于是,派遣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七,余保纯与义律在广州城外签订了《中英广州和约》。

    《广州和约》规定“清皇朝须向英军缴纳广州城的赎城费白银六百万两,赔偿英国商馆损失费白银三十万两”;而且“清军还须退出广州城六十英里后,英军才退还虎门”。

    奕山无奈,只得答应。

    如此,清皇朝损兵折将、忍辱赔款后,才换得了一纸《休战协议》,英军却如愿以偿了。

    《广州和约》签订后,清军被迫退出广州城。于是,英军进入广州城,四处劫掠无恶不作。

    五月二十九日,一小股英军窜入广州市郊的三元里再行劫掠,义愤填膺的三元里民众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反抗。

    三元里民众将英军诱引至牛栏岗的古庙一带,经过一天激战,仅凭了大刀长矛的三元里民众,却把手持洋枪的二百余名英军消灭了。

    英军大为震惊,残部狼狈逃离;自此,英军才有所收敛,不敢再胡作非为。

    然而,英国政府却不满足于义律所提条件。

    《广州和约》签订不久,英国政府改派璞鼎查撤换义律。璞鼎查到任后,提出要修改《广州和约》,欲逼迫清皇朝承认“割让香港”。

    道光皇帝难以接受,拒绝英军的这一要求;于是,英军撕毁《广州和约》而重启兵端。

    十月初,英军再次攻打定海,驻守定海的三位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率本部兵马奋勇还击。

    然而,使用冷兵器的清兵怎敌得英军的炮火;晓峰岭一仗,三位总兵相继阵亡,定海再次陷落。

    英军攻陷定海后,继续北上,攻打镇海。

    英军在金鸡山登陆,清军守将镇海总兵谢朝恩在阻击中也不幸阵亡;浙江提督余步云见势不妙,赶紧逃命,镇海陷落。

    英军追至宁波城下,已入城内的余步云与宁波知府邓廷彩又弃城而逃;于是,英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宁波。

    翌年四月,英军攻占了与宁波隔海相望的乍浦;尔后,又欲攻取上海的吴淞口。

    吴淞口是上海、南京的通海门户,长江的江防要塞;清皇朝在此驻有重兵,设立了吴淞营,构筑东、西炮台,以扼守长江航道。

    英军来犯时,已年过花甲的老将、江南提督陈化成亲临西炮台督阵指挥。

    驻守东、西炮台的官兵见主帅临阵,士气徒增;两炮台间密切配合沉着应战,接连击毁了两艘英舰,数百名英兵或死或伤。

    谁知,闻知陈化成获胜了的两江总督牛鉴,此时竟然坐着轿子在大队人马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朝炮台而来。

    英军见岸上一队仪仗,料定必是清政府的某位大员;于是,没头没脑地一阵炮轰,牛鉴的仪仗队顿时大乱。

    牛鉴本想趁着胜利,到阵前来亮一下身影,博取一个“亲临指挥”的好名声,以便日后向皇上邀功。岂料,竟是遭到了英军的炮击。

    牛鉴被击晕了头,以为英军已经杀到跟前,吓得顾不上体面,慌忙抛弃顶戴脱掉朝靴爬出轿子,夹杂在兵士中没命地逃命。

    跟随身后的几个亲信,则胡乱地吼道:“不好啦!牛大人受伤了!”

    守卫东炮台的官兵听到吼叫声后顿时军心大乱,丢弃炮台也纷纷四散逃奔。

    英军见东炮台上的清军不战自乱,趁机一阵猛攻;于是,东炮台失守。

    驻守西炮台的陈化成目睹眼前突然生变的一切,又急又气却无可奈何。

    很快的,英军调集兵力攻打西炮台,陈化成勉励部下顽强抵抗。激战数小时后,陈化成已身负七处重伤;终因流血过多,倒毙在炮台上的血泊中。

    陈化成阵亡后,东炮台失守,吴淞口随之陷落。

    接着,英军又乘胜攻占镇江,扼守长江的大门被打开。于是,英军沿江而上,直逼南京城下。

    面对英军的炮火,驻守南京的清军无力抵抗,屡屡向朝庭告急。

    而此时的清皇朝已是国无能臣军无良将,面对南京城的危局一筹莫展。

    于是,穆彰阿进言:“兵戈三载,劳师耗饷,无尺寸之效,却失地折将。以臣愚见,如此死战非为上策,不若遣使重启和谈。吾观英夷所求不多,无非为一区区滨海荒芜之地。吾堂堂大清朝,富庶肥沃之域多矣;九牛一毛,何吝啬如此?不若予之,当视若施予犬食耳。”

    道光皇帝闻奏,倒是觉得顺耳,有了些许自慰;且也感到已无其它上策,万般无奈之下,只得任命杭州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去与英军议和;并秘密给他《谕旨》,允许他可“便宜行事”。同时,为向英军示好,又将尚在台湾抗英的姚莹和达洪阿两人以“贪功好战,贻误大局”的罪名革职发配去川藏。

    于是,耆英和璞鼎查在英舰皋华丽号上重开谈判。璞鼎查见清皇朝又主动提请议和,也就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不但逼迫清皇朝承认“割让香港”,并且将赔偿的白银数额增至二千一百万两。

    耆英无奈,只得都答应下来。

    于是,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耆英代表清皇朝与璞鼎查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接受英方提出的全部条件。

    尔后,英方得寸进尺,又于翌年十月八日逼迫耆英续签《中英虎门条约》,同意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通商口岸。

    英军获利后心满意足,方才偃旗息鼓。

    接着,西方各国趁火打劫要挟清皇朝;又相继于一八四四年的七月三日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八月十四日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准许签约国在五处通商口岸自行租地建屋、设立医院和教堂等。

    早已侵占了澳门的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也趁机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并对澳门行使行政权。

    至此,中国主权丧失殆尽。

    道光皇帝虽觉丧权辱国,却只得忍气吞声,终日郁郁寡欢了。从此,清皇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日薄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