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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割台湾马关奇辱 康有为公车上书

    【史要】中日《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康有为公车上书;俄、法、德三国联盟逼迫日本退出辽东;

    台湾军民抗击日军……

    却说,威海卫城激战之时,清庭的议和代表张荫桓、邵友濂等人到了日本。此次,因清政府派出的是官方代表;日本政府这才做出了礼节性的接待,但态度十分冷谈。

    因此前,日军在海城处于守势,日本政府欲借谈判之机减缓清军对海城的攻势;所以,同意两国开谈。

    于是,二月一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与清庭的议和代表张荫桓开始了谈判。但是,伊藤博文深知同意谈判无非是缓兵之计;所以,日方对于谈判毫无诚意,根本不想解决任何问题。

    几天后,传来了日本新编第二军及联合舰队在山东半岛战场得利的消息,伊藤博文觉得已有资本向清政府要挟了;但转而又思,若能拖延时日,待前线扩大战果后也就更能使清政府屈膝。

    于是,伊藤博文故意刁难说:“张荫桓没被授权可在《议和书》上签字,所以继续谈判毫无意义。”谈判也就终止了。

    张荫桓无奈,同样无果而返;待张荫桓一行回国,威海卫已经丢失,北洋舰队也已覆灭了。

    慈禧太后见议和不成,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此时,日本政府却来电称:“中国须另派有允偿兵费、商让土地等诸项画押权之大臣,方可续谈。”

    慈禧太后方才明白了,日本政府拒绝谈判,原来是因为自己所派的使臣地位欠高;如此看来,议和之路还没有完全堵绝。

    于是,慈禧太后授意,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谕》,任命李鸿章为与日本议和的头等全权大臣,再次赴日谋求和议。

    李鸿章自知此趟赴日定是辱国之旅,心中甚是怏怏但也只好硬着头皮成行。

    却说,李鸿章赴日之时,日本大本营却已《电令》前线各部“再接再厉,扩大战果”。

    而此时,因“威海卫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灭”的消息不胫而走;此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辽东前线,致使清军士气大受影响;因此,围困海城的清军勉强发动的第五次进攻被挫败后就再无锐气了。

    而困守于海城的日军,得到大本营的《电令》后士气大振,立即决定组织反攻。

    于是,桂太郎率部主动出击;清军因锐气已挫不经战纷纷后撤退往营口或辽阳去了,日军的海城之围即被破解。

    而此时,日军的第一军第五师团长奥保巩也已奉第一军司令野津道贯之命,率部自凤凰城一路挺进,抵达海城与桂太郎的第三师团会师。

    与此同时,滞留于盖平的第二军第一师团则在师团长山地元治的率领下,很快也攻取了位于辽河口的大平山。

    接着,日军又一路凯歌攻取了牛庄、营口、田庄台等要地;清军面临了全线崩溃的危险,清庭饬令死守后才勉强抵住了日军的进攻,免使辽阳、锦州再失。

    就在清军节节败退之时,李鸿章率领的议和使团百余人分乘德国商船公义号、礼裕号,抵达了日本的马关。

    几天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马关的春帆楼晤面,并互换了《授权书》;李鸿章还交给伊藤博文一份《备忘录》,提议“先停战,后谈判”。

    然而,第二天,伊藤博文却抛出了“欲停战,必须将大沽、天津、山海关交由日军,以为质”进行要挟。

    如此苛刻的停战条件,李鸿章当然万难应允;但又深感无奈一筹莫展,只得将停战之议搁置,先谈和款了;并恳请伊藤博文看在私交的情面上,和款莫再苛刻了,以免自己难向朝庭交待。

    伊藤博文却道:“你我各为其主;国事与私交不可相涉,请中堂莫见怪。”

    但日本到底想索要什么,伊藤博文却迟迟不摊底牌,令李鸿章心中痒痒不知所措了。

    其实,伊藤博文自有盘算;此时,他的目光早已瞄准了台湾。

    一八七四年,日本没能利用牡丹社事件占据台湾;那是因为当时清庭有水师保台,当时的日军因没有胜算被迫作罢;但此后一直耿耿于怀,对台湾垂涎已久。

    而今,清庭的北洋舰队已覆灭,再无能力保台了,掠取台湾已是时候。

    然而,伊藤博文想在迫使清庭签约前,先造成既成事实,以免在谈判中少费口舌。所以,当李鸿章提议停战时,他自然不能答应;因此,故意用苛刻的条件刁难李鸿章,以拖延谈判时间。

    就在伊藤博文将李鸿章拖住在谈判桌前磨蹭的时候,日本大本营却向联合舰队下达了“攻取澎湖列岛”的命令。

    澎湖列岛由六十四个岛屿组成,位于台湾海峡东南部,故有“东南锁匙”之称,且距台湾岛仅几十海里;所以,若攻占澎湖,再取台湾就唾手而得了。

    日本为占领澎湖,组成了一支有步、炮兵五千人的混成支队。三月二十三日,混成支队在高千穗号、浪速号、秋津洲号三舰的配合下在澎湖的良文港登陆。

    澎湖镇总兵周振邦不敌,日军很快攻占了大武山、拱北炮台、马公城等地;二天后,最后一座渔翁岛被攻占,澎湖列岛则全部陷落。

    就在日军攻取澎湖列岛时,一个意外的事件却打乱了伊藤博文的计划。

    原来,因明治政府中有一批势力比伊藤博文野心更大,他们见日军节节胜利了,竭力反对议和而主张打到北京去;于是,派人行刺李鸿章,欲阻止和议。

    果然,三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回接寺寓所途中突然遇刺,左颚受伤险些丧命。

    这一突发事件出乎伊藤博文的意料,他赶紧派人缉拿凶手,并亲自探视并慰问李鸿章。

    此时,伊藤博文最担心的是,李鸿章若因遇刺而回国,和议势必搁置,这却不是伊藤博文所希望的。

    其实,伊藤博文也想议和;只是他原打算攻取澎湖列岛与台湾后再进行谈判;因为,那样能迫使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而现在看来不能再拖了,得赶紧让李鸿章按照他的意图签订《和约》。

    而此时的李鸿章虽遭不测,但因使命未完也不想回国;于是,发了份《照会》,由其子、曾出任过驻日公使的李经方代其出席第二天的会谈。

    当晚,伊藤博文与外相陆奥宗光晤面,谈及此事,觉得李鸿章乃议和大臣,在日遇刺,定会引起国际同情;若是他国乘机干涉,恐于日本不利;看来,得作一些让步了。于是,奏明天皇后,决定同意停战;但却守口“停北不停南”,仍为攻占台湾留有余地。

    李鸿章得知日本答应停战了,当然高兴;于是,三月三十日,在李鸿章的病榻前,签订了《中日停战协定》。

    但是,《停战协定》中规定“停北不停南”,且停战时间也仅为三周;期满无须知会或期内和谈破裂,该《停战协定》即中止;这实际上是逼迫清政府须在三周的限期内达成和议,否则战火会重燃。

    对此,虽然令人仍感遗憾,但能短暂的停战多少也算是个收获了;所以,这个《协定》就签订了。

    《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李鸿章就《照会》日方,迫不及待地要求继续谈判。

    于是,双方又在春帆楼续谈;这次,日方干脆提出了“赔款、割地、开埠”等苛刻的条件,其中包括“赔款三亿两白银”、“将盛京南部、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永久割让给日本”等条款。

    李鸿章本已有被敲诈的准备,但想不到日本竟会如此的狮子大开口而让他承受不了;所以,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不禁老泪横流了。

    然而,伊藤博文不肯改口让步;李鸿章无奈,只得连夜电告北京总理衙门。

    清庭获此消息后,光绪皇帝没了主意,赶紧召集群臣朝议。于是,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

    翁同和道:“奉天乃吾朝根基,断不能让。”

    户部给事洪良品则言:“国库空虚,安有巨资赔付?”

    礼亲王世铎又道:“台湾为江、浙、闽、粤门户,断不可弃。”

    而庆亲王奕劻却说:“台湾乃海中一岛,无物产;与其割取内地,不如将台湾舍弃。”

    也有人主张:“召回李鸿章,再决死战。”

    另有人却道:“辽东、威海新败,元气大损,岂能再战?”

    如此,群情激昂七嘴八舌的议论一番后,虽然都不愿屈膝议和,但却谁也没能拿出一个可行的好主意。

    光绪皇帝也就心乱如麻难下决断了,只得电《谕》李鸿章:“倭国所索太过,勉力周旋,不可议绝。”

    朝庭没有决断,使李鸿章左右为难了,只得勉为其难地又费尽口舌与伊藤博文讨价还价了一番。

    但是,伊藤博文仍不肯作原则性的让步;最后,才松口答应“将营口以北的占领地归还,赔款减至二亿两”,权作是一种让步了。

    然而,伊藤博文接着却威吓道:“本朝已有六十艘运输船泊于距天津不远处随时待命,若和议决裂,恐未到期,战火就会再次引燃。”

    李鸿章闻言后这才也急了,即电告并请《旨》定夺。

    此时,朝庭也已感到了技穷;而慈禧太后见日军已威迫到了奉天,早已又吓破胆了;此时的她只求能保皇陵、保皇室,别的全都管不了;因此,即下《懿旨》给李鸿章:“既无可商改,即与之定约。”

    慈禧太后开口了,李鸿章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

    于是,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上午,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上,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共十一款,包括“清政府从朝鲜半岛撤军,承认朝鲜独立,断绝中朝的宗、藩关系”、“割让台湾岛、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赔款二亿两白银”等条款。

    《马关条约》签订后,尚须两国皇上钦准后方可换《约》履行。

    此时,李鸿章的心中却并不能因《条约》已签订而轻松,反而如同服了帖苦药精神沮丧情绪消沉;他自知经手如此丧权辱国之事,必遭国人唾骂;所以,回到天津后,即向光绪皇帝告了长假终日闭门不出;李鸿章不敢面对国人的谴责,连向朝庭呈报《条约》文本、求取御笔钦准及后续的换《约》诸事都交由其幕僚伍廷芳去办了。

    果然,李鸿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国内,朝野顿时哗然了。

    国人皆痛斥李鸿章卖国,群臣纷纷上奏欲抵制如此和议,翁同和、李鸿藻等大臣也叩请光绪皇帝“从缓钦准”。

    光绪皇帝也不甘心受此奇辱,只是苦无良策。

    慈禧太后眼见舆论如此哗然,倒也没了主意;于是,干脆把议和的担子都压到了光绪皇帝的肩上而撒手不管了。

    此时,有人奏请干脆“京都西迁,背水一战”,这使光绪皇帝更是心中犹豫举棋难定了。

    光绪皇帝也知道,若钦准履约,须割地赔款,心中实是不甘。所以,也有背水一战之念;但若是真的再兵戎相见,结果会如何?心中却也无底;为此,光绪皇帝觉得还得征询一下前线将士,方可决断。

    于是,光绪皇帝去电询问尚在前线的刘坤一。

    此时的刘坤一没再有往日的豪情了,只是闪烁其辞地回复道:“疆场瞬息万变,胜负实难逆料;战和两可,陛下自决,臣岂敢妄议。”

    光绪皇帝已知言外之意,觉到前线将士已无斗志,这仗不能再打了。

    忽又报“天津遭海啸侵袭,淹毙甚众,损毁无数。”

    光绪皇帝闻此惊报,不由得想如此灾变,莫非天意惩朕?于是,仰面长叹;尔后,提笔朱批了“钦准”两字。

    而此时,京城中正有一批从各地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考毕后尚都留在京城等待发榜。闻此消息后顿时群情激愤了,特别是台湾籍举人更因割让台湾而皆痛哭流涕。

    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时有广东南海人康有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两举子,连夜写就了一篇一万八千余字的《上今上皇帝书》;《书》中详陈救时之方自强之道,言辞激昂气势磅礴,显示了莘莘学子忧国忧民救亡图存振兴华夏的赤诚之心。

    《上今上皇帝书》成稿后,很快在应试举人间传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纷纷表示要连名上奏;于是,来自十八省的共约一千五百多名赴京应试举子联名《上书》了。

    因此时,光绪皇帝已朱批钦准了;都察院接受了举子们的《上书》后,恐阻扰和局,故不敢转呈而压下了。

    于是,举子们又齐集到都察院前请愿且书呈不断,整个北京城被闹腾得沸沸扬扬无宁时了。因为,应试举人又称“公车”,故史称其为公车上书。

    光绪皇帝见到有如此多的天子门生能忧国忧民,看来华夏民族还有希望,心中倒是感到了一些慰藉;只是,莘莘学子怎知他做皇上的苦衷。如此的群情激昂悲愤难抑,恐再生事端;为了平抑一下如火燃烧般的赤子之心,光绪皇帝思虑再三后特意下了道《罪已诏》,把辱国之责揽到了自己身上。

    因为,举子们皆是孔孟之徒、程朱门生;虽然,对丧权辱国都义愤填膺,对贪官佞臣敢弹劾声讨;但对于万岁爷无论如何都不敢说一个不字的,更不用说责难当今皇上了。所以,光绪皇帝的《罪已诏》颁布,举子们倒是禁声了,闹腾不息的京城这才渐渐的复归平静。

    却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迫清皇朝割让大片土地,一直袖手旁观的西方列强这才急了。

    特别是俄国,因其在南满有着很多的利益;所以,担心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后,会威胁到他们在南满的利益。

    而辽东半岛上的营口是通商口岸,法国也有利益所在;所以,也担心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后,使其利益受损。

    于是,两国因利益所驱不谋而合,决定联手抑制日本,以维护自己在华的既得利益。

    而姗姗来迟的德国,朝思暮想能在华分得一份羹,却苦于没有机会;而今,见俄、法联手欲抑制日本,也就打算参与其中;想藉此使清皇朝感恩,以方便自己以后的伸手索要。

    于是,针对日本的三国联盟建立了。

    接着,三国联盟即以所谓的友谊方式直截了当地向日本提出警告:“不要永久占领中国本土,如果不接受忠告,三国将对日本共同采取军事行动。”

    三国联盟的警告确实使日本明治政府感到了压力,赶紧召开御前会议研究对策。

    与会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西乡从道三人都觉得,应对之策不外乎三。一是,断然拒绝,这就得准备与三国交战;然而,凭着日本现有的实力,能战胜清军已属侥幸;欲与三国抗衡,必不能敌,故不可为。二是,接受忠告,从已占领的辽东半岛、澎湖列岛等地撤军,并放弃占领台湾;如此,虽能避免与三国交恶,但却会前功尽弃而一无所得;这实在也极不甘心而不愿为。三是,巧与周旋或满足其部分要求;三国名曰友谊忠告,实为各自利益;一旦欲望实现,必会分化瓦解;而辽东半岛是其利益所在,故而权且放弃辽东专顾台、澎算了;若如此能行,仍不失为是上策。

    就这样,斟酌再三后,御前会议决定放弃辽东半岛,以避免与三国联盟开战。

    果然,明治政府将这一决定《照会》三国后,三国表示接受。

    于是,日军从已侵占的辽东半岛上撤走,清军收回了失地。

    清皇朝想不到日本竟然会将已到口了的猎物吐出来,确实对于能主持公道伸手相助的三国甚是感激了。

    不久,三国联盟见目的已达,也就自然解体了。

    而日本明治政府虽然因此波折而放弃了辽东半岛,但仍保留了占据澎湖列岛与台湾岛的权利,这才也舒了口气。

    于是,明治政府任命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率军前往接管台湾了。

    清皇朝知道这次不会再有哪个国家出面来仗义干涉了,割台已成定局万难托辞了;于是,只得派遣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前往台湾办理交割事宜。

    李经方料知,割台之事难以向台湾民众交待;台湾民众绝不肯轻易降日,自己若是前往台湾办理交割,恐会遭遇不测;所以,胆战心惊的彻夜难眠了。

    后来,终于让他想到了个办法;没有登上台湾岛,而是在泊于海上的日舰西京丸号上草草地与桦山资纪办理了所谓的交割手续;然后,带了一帮随行,赶紧狼狈地溜回天津了。

    而此时的台湾岛上,民众已闻知清皇朝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出卖了,众皆惊愕悲愤难抑。

    此时,驻守台湾的淮军宿将刘铭传已因病离台回籍。接任的台湾巡抚唐景崧闻知朝庭要将台湾割让也心如刀绞,就连上了二十几道《奏章》慷慨陈词,请求朝庭“不要弃台”。

    然而,朝庭的回复只是要他“率领全台官员内渡”,唐景崧和台湾的绅、民也就绝望了。

    但是,谁也不情愿忍辱屈从被奴役;而今,既然朝庭撒手不管了,只得靠自己捍卫尊严;于是,纷纷筹资捐物自办饷械,准备抵抗来犯之敌。

    却说,日本明治政府早已料到,从清皇朝的版图上将台湾割离并不是难事,但要使台湾民众屈服却并不容易;因此,特意派了早在一八七四年就曾参加过侵台战争的海军中将桦山资纪接管台湾,其用意也就不言而喻。

    五月底,桦山资纪所率的二万日军在基隆登陆,即遭到了抵抗。

    唐景崧派驻基隆的守军仅有千余人,其中有新招募的;虽然,士气甚高皆欲死守;但毕竟强弱悬殊,坚持数天后,守军多数战死,基隆最终陷落了。

    接着,日军又轻取了基隆至台北的要隘狮球岭;然后,直取台北。

    唐景崧见大军压境,自料难敌不知所措了。幕僚劝其南撤退守新竹,联络尚在台南的刘永福后再与日军抗衡,唐景崧却缄默不答。

    是夜,忽然巡抚衙门起火,唐景崧即趁乱微服而遁乘坐德国鸭打号商船内渡至厦门了。

    唐景崧离台后,其幕僚也效仿各自寻觅途径内渡了。抗日的军民因没了主心骨,顿时也如鸟兽散;于是,日军又轻易的取得了台北。

    日军占领台北后,准备进犯新竹,以打通南侵之路。

    日军来犯,新竹与苗栗两县的客家人纷纷揭竿而起自发抵抗;时有苗栗人吴汤兴号召举义的民众北上收复台北,众皆响应纷纷汇聚到了苗栗,人数竟达万人之众颇具声势。

    于是,群议后决定组建成抗日义军,并公推吴汤兴为首领;因这支抗日义军的成员多来自新竹与苗栗,故称为新苗军。

    此时,日军阪井重季大佐率领的第二联队已抵达新竹;因驻守新竹的知县王国瑞、提督首茂林等清庭官吏早已弃城内渡,城内几无守军似若空城;所以,日军轻易地就入城了。

    然而,日军入城后,却被吴汤兴的新苗军包围了。

    新苗军人多势众,日军到台湾后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声势的抵抗力量,不禁胆怯得只好据城固守了。

    新苗军将日军困在新竹城内后,即发起了攻击;双方激战,死伤都很惨重。新苗军虽然势众,但毕竟不是正规军;所以,多次组织进攻,却都没能克复。

    而日军虽然守住了城池但却无力反攻,第一次尝到了蕴藏在华夏民族亿万民众中不可低估的力量。就这样,日军被困新竹城内不能出长达月余。

    桦山资纪见第二联队被困新竹,其南征计划一时受挫;于是,命令川村景明率近卫步兵第一旅团前往增援。

    川村景明率部从中坜南下,欲绕过新竹袭取苗栗,以切断新苗军的后路。

    一路上,川村景明所部也受到了义军的顽强抵抗;但义军毕竟装备简陋,抵不住日军的攻势迅猛;义军首领苏根铨阵亡后,日军就进达苗栗。

    吴汤兴闻报日军绕道攻打苗栗了,恐后路被截,只好放弃新竹,率新苗军南撤了。

    而此时,驻守在台南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决心抗敌力撑危局;于是,派遣部将吴彭年率兵六百北上驰援。

    吴彭年在苗栗与日军遭遇,因兵寡不敌退守彰化的八卦山。此时,吴汤兴也率新苗军撤至彰化;于是,两军合于一处联手拒敌。

    日军攻取新竹、苗栗后,北白川能久所率的近卫师团又分三路进犯彰化了。

    日军猛攻八卦山,新苗军首领吴汤兴、黑旗军将领吴彭年等人皆阵亡,八卦山即被攻占;新苗军群龙无首也就溃散,彰化随之陷落。

    却说,驻于台南的刘永福闻报部将吴彭年战死,台湾北部已尽归日军所据;料定日军必将南犯,定有一场恶战。于是,召集尚在台南的文武官员百余人,设坛祭告天地并歃血誓盟力保台南。

    此时,桦山资纪派人送来一封《劝降书》。

    刘永福愤而毁《书》怒斥来使,誓与倭寇血战到底;然后,命部将杨泗洪再率部北上拒敌。

    桦山资纪见刘永福不肯投降,即命日军继续南下直指台南。

    杨泗洪率黑旗军行至嘉义,探知日军涩谷中佐所率的近卫骑兵大队及千田少佐所率的近卫步兵大队驻于大莆林镇,杨泗洪即率部围攻大莆林镇。

    日军被围攻三天三夜死伤无数,最后弹尽粮绝只得突围而逃,杨泗洪又率部追击;岂料,杨泗洪在追击中却不幸中弹身亡,日军才得以逃脱。

    刘永福闻报杨泗洪阵亡,遂又派部将王德标至嘉义。

    此时,日本大本营又增兵台湾;桦山资纪派遣的南侵的日军多达四万,王德标兵少力薄不敌而败退。

    日军攻占嘉义后又进军台南了,并相继夺取了台南外围的凤山、王爷头、曾文溪等地;然后,兵至台南城下。

    刘永福率黑旗军坚守城池不出顽强抵抗,两军对峙在台南多日,黑旗军渐感粮饷不济。

    此前,刘永福已派文案吴桐林回内陆求助;吴桐林先后风风火火地求见了闽浙总督边宝泉、两广总督谭钟麟、山东巡抚李秉衡、直隶总督王文韶等,但无人应允相助;连一直对于抵御外侮甚是热忱的张之洞,也怕朝庭怪罪而不敢有粒米资助黑旗军。

    吴桐林无奈,只好向刘永福《电告》实情,并劝道:“困守无益,不若内渡。”

    眼见得台湾已是难保,刘永福不禁仰面长叹;然后,搭乘英国商船的厘士大号也内渡了。

    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日军又占领了台南。至此,台湾岛内已无大的抵抗力量了;零星的抵抗虽然仍有,但很快就被平息。自此,台湾岛正式为日本占有,从大清朝的版图上割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