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蔡松坡称雄滇黔 陈其美谋取沪申
【史要】广东、云南、广西、上海、江苏相继起义独立…… 却说，就在袁世凯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时，清皇朝鞭长莫及的南方各省又纷纷举事了。 当黄兴率众与北洋军在汉阳浴血奋战时，胡汉民也准备在广州再次起义。 为使起义成功，胡汉民改变了策略；决定先在广州外围四面开花，然后合力共取广州。于是，胡汉民派遣陈炯明在东江举事、徐维扬在北江举事、苏慎初在西江举事、姚雨平在潮汕举事；于是，南粤大地又一片风声鹤唳了。 广东是起义多发地，长期居于火口刀尖上的两广总督张鸣歧，此时也已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他知道，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虽然屡遭失败，但绝不肯善罢甘休；如今受武昌起义激发，必定会再次举事；所以，须早作防患。 然而，自从孚琦遇刺身亡后，广东水师提督李淮感到了革命党人对他恨之入骨，想方设法要他的命；自己只得卖乖些，不要太多的得罪革命党人了，以求自保。且李淮平时与张鸣歧不睦，也就时常不听调遣以避免再与革命党人作对。 张鸣歧甚是无奈，只得急命在滇、桂招募军队的广西提督兼新编陆军第二十五镇统制龙济光回粤，以加强对广东的防护。 果然，没待龙济光回粤，陈炯明已率先在东江举起了义旗。 陈炯明起事后，李淮却是坐视不顾，张鸣歧只得派广东陆路提督秦炳直前往镇压。但是，待龙济光所率的济军赶到，北江、西江、潮汕的革命党人也相继起事了。于是，龙济光赶紧四出应付，大有杯水车薪之忧。 而此时，广州城内一批士绅、商贾看到各省受武昌起义影响后已纷纷宣布独立了，觉得满清皇朝的气数确已尽了，广东断难成世外桃源。眼见得广州城外的革命党人已经举事，且来势迅猛不比往常；看来，清军这次是难再抵挡。若是起义军攻入城内，唯恐会玉石俱焚地连带着损害到他们的利益；八旗官绅则害怕因旗籍而遭殃，更是惶恐不安了。 故而，广州的九大善堂、七十二行总商会赶紧在文澜书院会议，八旗官绅也派代表出席。 会议结果，决定联名向张鸣歧《上书》，力劝他与革命党人妥协，承认共和以使满、汉融合而求太平；同时，为了向革命党人示好，建议将已经获释的汪精卫邀至广东参事。 张鸣歧虽也觉到了是大势所趋但仍犹豫不决，而对于“邀汪精卫参事”更觉得不妥也就作罢。 忽然，闻报新任广州将军凤山遭革命党人暗算被炸身亡，张鸣歧深感惊愕。 凤山死后，张鸣歧自知独木难支了，这才勉强答应了众士绅的请求，在广东建立共和政体。 于是，成立了广东咨议会，推举曾经任山西巡抚、主张立宪、已辞官回籍养病的邓华熙为咨议会议长。 同时，效仿别省也成立军政府，张鸣歧自任都督，龙济光为副都督；而将李准排挤于外，李准心中甚是不乐。 宣布广东独立的消息传出，广州全城沸腾了；“文澜书院门前有人立即树起一面上书广东独立的大旗，城内到处张灯结彩鸣放鞭炮庆贺。 然而，忽又闻报北洋军攻占了汉阳；张鸣歧又动摇了，立即派人扯下文澜书院门前书有广东独立四字的大旗，并命令龙济光在广州城内搜捕革命党人。 张鸣歧的出尔反尔将民众激怒了，于是广州全城罢市。 而此时，李准却已感到大清气数已尽，暗中与同盟会联络后，突然反正投靠了革命党。同时，李准还派心腹赶赴惠州，说服了正在与陈炯明激战的秦炳直也率部投诚。 李准虽然与张鸣歧不睦，但李准手上沾满了革命党人的血；张鸣歧断然想不到李准会投诚革命党，而革命党又会接纳他。所以，李准等人的投诚，对于张鸣歧是个出其不意的打击；张鸣歧惶恐不安了，连夜仓皇逃离广州。 于是，同盟会不费一枪一弹将广州光复。 十月二十九日，胡汉民自香港来到广州，将广东军政府改由同盟会主持；胡汉民任都督，陈炯明任副都督。然后，布告安民；八旗官绅没因旗籍而遭殃，新政府的这一开明措施使旗人顺服了。至此，同盟会前仆后继在广州历时多年的起义终于成功了。 广州光复后的第二天，军界中颇具盛名的蔡锷在云南也一举称雄了。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人；曾于长沙时务学堂师事梁启超、谭嗣同。后来，随同唐才常参加了自立军起义；起义失败后改名“锷”，以立志血刃救国。为此，蔡锷再次东渡日本，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因成绩优异，与浙江海宁人蒋百里、湖南长沙人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 蔡锷学成归国后，先后在湖南、江西、广西等多个省内教练新军；因此，在军界中声名远播。 李鸿章的侄儿李经羲任职广西巡抚时，聘请蔡锷为广西新军的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 在广西期间，蔡锷与黄兴等人常有来往，甚是情投意合；并受黄兴的影响，加入了同盟会。 不久，李经羲升任云贵总督；蔡锷又受聘到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兼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从而，取得了军权。 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即与其部下七十四标统带罗佩金、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唐继尧、第二营管带刘存厚等人谋划，欲也响应武昌起义。最后，决定于九·九重阳之日在昆明举事，并推举蔡锷为起义军总司令。 是日黄昏，在驻于巫家坝的七十四标大营中，蔡锷正与罗佩金部署当晚起义之事。 忽然，蔡锷接到李经羲的命令，言“滇西腾越的士兵反叛”，命他“即刻率部进城镇压”。 蔡锷揣测到必定是节外生枝，驻于北校场的新军七十三标士兵被迫提前起事了。于是，答以“遵命”后，即与罗佩金一起率部进城；名为平叛，实际上是指挥起义。 果然不出所料，原来是驻于北校场的新军七十三标的士兵为起义做准备搬运械弹时，被来自北洋的值日官唐元良察觉；因北洋军与滇军素有隔阂，唐元良即以“擅自搬动枪械”为由，要对这名滇军士兵追究并进行鞭打；于是，滇军士兵奋起反抗，开枪将唐元良打死了。 第七十三标第三营管带李鸿祥见事情突发，来不及向蔡锷请示，率部提前几小时起义了。 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李根源见李鸿祥举事了，即也率领讲武堂的学员响应起义；曾是云南陆军讲武堂校长、时任第十九标第三营管带谢汝翼听到枪声后，也立即起义响应；三路义军汇聚北门后，合力攻打军械局与昆明城内的制高点五华山。军械局防守薄弱，即被起义军攻占。 然而，驻守五华山的是第十九镇总参议靳云鹏，此人曾是北洋军段祺瑞手下，有四大金刚之称甚是悍勇；所以，起义军攻打多时却急切难下。 不久，蔡锷与罗佩金已率部进城；驻于城外南天台的唐继尧也率部赶到，两路起义军直扑总督衙门。 云贵总督李经羲令蔡锷进城，原想请他平息反叛；想不到蔡锷却是叛军首领，顿时陷入绝望了。 李经羲无计可施，只得命令总督府卫队死命抵抗。 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则临阵督战，希图负隅顽抗。酣战一昼夜，总督府卫队溃败，总督衙门终于被攻破；李经羲已趁乱逃脱，钟麟同被俘。 钟麟同因平时虐待士兵结怨甚多，被愤怒的士兵杀死。 李经羲逃出昆明城后藏匿于四集镇的幕僚家中，被时任七十四标三营左队队官朱德等人搜获。 朱德将李经羲交予蔡锷，并谏言：“可叫他给僚属写信，命他们反正投诚，那就可少流许多血了。” 蔡锷觉得言之有理，采纳了朱德的谏言。 于是，李经羲致书僚属；并招降了滇东镇守使夏豹伯、滇南关道使龚心湛等人，为起义军平定滇东、滇南少流了许多血。也因此，起义军网开一面没有难为李经羲；后来，李经羲离开云南时，蔡锷等人则以礼相送。 总督衙门攻陷后，昆明城内零星的抵抗很快都被平息了；然而，靳云鹏却仍盘踞在五华山负隅顽抗。 五华山是昆明城内的制高点，此山不取就难以控制全城。于是，蔡锷率部亲自攻打五华山了。 靳云鹏见蔡锷到来，自知不是对手心已虚了；接着，又闻钟麟同已死，李经羲被俘；料想自己独木难支，于是化装成轿夫逃走了，五华山才被起义军攻占。 与此同时，云南新军第十三镇第三十八协协统曲同丰，也在云南大理举义响应。 至此，云南全境光复，云南军政府成立，蔡锷任都督。 云南光复后不久，贵州的革命党人也举义起事了。 贵州巡抚沈瑜庆见大势已去，只得拱手让权黯然下台，总算保住了性命避居到上海去了。 不久，蔡锷派遣唐继尧进驻贵州，接管了贵州军政府，唐继尧为都督。 而广西巡抚沈秉堃倒是能识事务，主动与同盟会联系后即于十一月七日也宣布“脱离清庭”而独立了。因而，受到了革命党人青睐；沈秉堃被推举为都督，原广西提督陆荣廷则为副都督。但几天后，陆荣廷又发动兵变夺取了都督之位，广西的军政大权即落入了陆荣廷的手中。 且说，同盟会在各省组织起义并均宣告成功，光复会也耐不住了。 光复会在日本东京重建以后，陶成章等人相继都回国了。 当时，浙江嵊县人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俩秉承陶成章的旨意，在上海法租界平济路良善里重组了锐进学社。陶成章回到上海后，即以此为掩护组建了光复会上海支部，由湖南安化人李燮和任总干事。 武昌起义爆发后，光复会也想在苏、沪、浙、皖等地举事以取得政权，并打算先取沪、苏，再取浙、皖。 因此时，陶成章与李燮和都远在南洋筹款，光复会在上海的工作实际上是由尹锐志姊妹俩在负责。此时，尹锐志姊妹俩已招募了一些志士，但苦于无领军人物，所以迟迟没有举事。 不久，李燮和自南洋爪哇回到上海，尹锐志姊妹俩就将领导上海光复会起义的权交还于他。 李燮和回沪就是为了在上海举事，但因仓猝而至不及准备尚感力量不够；忽而，他想到了上海的军、警界中有不少是湖南籍同乡，不妨游说策反或许可资利用。于是，李燮和多方联络后；终于将闸北巡警总队警官陈汉钦、吴淞巡警总队警官黄汉湘等湖南同乡游说成功，都愿随同他共举大义。 接着，李燮和又暗中组建了一支光复军，自任光复军总司令。就这样，光复会在紧张准备中伺机而动。 与此同时，同盟会中部总会也在打着同一个算盘。 同盟会原打算先在南京发难，成功后再推及沪、浙；但因两江总督张人骏防范甚紧，一时难以在南京举事；遂将目光转移到了上海，并将上海起义之事交由时任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部长陈其美具体负责。 陈其美深知，上海起义成败事关全局。而因光复会在上海活动已久经营多时，必也在谋取之中。若是自己迟疑不决，光复会定会捷足先登；如果让光复会得手了，同盟会在上海的影响势必会减弱、萎缩甚至被排斥。而上海的政治、经济地位非同一般，有极强的辐射作用；沪地若得，取苏、浙、皖也就容易多了；沪地若失，连带着将失去一大片；所以，上海是志在必得。但因同盟会在上海根基不深，若举事尚觉势单力薄；所以，陈其美毕竟还有忧虑。 不过，他很快想到了自己曾是上海青帮中人；而上海的帮会势力极盛，何不让其为我所用？果然，陈其美特地拜帖后，曾是其同门的青帮中的弟兄倒很是义气都愿为其卖命，师父刘福标更是组建了一支百余人的敢死队，听凭陈其美驱用。至此，陈其美终于有了一点举事的资本。 但此时，上海道台刘燕翼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也感到时局严峻；赶忙调兵遣将加强防范，并大肆搜捕革命党人。 陈其美感到形势逼人，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但仅有刘福标的敢死队还是感到不足用，也就只好打算与光复会联手了；于是，陈其美设法与李燮和接洽以谋联手举义。 李燮和虽然已有军警界的支持，但毕竟是敌营中人恐会变卦，令李燮和难有十分成功把握；此时，陈其美来谋求合作，李燮和也就接受了。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决定联手，但心底却都有着各自盘算，皆欲利用对方以成就自己的大业。 虽然，同盟会与光复会在上海起义一事上终于又走到了一起；可是，要拿下偌大一个上海，即使两股力量合在一起仍有不济之虞。尚须再招募生力军，方能确保无误；然而，事不容缓何处可求，俩人一时又都感到了为难。 忽然，陈其美又想到了另一股可借助的力量。 原来，五年前，上海市民为了自强图存，以锻炼体魄之名，先后成立了沪学会体育部、商业体cao会、商余学会、商业补习会、沪西士商体育会等五个团体；后来，在此基础上联合成立了商团公会，由身兼中国通商银行总董等多职的李平书任会长。不久，商团公会还拥有了一支不受政府支配的名曰“义勇队的武装，以维持地方秩序及保护商人利益。至辛亥年，商团公会已有会员五千之众，义勇队也拥有了近千条枪，已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所以，陈其美想到了何不与商团公会联络共谋大业。 然而，陈其美与李平书素无往来，不知该从何入手？好在，商团公会的副会长叶惠钧是同盟会员；陈其美就通过他游说李平书；但是，李平书却犹豫不决。 此时，李平书的族侄李显谟来沪，正好帮了陈其美的忙。 原来，李显谟时任南京新军第九镇马标第一营管带；其上司新军第九镇统制兼江北提督徐绍桢倾向革命党人，此次派他赴沪正欲与同盟会联系。 其实，李显谟也是同盟会员；见陈其美有此疑难，也就主动协助说服其世叔。 李平书对李显谟甚是信赖，经李显谟游说后也就答应了参与举事。只是，李平书要求李显谟留沪，将义勇队交予他统领才能放心；李显谟欣然答应，遂受领了上海商团临时总司令之衔。 就这样，上海商团的武装力量实际上也掌在了同盟会手中，陈其美觉得腰板硬了。 于是，三方作了进一步协商，最后决定于十一月三日举事。 并做了具体的部署，李燮和率光复军攻打闸北巡警总局，李显谟率商团的义勇队主力攻打位于上海城厢的苏松太沪兵备道署及知府衙门，陈其美率“敢死队攻打位于黄浦江边的江南制造局。 是日下午，三路人马在西门外俗称九亩地的校场内聚集，举行誓师大会后即宣布起义。 因为，李燮和与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俩已对军警界人员做了许多策反工作有所收获；所以，李燮和率光复军攻打闸北巡警总局时，警官陈汉钦等人即带领手下弟兄反正；于是，李燮和没有遇到多大阻力，闸北首先光复。 李显谟率领义勇队攻打苏松太沪兵备道的道台衙门及上海知府衙门时，两个衙门的官、吏、衙役早已吓得屁滚尿流了；起义军还未到，都已逃之夭夭。上海道台刘燕翼、知县田宝荣见势不妙，赶紧逃入租界保命去了；于是，两个衙门也就轻易地被李显谟占据。 然而，陈其美却没有如此幸运。 陈其美率领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原以为可以唾手而得，谁知却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原来，江南制造局内储存着大批枪械弹药，清政府将其视为重地，早已增派了千名清兵加强守护；所以，陈其美遇到了劲敌。 敢死队虽然都是些不怕死的亡命之徒，但毕竟是临时凑合没有经过专门的军事训练；只宜街巷中蛮斗，而难以临阵实战；且人数毕竟仅有百余，加上同盟会的一些会员及李显谟拨给他的少数义勇队员，仍不足以克数倍于己之敌，令陈其美心急如焚了。 忽又传来消息，说是吴淞口外停泊着五艘军舰，是为攻打武昌所需而来运走储存于江南制造局内的军火的。闻此消息，陈其美觉得更须尽快将江南制造局拿下，以免军火被运走。然而，终因兵力不足而久攻不克。眼见得武力难取，陈其美决定亲自进入江南制造局，以大义说降守军；众人恐有不测，皆言“不可”。但是，陈其美此时忧虑军火被运走，顾不得自己的安危了，且求胜心切；所以，没有听取众人的劝阻，毅然地孤身一人进入制造局大楼，大义凛然地去游说守军了。 然而，率部固守江南制造局总办的张士珩见陈其美只身前；虽然，感其孤胆英雄，但却不卖陈其美的账；非但不投诚，还吩咐手下将陈其美五花大绑了扣押起来。 陈其美说降不成反而被扣，近乎于愚蠢得如同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心中十分懊丧却悔之已晚。不过，张士珩没有杀陈其美，对他来说这已是不幸中之大幸；此时，身陷樊笼中的陈其美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而对峙在制造局外面的起义军见陈其美有去无回，料想定是凶多吉少；刘福标更是心烦意乱，欲率领敢死队去营救陈其美。 此时，李燮和和李显谟都已率部赶到；起义军力量骤增，随即发起了强攻。 张士珩见起义军兵力大增攻势加强，且又见沪军巡防营营官章豹文、巡防水师五营官带王楚雄等人已反正加入了起义军；张士珩这才觉到了大势已去，仅靠自己所率的一支孤军，看来是难以固守；于是，又顽强地抵抗了一阵后，趁着夜色悄悄地逃到法租界去了。 四日凌晨，起义军终于占领了江南制造局，并救出了陈其美。清军欲运往湖北的军火也被截住，起义军收获颇丰。 起义军攻取江南制造局后，上海城内已无大的抵抗；十一月四日，上海即宣告光复。 接着，就准备成立军政府，且拟名为沪军都督府。 然而，李燮和却提出了异议；李燮和认为：“上海虽然光复了，但光复江苏的战争才开始，应当专注战事；再说，上海仅是一个县城，江苏全境尚未光复，急于成立沪军督府，将造成江苏的治权分裂，恐于大局不利。所以，当务之急应是招募军队，尽快光复江苏；特别是要克复江宁，然后徐图北上。” 为此，李燮和不赞成在上海设都督。 陈其美正欲排挤光复会，李燮和的主张正中其下怀；于是，打算撇开光复会，只与商团磋商成立沪军都督府的事。 然而，上海的沪军都督府尚未成立，江苏军政府却在苏州抢先成立了。 原来，上海光复后，消息很快就传到苏州；正在苏州策反新军的革命党人被激奋，也准备举事了。 而苏州城中的士绅担心战乱祸害，纷纷上书要求江苏巡抚程德全设法避免战争，其幕僚、立宪派人士、江苏海门人张謇也谏言：“不若承认共和，谋求自保。” 程德全倒很识时务，一向处事谨慎的他这次毅然地做出了大胆的抉择；采纳张謇等人的谏言，在江苏实行共和立宪，以避免流血，而且是雷厉风行立马就干。 于是，就在上海光复后的第二天，程德全刻不容缓地宣布江苏独立，并成立江苏军政府，自任都督。 程德全的这一举措，使正欲举事的革命党人无所适从了；然而，江苏的同盟会负责人陈陶遗却力排党内异议，主张全力拥护程德全。 于是，十一月五日，一批臂缠白布荷枪实弹的革命党人在陈陶遗的率领下进入苏州城；然后，来到书院巷的巡抚衙门，表示拥护程德全为江苏军政府都督。 程德全自然心悦，遂叫部下在衙门前竖起一面上书“兴汉保民”的大旗；接着，亲手挑掉了巡抚衙门大堂屋檐上的几块瓦片，以示与满清皇朝彻底决裂。从而，一场流血避免了。 而陈其美等人闻知江苏军政府在苏州成立，更是迫不及待地要成立沪军都督府了。 六日下午，在上海小东门内大街的海防厅署内即举行了沪军都督推选大会，与会者达六十多人。 因推选都督毕竟是大事，李燮和见难以阻止，却不愿当旁观者，也派人出席了。 会上，三方代表又就都督人选产生了争执。同盟会力推陈其美，觉得是陈其美第一个进入江南制造局，论首功理当是他。上海绅商却希望李平书的族侄李显谟执政，认为是李显谟救了陈其美，让其执政是理所当然。而不主张设上海都督的光复会，此时却也横插上了一脚，认为李燮和在上海的军警界颇有影响，应该由他来主政。于是，三方争执不下。 忽然，同盟会员、浙江上虞人黄郛举枪示威，言：“陈其美舍生忘死独闯虎xue，如此大勇谁人能及？都督大任，非其莫属。” 与此同时，靠墙站着的刘福标突然登上桌子高擎一颗手榴弹，也大呼：“何必如此罗嗦，选陈其美是了；如若不从，我与大家同归于尽！” 这一招果然灵验，众人知道刘福标的为人，担心他真的会干傻事，让大家同归于尽；于是，顿时众人皆噤声了。 且李燮和本来就对设“沪军都督”不赞成，无非是故意抬杠而已；此时，见刘福标以死相拼，觉得犯不着为此而与其过于计较；于是，带着光复会员愤然退场了。 李燮和等人退出后，场内就只有同盟会与商团两股势力了；此时，陈其美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督府名单不由分说地宣布。 李平书这才明白，陈其美早有预谋；但当他听到名单中，陈其美自任都督外，李燮和为参谋，李显谟为军务部长，李平书自己也得了民政部长之职；其它的外交部、财政部、交通部等部门中也均有自己的人，李平书觉得尚可接受，也就不再顶牛了。 于是，陈其美牟取了沪军都督的大位。 然而，后来在《申报》上正式公布名单时，竟然不见了李燮和的名字，而任命黄郛为参谋了；其它各部中也不再有光复会的人；就这样，光复会完全从沪军都督府中被排斥了。 陈其美将李燮和排挤出局，光复会党人愤懑不平，李燮和也心中不甘。 因此时，李燮和有上海军警界作后盾，势力强于同盟会；所以，有人提议李燮和逮捕陈其美，夺回沪军都督大权。 然而，李燮和却又觉得若如此鹬蚌相争，岂不让清庭得渔翁之利？于是，放弃了与陈其美争沪军都督之位；而率领光复军去了吴淞，与吴淞巡警总队警官黄汉湘一起成立了吴淞军政分府，李燮和也自命为都督；从而，与沪军都督府分庭抗礼了。 不久，江苏境内的镇江、青浦、扬州、常州等地相继宣告独立，都成立了以地域贯名的军政府，同样都自命了都督，且互不隶属各自为政。 而江苏的另一江防重地南京，却被江南提督张勋盘踞着，仍俯首听命于清庭。 这么一来，占据苏州的程德全虽然自命为江苏都督也就徒有虚名了，其号令出了苏州城就失灵。 而陈其美虽然得了上海这块宝地，一时却也指挥不了谁。 此时的江苏除了江宁，全省大部已被光复；然而，革命党人之间却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凝聚，这可是辛亥革命时罕见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