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章 孙张段三角联盟 袁祖铭入主贵州
【史要】孙、张、段反直三角联盟；袁祖铭入主贵州；北伐受阻，孙中山改道…… 却说，正在孙中山准备北伐之时，忽报皖系军阀徐树铮前来广州谒见孙中山了。 原来，徐树铮在直皖战争中败北而流落海外后却甚不甘心，总是伺机能够东山再起。因此，当徐树铮闻知孙中山准备北伐后，觉得机会来了；于是，决定利用皖系尚存的实力，与孙中山联手共同对付直系军阀。 徐树铮的这个打算征得了同样不甘失败的段祺瑞的同意，徐树铮遂潜回国内有了广州之行。 而孙中山所举北伐，要对付的主要是直系；料知徐树铮必为结盟而来，也乐于相见；因此，即派遣汪精卫赴广州将徐树铮迎至桂林。 徐树铮到了桂林后即谒见孙中山，两人晤面纵论天下十分融洽。 徐树铮致信段祺瑞，竭力称颂孙中山：“虽不无涑略之虞，而励精进取，言不及私，因知其屡蹶屡起，自有一种不可磨灭之真力在，与钧座素所叹念甄取者相合。”也就更促使段祺瑞欲与孙中山结盟了。 接着，徐树铮禀承段祺瑞的意志，与孙中山谈及了结盟之事。 虽说，此时的段祺瑞与徐树铮都已是昨日黄花，但由他们为首的皖系军阀在各地的实力尚存仍不可小觑。第二次粤桂战争时，吴佩孚给陆荣廷的军火正是被皖系的卢永祥与何丰林扣留的，无意中帮了粤军的忙，致使桂系军阀崩溃瓦解陆荣廷被迫下野，孙中山对此记忆犹新。而今，北伐在即，皖系愿意结盟共同对付直系，正是孙中山求之不得；因此，孙中山接受了徐树铮的提议，暗中与皖系结盟了。 且说，就在孙中山与皖系结盟之时，把持北洋政府的直系与奉系却反目成仇了。 原来，直皖战争结束后，改由直系与奉系把持了的北洋政府却遇到了一个财政难题；因为，段祺瑞政府的倒台而触及到了最大的债权国日本的利益；日本政府限制了对中国的借贷，连已成立的借贷也拖而不再兑现了。但是，军队却向政府索要饷银，政府各部职员也纷纷索要薪俸；顿时，一股“闹穷”的风潮席卷而来，令北洋政府的财政状况陷入了窘境。 教育部因欠薪引发部员怠工而政务停顿，教育次长马邻翼为此请辞。同时，新任的陆军总长蔡成勋、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董康也相继请辞，甚至于连参谋部也请求解散了。 与此同时，各国列强却趁火打劫地来催讨到期的债款，使北洋政府更如雪上加霜被迫得走投无路了；日本人更是散布谣言“六国银行团将共管中国财政”，使得国人因此而人心惶惶。 而财政总长李士伟因遭议员反对没能到位，财政次长潘复独臂难支穷于应付；时局到了近乎不可收拾的地步，靳云鹏的内阁却是一筹莫展无计可施，北洋政府已是危机四伏摇摇欲坠了。 在此内外交困之机，一向主张门户开放的美国政府则趁机而入了；美国银行团代表阿卜脱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一个借新还旧的办法，即北洋政府向美国银行团再借贷一千六百万美元，以偿还曾于一九一八年秋以全国烟酒印花税款为抵押向美国银行团借贷、被俗称为烟酒借款的一千万美元；不过，这笔新借款还须扣除为赎回美国人所持有的一百余万“湖广铁路债券”；因此，到头来是所剩无几近于饮鸩止渴。 但是，陷于困顿之中的北洋政府却觉得，借新还旧后毕竟还有数百万可余，尚能聊解眼前危机；因此，也就顾不得是香醇还是鸩酒，欣然接受了阿卜脱的建议，与美国银行团签署了《续借协议》。 中、美之间的新借贷达成后，其他列强倒是急了，唯恐中国这块硕大的市场让美国独占了去，这才改变态度同意再向北洋政府借贷了；于是，各国列强也依瓢画葫芦地采用了借新还旧的办法，皆与北洋政府签订了《续借协议》；如此，倒是让北洋政府跨过了一道坎。 北洋政府与列强签署《续借协议》后，眼前的财政危机算是暂时渡过了；但是，接踵而至的是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又产生了矛盾。 原来，向各国借款，经办的机构与官僚都能从中得到一笔可观的佣金；仅中、美续签的烟酒借款，其佣金就有数十万；因此，谁都对其垂涎三尺。 总统府与国务院都想将这块肥rou捞入自己的碗中，徐世昌与靳云鹏也就因此而反目了，甚至于直系与奉系也卷入其中。 奉系的张作霖因与靳云鹏是姻亲，自然的就给靳云鹏撑腰；徐世昌则靠上了直系，也不肯示弱。 而此时，各国列强也正欲在北洋政府中重新扶持自己的代理人而暗中较劲；英、美等国看中了直系的吴佩孚，日本则把目光投向了据有东三省的奉系首领张作霖；于是，这场因分赃而引起的新府、院之争就渐变成了由列强在背后支持的直系与皖系之间的争端了，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先是，吴佩孚以舞弊之名攻击紧随靳云鹏的财政次长潘复，迫其去职后让总统府顾问张寿龄接任；靳云鹏则利用张作霖，以“才能不足，难以胜任”为由也定要张寿龄走人，而让潘复复职。 一向处世圆滑的徐世昌这次却是锋芒毕露了，他扬言：“宁弃总统位，绝不允潘复复职。” 徐世昌毕竟是总统，靳云鹏见其将话说得如此绝了，知道难有调和的可能；十二月十七日，靳云鹏一气之下干脆一纸《辞呈》，撂下一副烂摊子而自己走人了。 靳云鹏辞去后，徐世昌即让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国务总理。 张作霖当然不会顺着直系，也就横里插上一脚，竟然推荐曾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组阁。 因为，梁士诒在袁世凯时期还出任过财政部次长、交通银行总理等职，有“梁财神”之称；徐世昌倒是也觉得若能让“梁财神”组阁或能更好地化解财政危机，也就没有二话即任命梁士诒为国务总理让其组阁了。 然而，因梁士诒曾在广州与陈炯明有过接触，直系担心其与广东政府有瓜葛；且梁士诒是由张作霖推荐的，又唯恐让其组阁后的北洋政府会受奉系cao纵；因此，直系总是觉得不宜让梁士诒出任总理；否则，会对直系不利。 果然，梁士诒上任后，竟然拒付组阁时曾答应拨给直系的三百万元军费；直系的担心果然成了现实，这可把吴佩孚惹恼了；因此，吴佩孚决意非得要将梁士诒赶下台不可。 而梁士诒出任国务总理后，即与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商洽有关胶济铁路的借款赎路事宜了；梁士诒的这一举动，正好给已记恨于心了的吴佩孚以口实。 因此时，华盛顿会议还在进行中；华盛顿会议除了为解决列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冲突，而签署了《美、英、法、日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即《四国条约》，及《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即《五国海军条约》外；还为防止苏俄向远东渗透，而特意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但没被采纳的“废除《二十一条》，收回胶州湾”的要求，以边缘会谈方式列入了这次会议的议程。 其实，列强此举无非是想拉拢中国并令其拒绝倒向苏俄之目的。如此，倒是确实让长期蒙受屈辱的中国人又萌生了一丝希望；何况，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又是曾经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后来调任驻英公使的顾维钧等人；国人企盼他们能再次给中国人争气，使山东问题在这次华盛顿会议上真正得到解决。 然而，就在国人翘首企盼而华盛顿会议尚未结束之时，梁士诒却迫不及待地与日本谈判了。 梁士诒打算将“胶济铁路继续交由日本人共管，欲以此作为筹码换取日本政府的对华再贷款，以缓解一下眼前仍捉襟见肘的财政危机。梁士诒的这一举动，触及了早已对日本恨之入骨了的国人敏感的政治神经。 吴佩孚则就此借题发挥大做文章了，言：“借款赎路，乃卖国之举。” 国人一闻“卖国”两字，皆义愤填膺同声谴责，梁士诒顿时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接着，陕西督军冯玉祥、山东督军田中玉、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河南督军赵倜、江西督军陈光远等各省军阀也都纷纷《通电》声讨。 梁士诒见势不妙，赶紧声辩；但是，任由梁士诒如何辩白，且是无济于事。 吴佩孚见梁士诒已如落水狗了，更是朝死里加上一棍，斥道：“梁士诒乃洪宪罪魁，幸逃显戮；今甫入阁门，即行卖国，人当共殊之。” 梁士诒遭受吴佩孚如此鞭挞，实在难以招架了；于是，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上台不到一个月的梁士诒被迫无奈之下也提交了《辞呈》。 梁士诒走后，颜惠庆再次代理国务总理。 吴佩孚将梁士诒逼走，却令推荐人张作霖心中甚是不乐；张作霖觉得吴佩孚此举是在给他难堪，绿林出身的张大帅如何按捺得了；且在张作霖看来，吴佩孚无非是直系中的晚辈，竟敢如此骄横一点不卖他张大帅的账，心中好不窝囊；因此，张作霖打算用武力教训吴佩孚了。 吴佩孚眼见张作霖调兵遣将了，揣知其意图后也立即部署兵力以应付；于是，双方剑拔弩张准备兵戎相见。 此时的张作霖，虽然从直皖战争中捡了不少便宜，特别是从皖军手上缴获了百余门大炮及大量枪械，过去山大王似的张作霖鸟枪换炮后洋气多了；然而，真要与直系开仗，心中毕竟还没底。 因为，自辛亥革命以来，直、皖两系就称雄于关内，可谓是根深蒂固。直皖战争中，张作霖是捡了便宜，但直系也没有少得；段祺瑞倒台后，中原已是由直系一家独大了；所以，欲与直系对仗并取胜看来绝非易事，还得想点法子才行。 为此，张作霖琢磨了，忽然想到了南方的孙中山；心想，若能与孙中山联手对付直系，则胜算就多了几分。何况，两年前孙中山就曾派过一名叫“宁孟言”的来游说过，只因当时自己没有表态才将合作之事搁置；而今正值其时了，何不重启？于是，张作霖立即派人将尚留在天津的宁孟言邀至北京会谈。 原来，还在第一次粤桂战争前，时任参议院议长李盛铎曾派其侄子李守冰向已有北伐之意的孙中山进言：“吴佩孚欺世盗名，直系横行中原肆虐百姓；欲救黎民于水火，当联合奉张，方能夹击吴佩孚，收廓清之效。” 尔后，梁士诒北上出任国务总理前，也曾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合粤、皖、奉为一炉”的计划。 孙中山采纳了两人的建议，也就派遣了老同盟会员、辽宁海城人宁武回东北，以同乡关系去游说张作霖欲与其结盟。于是，宁武化名“宁孟言”，以华侨的身份北上天津晋见张作霖。 虽然，宁武初次游说张作霖未能如愿，但已给张作霖留下了印象；所以，此时张作霖就想起了他。张作霖将宁武邀至北京，即在自己的府邸顺成王府中接见了他。 此次，张作霖主动开口道：“现在国家一副烂摊子，难以收拾；孙先生是开国元勋，治国有方；我想向他请教，你看行吗？”张作霖言下之意已明，宁武岂有二话？ 于是，张作霖留住宁武并委任其为自己的副官；然后，指派奉军第二混成旅骑兵团长李梦庚随同宁武南下，赴桂林谒见孙中山商议结盟事宜。 二月，李梦庚抵达桂林；正准备北伐的孙中山见张作霖遣使前来结盟，正求之不得也就爽然应诺；同时，趁机替奉、皖两家劝和；为了各自的利益，奉、皖双方听取了孙中山的劝告而重归于好了。 就这样，孙中山与张作霖、段祺瑞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 此时，广东学生界致电孙中山，言：“北洋卖国，举国共愤；切盼大总统早日誓师，扫除****；南粤学子愿效前驱，但候师期。” 孙中山接此电文后心中大悦，见国人如此支持，也就更坚定要北伐了。 于是，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孙中山在桂林南较场誓师北伐了，孙中山亲自向北伐军三万官兵宣读誓词：“民国存亡，同胞救民，为公为私，惟有奋斗，万众一心，有进无退。”接着，又向全国发布《出师北伐紧急通告》；然后，由桂林出发，正式开始北伐了。 且说，孙中山准备举兵北伐时，贵州的政局却也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 原来，援桂黔军总司令谷正伦率部撤回贵州后，贵州新兴文系又产生了内讧。当时，有活菩萨之称的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省长卢焘徒有虚名，贵州政局实际上是由黔军参谋长何应钦在cao控；何况，何应钦兼有贵阳市长等八个要职于一身，堪与谷正伦分庭抗礼。 谷正伦为了把cao控贵州政局的实权夺过来，欲将何应钦挤走；于是，谷正伦联合黔军第四旅旅长张春浦等人，指责何应钦“欺世盗名，独断专行”，并在一个雨夜对何应钦发动了突然袭击。 何应钦猝不及防，赶紧冒雨避难到贵阳北天主教堂内；躲藏了三天后，在教士司徒拜山的帮助下化装成修女逃离贵阳潜往广州投靠孙中山了。 何应钦出走后，卢焘也离开贵阳避到安顺去了；于是，贵州政局失控顿时大乱。 此时，一直蛰息在湖北依附于直系了的袁祖铭闻知贵州新兴义系发生内讧，觉得自己东山再起的时机到了。 于是，袁祖铭在汉口重新组建了定黔军，再次自任定黔军总司令；并与已被赶下台投靠在唐继尧帐下的旧兴义系首领刘显世联络，欲联手对付新兴义系。 刘显世当然求之不得，双方一拍即合。 此时，黔军将士对于谷正伦等人为争权夺利而导致的内讧甚是反感。于是，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彭汉章等多名黔军将领联名《通电》，表示欢迎刘显世与袁祖铭返回贵州主政；而驻防于湘、黔交界处重镇洪江的黔军第一独立旅旅长王天培干脆反水，倒向了袁祖铭。 因此，袁祖铭的定黔军畅通无阻地经由湘西的洪江入黔，兵锋指向黔东重镇镇远。 不久，彭汉章也倒戈了；驻守镇远的黔军也就无心再战弃城而走。 袁祖铭轻取镇远后，即以王天培为左路、彭汉章为右路、袁祖铭自率中路，三路兵马齐进奔袭贵阳。 谷正伦见将士纷纷倒戈而定黔军来势凶猛，自知贵阳难守；则让已任黔军参谋长张春浦率本部兵马留守，自己却退往遵义去了。 张春浦知道谷正伦想溜，却让他做挡箭牌，心中当然不乐；且张春浦自知，如此局势下自己独木难支，如何抵得士气正盛的定黔军？因此，谷正伦前脚刚走，张春浦也知趣地跟着溜了；贵阳顿时成了一座空城，也被定黔军所取。 而已避于安顺的卢焘见黔军难以抵挡定黔军的进攻，自己又不愿留在贵州去与以北洋政府为靠山了的袁祖铭合作。于是，卢焘由安顺经毕节去往四川；并于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通电》宣告辞去黔军总司令及贵州省省长之职。 而已退至遵义的谷正伦也不得不离开贵州，绕道去往广州了。至此，定黔之战结束；袁祖铭入主贵阳，掌握了贵州的军政大权。 此后，云南的唐继尧觊觎贵州，组织滇、桂联军驱逐袁祖铭，扶植刘显世返回贵州主政。 而袁祖铭败走川南后，却又参与了正在上演的四川军阀大混战之戏；但不久，袁祖铭就在直系吴佩孚的支持下重返贵州。 然而，四川的军阀大混战却仍在继续；那些川蜀军政界的实权人物刘成勋、熊克武、刘文辉、杨森、刘湘等人，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台、走马灯般地亮相过场，川蜀境内因此而烽烟四起时分时合纷争不断了。不过，这场四川军阀大混战终仅是众多地方军阀混战中的几段插曲而已，没能左右华夏民族的历史进程；且在中华演义整台大戏中，毕竟只如几个跑龙套的匆匆过场不甚起眼，故不赘详。 贵州的易主，却使孙中山失去了一支可资利用的力量；不过，孙中山北伐决心已定，无论有甚变化都难改其初衷。 因此，孙中山誓师北伐后，即任命李烈钧为北伐第一路司令、许崇智为北伐第二路司令，率四万北伐军分兵两路皆欲取道湖南北上，正式开始北伐了。 然而，北伐伊始就遇到了两大难题。一是，湖南的赵恒惕因已倒向吴佩孚，不愿给北伐军借道；因此，北伐军行至湘桂边界后却未能再前进了；欲取道湖南北伐受阻，迫使孙中山另做打算。 再是，北伐军出师不久，军饷维持了近月后就开始告紧。原来，此时的广东因二次粤桂战争刚结束不久，财政状况十分窘迫；令受命筹饷的廖仲恺深感为难，一时不知该去哪儿找钱？ 为此，孙中山与廖仲恺也算是动透了脑筋，还特地成立了一个筹饷局专事筹饷。首先，筹饷局发行了一笔善后公债，欲藉此筹措资金；但是，善后公债的销路不佳，历时两个月仅认购了数十万。同时，又欲以广东政府名义向中外商人借贷；然而，因桂系控制广东时期已将官方或半官方的财产作了抵押卷资而去，此时再无可作抵押之物；所以，商人们均怀疑广州政府的还贷能力而不愿提供贷款。另外，孙中山还派遣了总统府顾问何天炯赴日本筹款，但也无果而返。 种种办法都碰壁了，真让人觉得有点呼天不应叫地不灵了；后来，倒是时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程天斗出了个点子，建议在广州开办银行，发行钞票，或可解燃眉之急。廖仲恺觉得可行，报请孙中山批准后即由程天斗着手筹建，并委任其为行长。 程天斗出任行长后，立即发行了大量的钞票，遂有了被称为“天斗纸”的货币在广东大量流通。终于，靠了程天斗的这一招才为北伐军筹措到了二百万元的饷银。然而，北伐所需的军饷毕竟太庞大了，仅有数百万元难以为济。 正在北伐受阻难以进取，令孙中山进退维谷之时；忽然，传来了代理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邓铿遇害的消息了，令孙中山大为愕然。 孙中山的幕僚，认定邓铿遇害必与陈炯明有关；于是，进言道：“而今，粤地鼎沸，陈炯明或更有阴谋；为北伐计，亦不可不防。” 孙中山对于陈炯明本来就不甚放心，出了“邓铿遇害案”后，确实也觉到应倍加小心了。虽然，尚无证据是陈炯明所为；但是，广东已因此而局势不稳，这对于北伐甚是不利，也就加重了孙中山的忧虑。因此，不管谋刺邓铿是否陈炯明所指使，但稳定北伐大后方广东的局势却是当务之急容不得犹豫与迟缓；否则，必有碍北伐。况且，此时取道湖南北伐正受阻；于是，孙中山权衡再三后决定回师广东，先稳定广东局势后，再出韶关取道江西北伐。 孙中山如此决定后，遂下令“班师回粤，改道北伐”了。 此时，陈炯明已视广东为自己的地盘，不愿他人染指；他见孙中山欲回粤，陈炯明赶紧将驻在南宁的叶举调回广东以防不测，并要驻防于粤西的粤军第三师师长兼西江总指挥魏邦平关注北伐军动向。如此，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矛盾已白热化了。 然而，魏邦平见陈炯明如此为，一场政治决斗已是在所难免；魏邦平不想被卷入其中，赶紧声明“保持中立”置身局外。 而粤军第二师师长洪兆麟也不愿卷入，找了个托词避到上海去了。 魏邦平的中立、洪兆麟的避走，使陈炯明一筹莫展了。 四月十二日，北伐军的三万主力遵照孙中山的命令抵达梧州。孙中山即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命令诸军回粤后集结韶关准备改道江西再行北伐。 此时，陈炯明怯而拒往梧州。 于是，四月十九日，孙中山以非常大总统的名义免去了陈炯明中华民国内务总长、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等职，只留下一个中华民国陆军总长的虚衔。同时，任命伍廷芳为广东省省长。 同时，孙中山任命魏邦平为广州卫戍司令，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欲稳定广东局势。 陈炯明被免职后，撂下一句“既然中山先生要吾去，吾去是了”；然后，回惠州老家了，广东的一场政治风波才渐趋平静；然而，另一场政治风暴却已在孕育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