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第二次齐卢战争 段祺瑞善后会议
【史要】孙中山北上进京，段、张、冯天津会议；第二次“齐卢战争”，齐燮元下台；善后会议…… 却说，孙中山抵达天津后忽然患病，其迫切希望召开的国民会议只得暂时搁置不提了，这倒正中段祺瑞下怀；于是，段祺瑞趁机加紧筹备“善后会议”并扩充自己的势力了。 其实，自从段祺瑞主政临时执政府后，皖系势力已有所抬头。 原属皖系的山东督办郑士琦，因阻截了直系援军北上；故而，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段祺瑞即以此为由让他留任山东督办；如此，郑士琦归伍，皖系保住了山东这块地盘。 而参与过“江浙战争”的安徽督办马联甲，直系倒台后逃离安徽；于是，段祺瑞趁机将自己的幕僚王揖唐摆到了安徽督办的位子上；如此，安徽这个皖系的老巢也复归段祺瑞所有了。 而此前，“江浙战争”中被齐燮元与孙传芳击败、亡命日本的卢永祥，见直系倒台了，即也从日本返回国内复又投于了段祺瑞麾下。 虽然，卢永祥在“江浙战争”中败北；但是，冯玉祥能顺利发动北京政变并巩固成果，张作霖能取得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皆与卢永祥在“江浙战争”中牵制并消耗了直系的许多力量不无关系；所以，卢永祥的功勋不应抹杀可谓是虽败犹荣。于是，段祺瑞又以此为由将卢永祥任命为直隶督办；从而，将京、津等地纳入了皖系的势力范围。 眼见得段祺瑞大肆扩充皖系势力，张作霖与冯玉祥也耐不住了。 于是，十二月七日，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三方又在天津召开了一个会议，为临时执政府成立后的权力分配进行磋商。 因为，“北京政变”是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人唱的戏；所以，原以为直隶督办之位非他们莫属。但谁知，段祺瑞却先下手为强地将此职位委任给了属于其皖系的卢永祥；仨人不免心中不平，却又难以明言强要显得甚是无奈。 而张作霖虽然也垂涎于此，故有先前的入京；但既已出京了，倒也不想再求；所以，见段祺瑞任命卢永祥为直隶督办，倒是没有二话。 此一则是因为，在张作霖眼里，段祺瑞与卢永祥皆已是无兵无卒的光杆司令，无论让他们坐甚高位，都仍如同傀儡一个没什么可忧虑的；二则是因为，正可利用段祺瑞与卢永祥两人削弱冯玉祥等人在北京的势力。同时，张作霖以“直系未尽，应予追靖”为由，提出了“奉军沿津浦路南下苏皖，国民军沿京汉路进取豫鄂”的方略；以将冯玉祥等人从北京支走，绝了争夺直隶之心。 段祺瑞揣知张作霖的用意，当然表示赞同；于是，即以执政府的名义任命胡景翼为河南督办、孙岳为河南省长。 对此，虽知是排挤之举，但因是执政府任命而名正言顺，冯玉祥难以反对。 而胡景翼见奉军势盛，强留北京已非上策，也就忍气吞声地受命去往河南别图他途了。只是，孙岳觉得受此排挤甚是窝囊，愤而不愿受。 段祺瑞为息事宁人，遂改任孙岳为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并允许他的国民三军仍驻屯于直隶的保定、大名；如此，孙岳才勉强接受了。 然而，卢永祥对于“江浙战争”中败北一直耿耿于怀；所以，不想留在北方就直隶督办之位，只想着能返回江南去以雪耻泄愤；所以，当张作霖欲派兵南下苏皖时，卢永祥即请辞而求南下。 卢永祥此举出人意外，段祺瑞深惑不解但又觉得不可强留，遂将卢永祥改任为苏、皖宣抚使。如此一来，直隶督办之位空闲了；段祺瑞则让奉军的李景林接任，以讨好张作霖。 对此，张作霖与李景林当然都心悦；但是，国民军又因此心生怨怼了。 且说，胡景翼受任河南督办后，即率国民二军由冀入豫，袭取了有七朝古都之称的开封。 开封丢失后，洛阳就受到了威胁；避难于洛阳的吴佩孚见又受到了新的威胁，赶紧致电驻于潼关的中央陆军第三十五师师长憨玉琨，要他率部东进郑州，以阻截国民军。 憨玉琨所部原是陕西的镇嵩军第三师，直皖战争后依附于直系，遂被改编为中央陆军现番号。 憨玉琨对其上司陕西督办刘镇华十分忠诚，他在收到吴佩孚的电令后，想不好该不该发兵驰援？于是，向刘镇华请示。 因为，刘镇华的陕西督办是第一次直奉战争时由冯玉祥保荐的，且刘镇华与冯玉祥有八拜之交。 冯玉祥“北京政变”成功后，刘镇华也就跟着转向，表示拥护北京的临时执政府；因此，段祺瑞让其留任陕西督办。而今，吴佩孚电令憨玉琨出兵河南，刘镇华觉得这正是其陕军向豫拓展的机会；于是，他命令憨玉琨可趁机入豫，袭击吴佩孚。 憨玉琨受命后，即率部从潼关出发越界入豫；到豫西陕县后，憨玉琨打出了国民军豫军旗号，自任总司令；然后，命参谋长吴沧州率领六千先头部队进军洛阳。 吴佩孚致电憨玉琨原是为了搬救兵，却想不到反而是引狼入室自招其祸了。 吴佩孚为保命，赶紧带了百余亲随连夜逃离洛阳；然后，仓皇南遁直至信阳，隐匿于豫鄂交界处的鸡公山。然而，吴佩孚在鸡公山驻足不久，胡景翼紧追而至，迫使吴佩孚又只得离开鸡公山。 流离失所四处亡命的吴佩孚欲潜往湖南或四川，但因此时的湘、蜀政局也皆动荡不安；湖南出现了赵恒惕、谭延闿、程潜及后起的湘军暂编第四师师长唐生智等四雄争霸的局面，而川滇边务督办刘湘与川黔边务督办袁祖铭联手也正与四川督办杨森争锋得不可开交。 两地都纷争不休一片乱局难有可安身之处，吴佩孚岂敢前往？而欲返鄂境，萧耀南却暗中指使人拆毁铁路阻其入境。 如此，曾经在“直皖战争”与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大显身手风云一时、执掌北京政府实权多年的直系军阀首领、赫赫有名的孚威上将军吴佩孚，而今竟然狼狈得没了容身之地实令人扼腕叹息。 四川的杨森眼看吴佩孚如此狼狈，心中不忍本欲接其来蜀；但转而思，自己受刘湘与袁祖铭的联手夹击，已是自身难保；所以，若是将吴佩孚接入蜀川恐仍难安身；左思右想后，觉得还是湖北尚平静无事。 于是，杨森派遣时为四川省参议员刘泗英赴汉口游说萧耀南，言道：“吾等受惠于玉帅，今其落泊，岂可不顾而让世人戳背耶？” 萧耀南遭此诘问面露愧色，连忙申明：“非己不顾，乃鄂人为保境之故。” 尔后，萧耀南就让吴佩孚入鄂，避居到了黄州西山；吴佩孚这才有了安身之所，避免了被追杀。 然而，靳云鹗、张福来等豫军将领仍被拒绝入鄂；走投无路的靳云鹗、张福来等人只得向胡景翼投诚，所率残部被收编。 陕西督办刘镇华派遣憨玉琨率领镇嵩军协助国民二军击败直军驱逐吴佩孚后，也觊觎河南这块富庶之地了；因此，胡景翼又与憨玉琨反目了；于是，河南爆发了“胡憨之战”。 此时，受命北伐的樊钟秀已进入豫南；北京政变后北伐中止，樊钟秀却不打算回粤了；适逢“胡憨之战”爆发，樊钟秀即协助胡景翼攻打憨玉琨。 而国民三军军长孙岳见国民二军与镇嵩军开战，即派遣其部将第三师师长陈文钊与第四师师长王为蔚率部进入河南驰援胡景翼；如此，胡景翼、樊钟秀、孙岳三方联手夹攻，很快就击败了镇嵩军。 憨玉琨战败逃至豫西嵩县后，羞愤交加之下服毒自杀了。 于是，河南为胡景翼所据有了；而孙岳则将已进入河南了的陈文钊、王为蔚部划归国民二军，以助胡景翼。 只是，胡景翼主政河南后，不久却病逝了；胡景翼病逝后，国民二军第二师师长岳维峻继任河南督办及国民二军军长职。 憨玉琨败逃后，孙岳却穷追不舍，亲自率部入陕。 此前，陕北镇守使井岳秀与蒲城同乡、时任陕西靖国军左翼军支队司令杨虎城一起，在榆林组建了陕北国民革命军；井岳秀自任总司令，杨虎城为前敌总指挥。 此时，两人见孙岳率国民三军入陕；即也率部南下，协助孙岳击溃刘镇华的镇嵩军，并驱逐了陕南护军使吴新田。 刘镇华在豫西战败后只身逃往山西投靠阎锡山，吴新田则逃离西安后遁往甘肃天水。 至此，陕西则被国民三军据有；孙岳自任陕西督办，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地盘。 孙岳据有陕西后，井岳秀与杨虎城的陕北国民革命军则归入了国民三军。 因此前，孙岳将陈文钊、王为蔚部划归了国民二军，两部的编制尚空缺；于是，孙岳任命杨虎城为国民三军第三师师长，井岳秀为国民三军第四师师长。 且说，卢永祥被任命为“苏、皖宣抚使”的同时，临时执政府免去了齐燮元的江苏督办之职，其职暂时交由江苏省长韩国钧代理。同时，又任命鄂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张允明为“淞沪护军使”。 齐燮元因直系倒台后失去了靠山而不敢抗命，只得于第二天即致《电》段祺瑞表示遵命；然后，离开南京去往上海。 因为，齐燮元主政江苏时不得民心，江苏军民倒也高兴他离去；但当闻知临时执政府要另派大员来苏时，却都表示了反对。 然而，段祺瑞任命已下，岂容更易？而张作霖欲向南拓展之意也甚切，仍不顾苏人的反对，派遣张宗昌率军南下，卢永祥随同而往。 一九二五年一月，张宗昌以奉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方振武为先遣梯队司令大举南下；奉军过鲁境，兵锋直指苏北重镇徐州。 徐州守将是苏军暂编第四师师长陈调元，此人与张宗昌关系非同一般。早在冯国璋任江苏督军时，俩人就在冯国璋的麾下共事；且张宗昌还认了陈调元之母为干娘，俩人也就情同手足了。因此，张宗昌率部来犯，陈调元二话没说就给他让开了道，奉军毫无阻拦地就过了徐州。 接着，卢永祥与张宗昌兵分两路向南京进军。 卢永祥率其旧部走西路，从徐州入皖，取道安徽的宿州、蚌埠、滁州等地后直逼南京；张宗昌亲率奉军走东路，仍沿津浦铁路而下，取道江苏的宿迁、淮安、扬州等地后进抵南京。 如此两路钳制，苏军如何抵得？江苏省长兼代理江苏督办韩国均为免生灵涂炭，只得开门献城；于是，卢永祥与张宗昌即轻取了南京。 接着，卢永祥在南京组织宣抚军，以张宗昌为总司令，臧致平为参谋长；而韩国均仍留原任，陈调元留任苏军第四师师长。 正当卢永祥与张宗昌袭取南京之时，被任命为“淞沪护军使”张允明也进驻了上海。随同入沪的卢永祥部将、原浙军第四师师长陈乐山，趁机伪称受命复职，而将在任的浙军第四师师长夏兆麟逐走了。 于是，孙传芳便以陈乐山“假名窃权”为由发兵声讨。 陈乐山当然不是孙传芳的对手，当孙传芳率部攻入松江后，陈乐山不敌仓皇逃走了。 孙传芳击溃陈乐山后，立即致《电》段祺瑞直言相质：“直蟊垮台，人心思宁；抚万去职，江宁当静；何复策军马，大举南犯？更有陈贼，矫命窃权，扰境乱政；吾为沪地宁、浙人福，已将陈贼驱逐，望钧座明鉴。吾入浙沪，民廛无惊，市井安泰；若有差池，吾当自咎；然须明示公断，勿阴使暗算，而让小人得逞。” 段祺瑞赶紧复《电》孙传芳，解释道：“子嘉南就，安能单骑赴苏？奉军随行，仅为护卫，别无他意，不必过虑。汝既无愧，何谓自咎？正可补过，诚宜待人；本无责难之意，更无褫夺之念；勿轻信流言，而庸人自扰。” 齐燮元被免职后，参与“江浙战争”、与齐燮元联手将卢永祥逐走的孙传芳，原以为必会遭贬，已有兔死狐悲之感；致电段祺瑞，似有破罐子碎到底豁出去了的态势；但想不到，段祺瑞的回电态度却是如此委婉，令孙传芳觉到了执政府没有将他与齐燮元等同；于是，孙传芳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了。 而此时，进驻镇江了的张宗昌部下、奉军第二十四旅旅长邢士廉，以筹饷之名向镇江工商界索要五十万元巨款，引起了镇江工商界一片哗然；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赶到南京向江苏省长韩国均告求，以对奉军有所约束。 韩国均实也无奈，遂请出曾为护法军政府总参议的冷遹出任江苏水陆警备司令，欲对奉军约束以维持秩序。 因早在“辛亥革命”时，冷遹即为江苏军务帮办兼苏军第四师师长，张宗昌在其手下任职。果然，冷遹应邀出任后，特地登门拜访了邢士谦；当邢士谦知晓冷遹曾是张宗昌上司时，不由得敬畏三分，这才有所收敛。 后来，镇江工商界拿出了五万元，邢士谦也不再强索了。如此，冷遹算是为江苏百姓消了一份灾而倍受称颂。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因此时，齐燮元任命的“淞沪护军使”宫邦铎尚在上海；临时执政府任命的“淞沪护军使”张允明抵沪后，上海就有了两个“淞沪护军使”。 于是，齐燮元暗中指使宫邦铎逼迫张允明离沪；张允明被迫无奈，遂向段祺瑞提出了《辞呈》。 同时，齐燮元又暗中指使其旧部、驻于南京的苏军第六师常滋事生乱，以给卢永祥施压。其实，齐燮元此为，对于卢永祥无甚伤害，却令韩国均甚是头疼了。 于是，韩国均也一纸《辞呈》，辞掉了自己本兼各职，退隐乡里埋头著述去了。 奉军南下后，苏、沪政局仍如此动荡不安，却是段祺瑞未曾料想的。 于是，由卢永祥兼任江苏督办；同时，任命陈调元为江苏军务帮办，协助卢永祥维持江苏政局。且将宫邦铎的“淞沪护军使”之职撤免，以稳定上海政局。 接着，临时执政府又行文警告：“此次苏浙滋事，乃齐燮元煽惑所致，当派员查处；嗣后各省军政长官，须严饬所部，勿信谣诼；若再启衅端，必严惩不赦。” 如此，齐燮元果真不敢再滋事了；且唯恐被追究，就离开上海躲到天津租界中去了；自此，苏、沪两地这才渐趋宁息。 虽然，此次为苏、沪两地的权争并无多大战事；但因有奉军大举南下，仍不少战争氛围，且多少也有过一些接仗；而争端仍起于齐燮元与卢永祥，无疑是三个月前那场战争的延续；故而，史家也称其为“齐卢战争”，只是加了“第二次”三字以示区别。 第二次“齐卢战争”结束后，张宗昌见众皆就位，自己却尚未着落；于是，仗着屡建功勋，也就不客气地直言点名要山东督办之位。 此时的张宗昌甚是盛气凌人，他要什么谁敢不给？而张作霖觉得，张宗昌毕竟是奉系的人；他能把山东这块地盘从皖系手中夺过来，倒也正是自己所希望的，也就表示了支持。 只是，已经失去直隶了的段祺瑞，心中当然不悦；但此时的张宗昌已目中无人张狂得很，段祺瑞自知无力与他争执而不敢不从；因此，只得忍心地将郑士琦调任安徽督办，而将山东督办拱手让于了张宗昌。 只是这么一来，也就委屈了王揖唐；段祺瑞将他安排在安徽督办位子上，在任不足半年就要让位了，心中岂能不感到委屈。 然而，王揖唐去职后；郑士琦却因受不了这种窝囊气，也愤而不愿去安徽受任；而在山东济南隐居下来，从此不再问政；十年后郑士琦病逝于鲁地，年过花甲倒是善终。 如此，安徽督办又空缺了；于是，张作霖不客气地让其部将、镇威军第一路军司令姜登选出任安徽督办。同时，还向段祺瑞举荐时任东北交通委员会秘书长郑谦出任江苏省省长；段祺瑞哪敢哼一个“不”字，只得依从。 如此一来，非但山东、安徽这些原应是皖系的地盘都落入了奉军的掌中，连江苏这块尚属皖系的地盘上也掺入了奉系的一粒沙子，张作霖确是心满意足了。 而段祺瑞眼巴巴地看着已经到口了的肥rou生生地被夺去，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但因自己实在是力不如人，徒有个执政空衔岂敢抗衡？也就只得忍气吞声地不敢吱声，这才相安无事。 各政要从第二次“齐卢战争”中获取利益之时，倒是让上海的绅商们也得了个实惠。 原来，上海的绅商们为了避免沪地再起兵祸；趁着宫邦铎的“淞沪护军使”被撤，新的“淞沪护军使”尚未任命之时；由上海总商会发起了一场避免兵祸运动，联名向临时执政府诉求：“上海不设军职、不驻军队。” 对此，首倡废督的卢永祥倒是十分赞成，并进一步提议：“可将上海辟为不设防的特别市。” 而此时的孙传芳，只求保住浙江的地盘，就也表示愿意从上海撤军；孙传芳此举甚是迎合上海绅商之意，因此颇受赞许。 临时执政府为顺民意，即于一月十五日颁布《命令》：“淞沪护军使裁撤后，上海永远不驻兵，不得设置任何军事机关，上海兵工厂饬令陆军部即日择地迁移。” 就这样，上海名义上成了一个“不设军职、不驻军、不设防的特别市”了，如了上海绅商们之意。 上海成了特别市后，令相邻诸省的民众甚是羡慕；于是，同样饱尝兵灾之苦的江、浙两省民众也萌生了此念。 不久，太湖流域的镇江、常州、苏州、太仓、松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八个地方的民众，也发起了一场“太湖流域联合自治运动”；欲效仿上海，吁请撤退域内军队以免兵祸。 然而，这一次，临时执政府及卢永祥、孙传芳等江、浙政要不再答应了；因此，所谓的“太湖流域联合自治运动”也就无果而终。 段祺瑞见河南、江苏都已受控于临时执政府了，大局底定；于是，决定召开已筹划了多时的“善后会议”。 对此，倡导召开国民会议的孙中山表示竭力反对。 因为，“善后会议”虽也宣称要“革新政治，与民更始”，但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解决时局中的一些争端；说到底，就是为了解决眼下尚存的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各地军阀之间的权益分配问题；与会人员也就无外乎是些军阀、政要、权贵，国民无缘参政；所以，有人称其为“分赃会议”。 而“国民会议”则不然，其目的是为探求、抉择国家政体的大会，以促使中华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的国家，为全体国人谋福祉；与会者也就应是从全国各地民选出来的代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会议。 两种会议无论从性质、形式、过程、目的均迥然不同，可谓是天壤之别水火不相容。因此，孙中山不赞成召开“善后会议”。 但因为，此时的孙中山已病情严重，从天津转到了北京，并住进了协和医院。 然而，孙中山对于如此大的国事怎能放心？于是，支着病体给段祺瑞致《电》，表示对此事的关切并毫不隐讳地阐明自己的观点。 孙中山在《电函》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预备会议若成，则国内知识阶级如教育会、大学校学生联合会等，生产阶级如实业团体、农工商会等，皆得与有军事、政治之实力者相聚于一堂，以共谋国家建设之大计，既可使此会议能表示全民之利害情感，复可导国民于通力合作之途，民治前途必有良果。善后会议所列构成分子，则似偏于实力一方面，而于民意方面未免忽略，恐不能矫往辙、成新治。” 同时，孙中山进一步阐明了“民国以民为主人，政府官吏及军人不过人民之公仆。曹吴祸国，挟持劳工压制人民，诚所谓冠履倒置。今欲改弦更张，则第一当令人民回复主人之地位，而使一切公仆各尽所能，以为人民服役，然后民国乃得名副其实也。” 孙中山这篇《电函》可谓字字铿锵句句明理，特别是其反对“善后会议”、倡导“国民会议”之举，等到了国人、特别是已成立于各地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广泛支持。 孙中山给段祺瑞的《电函》发出后，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也《通电》揭露：“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目的在于扩张派系势力。” 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则在其一月二十二日发表的《宣言》中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善后会议是段祺瑞要用军阀制度、借着帝国主义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 而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更于一月二十日，组织了十万人的大游行，以反对“善后会议”，呼吁召开“国民会议”。 同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已打算联手筹建“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以将国民反对“善后会议”，促进“国民会议”召开的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然而，孙中山的话，段祺瑞却一句也不入耳；诚然，俩人所思、为所、所图实乃南辕北辙岂能相合？ 段祺瑞想，若是依了孙中山之言，把“善后会议”办成了“国民会议”；真的“以民为主人，政府官吏及军人不过人民之公仆”了，自己谋取这执政之位图的又是什么？段祺瑞已受够了无权无势时的窝囊气，而今好不容易复登权位，岂愿再交出去而复又一无所有？ 因此，段祺瑞仍决意召开“善后会议”。 而最主要的是，奉军首领张作霖与国民军领军人冯玉祥，也正都想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因此，对召开“善后会议”表示了支持，这使段祺瑞心中踏实了。 而此时，曾赞同好人内阁的北大教授胡适，又以一种和平主义的眼光看待善后会议；认为“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因此，当“善后会议”筹备处秘书长许世英邀其与会时，胡适即予答应。 胡适此举无意中为段祺瑞帮闲了，以至于有人叹道：“先生从百尺竿头掉下来了。” 北京大学的学生则在厕所墙壁上涂鸦，骂胡适卖身于段贼；往日曾追崇于他的莘莘学子，而今却视其为不齿之辈了；然而，胡适不屑一顾地仍我行我素。 胡适如此行后，自然又有一些人跟进，也为“善后会议”的召开摇旗呐喊鼓噪助威；这倒使段祺瑞觉得自己并非孤单，也就更坚意了。 于是，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由段祺瑞一手包办的“善后会议”在一片反对声中还是在北京召开了。 段祺瑞向除直系以外，包括云南的唐继尧、山西的阎锡山、广东的陈炯民在内的各省军政长官发出邀请。 “善后会议”召开时，与会者计有八十六人，其中胡适等社会名流为特邀，却唯独没有国民团体的代表。 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当然也在邀请之例，段祺瑞岂敢怠慢？但因，孙中山与段祺瑞的主张大相径庭；且被视为叛逆的陈炯民也受邀，国民党人耻于与其同堂；所以，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通电》严正声明：“拒绝参加善后会议。” 这虽然令段祺瑞显得很是尴尬，但却也是他所希望的；因为，没有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与会，段祺瑞倒是可以无所顾忌地放手而为了。 而孙中山见段祺瑞竟然如此一意孤行，一手遮天地硬是召开了善后会议；孙中山不由得怒火中烧，已病魔缠身了的他因此而病情加重，从此卧床不起。 “善后会议”召开后，与会者为各自的利益争吵不休；而有关如何恢复共和政体、开创民主政治、谋求强国富民、争取平等国权等国人所希求之议事，却全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就这样，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近两个月却无甚成果，更甭说国人所期盼的了。 胡适那颗和平主义的心因失望而破碎了，遂愤而中途退出。 后来，与会各方又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才勉强通过了《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和《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 三个《条例》的主要内容，无非也是如何设法消除军阀之间的矛盾，以期在维护与平衡军阀利益的基础上，力求巩固段祺瑞自我标榜的共和政府即临时执政府的统治。 而自从张作霖入京、出京以后，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仨人都感到了奉军的压力；于是，皆设法增兵扩军了。 几个月下来，国民军的总兵力已达十七万余，令张作霖与段祺瑞不敢再小觑了。 段祺瑞为向冯玉祥示好，还特意对其手下的五虎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刘郁芬等人授衔任命；张之江任命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任命为绥远都统，鹿钟麟任命为京畿警备司令，宋哲元热河都统；刘郁芬因已受冯玉祥之命率部入甘，则任命为甘肃督办；如此，国民一军的势力向西北拓展了；为此，段祺瑞又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以节制西北各路。 冯玉祥见是有兵有域、有名有实的并非虚衔，也就乐于接受。 于是，冯玉祥干脆将其所辖的国民一军改称为“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并宣布自行解除国民军总司令之职。 不过，因国民二军、国民三军与冯玉祥的国民一军无隶属关系；所以，冯玉祥将所部改称“西北军”后，国民二军与国民三军并未跟着改名，仍称“国民军”；因而，此后几年中，“国民军”与“西北军”并存。 接着，冯玉祥将国民一军原来的四个师扩编成了十二个步兵师和二个骑兵师，并重新作了任命；第一师师长韩复榘、第二师师长孙良诚、第三师师长郑金声、第四师师长佟麟阁、第五师师长石敬亭、第六师师长石友三、第七师师长马鸿逵、第八师师长谭庆林、第九师师长唐之道、第十师师长刘汝明、第十一师师长蒋鸿遇、第十二师师长张维玺、骑兵第一师师长张树声、骑兵第二师师长孙连仲；另外，还有两个炮兵旅。 胡景翼逝世后，继任的岳维峻也将国民二军由原来的三个师扩编成了十一个步兵师，第一师师长胡景铨、第二师师长由岳维峻兼任、第三师师长田玉洁、第四师师长陈文钊、第五师师长王为蔚、第六师师长樊钟秀、第七师师长邓宝珊、第八师师长冯毓东、第九师师长李纪才、第十师师长李云龙、第十一师师长蒋世杰；另外，还有十八个混成旅和两个骑兵旅。 而孙岳的国民三军在胡憨之战后，将陈文钊与王为蔚部划归了国民二军，但入陕时收编了杨虎城与井岳秀部；所以，仍保有了四个师的兵力。如此，“国民军”更具规模了。 到了“善后会议”上，冯玉祥又以退为进，主动提出了辞去“陆军检阅使”之职。 “陆军检阅使”是个虚位，冯玉祥早就想将其舍弃；而冯玉祥此时提出，却是将了张作霖一军，迫使张作霖也辞去了“东三省巡阅使”之职。 段祺瑞赶紧居中调停，任命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以与冯玉祥的西北边防督办对应而求平衡。 同时，在段祺瑞的调停下，双方的势力范围也基本划分清楚；津浦铁路一线为奉系拓展方向，京汉铁路一线为“国民军”与“西北军”拓展方向；如此，双方的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