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章十四省讨贼联军 吴佩孚声东击西
【史要】吴佩孚建“十四省讨贼联军”，声东击西，藉口“讨奉”，进取河南…… 却说，吴佩孚查家墩再起后，见有众多“直系”旧部及幕僚的支持与归附，顿时又踌躇满志了。 此前，江西督办方本仁曾提议成立“湘、鄂、赣三省联防”，但因湖南督办赵恒惕不感兴趣而未果。 吴佩孚东山再起后，亦想以此拉拢各省督办；但因江西督办方本仁已被驱逐，也就改为提议成立“湘、鄂、川、黔四省联防”。 而此时，已经翅膀硬了的唐生智，因治所湘南与两广接壤，渐渐的受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影响后，与赵恒惕观点相左了且时有矛盾。 赵恒惕开始担心唐生智萌生异志难以驾驭，也就想借助联省之力能对其有所制约；因此，也就对吴佩孚提议的“湘、鄂、川、黔四省联防”表示了赞同。 湖北督办萧耀南、川黔边防督办袁祖铭、四川督办刘湘等人也即表示附和；于是，十一月二日，“湘、鄂、川、黔四省联防”组成，并公推吴佩孚为盟主。 此时，孙传芳已组建了“苏、浙、闽、赣、皖五省联军”，吴佩孚派人游说欲与联盟。 因孙传芳是吴佩孚的旧部，且有知遇之恩；因此，就欣然答应了。 只是，此时的孙传芳毕竟已颇具实力，不愿再受制于人；所以，名义上归附于吴佩孚了，但实际上却是独树一帜自成一体；对此，吴佩孚并没计较。 至此，吴佩孚雄心勃勃了，决定在此基础上组建“联军”，且拟取名为“十四省讨贼联军”，意则要将尚未收得的“豫、陕、直、鲁”也归纳；后来，觉到似有不妥，这才去掉“十四省”三字，而称为“讨贼联军”；只是，史家仍然有称其为“十四省讨贼联军”的。 “讨贼联军”组成后，吴佩孚自命为“讨贼联军”总司令，设总司令部于湖北夏口的查家墩。 同时，任命萧耀南为“讨贼联军鄂军”总司令，陈嘉谟为副总司令；袁祖铭为“讨贼联军川、黔军”总司令，原四川省长邓锡侯为副总司令；赵恒惕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而孙传芳仍为“苏、浙、闽、赣、皖五省联军”总司令。 接着，又将“鄂军”分为三路，“鄂军”第一师师长寇英杰任“鄂军”第一路司令，陈嘉谟兼任“鄂军”第二路司令，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卢金山任“鄂军”第三路司令。 “川军”也分为三路，“川军”第十六师师长杨森任“川军”第一路司令，邓锡侯兼任“川军”第二路司令，“川军”第一师师长赖心辉任“川军”第三路司令。 “黔军”同样分为三路，“黔军”第一独立旅旅长王天培任“黔军”第一路司令，黔湘边防督办彭汉章任“黔军”第二路司令，“黔军”第三师师长周西成任“黔军”第三路司令。 “湘军”也分为三路，赵恒惕自兼“湘军”第一路司令，“湘军”第一师师长贺耀祖任“湘军”第二路司令，“湘军”第三师师长叶开鑫任“湘军”第三路司令。 另外，四川督办刘湘任“讨贼联军川、黔军”后方筹备总司令。 而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中的“苏、浙、闽、赣、皖”等五军总司令仍按原任未变，吴佩孚没加干预。 就这样，一支所谓的“十四省讨贼联军”七拼八凑地组成了，吴佩孚想藉此重展雄风再大干一场。 然而，“讨贼联军”虽是组成后，吴佩孚并没有急于发兵北上讨伐。 其原因是由于，“川、黔、湘军”虽被纳入了“讨贼联军”，但他们都有着各自一本难念的经；一方面是由于“川、黔、湘”三省分别与“滇、桂、粤”三省接壤，须防范来自邻省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新桂系”、广东的国民政府可能的侵扰；“川、黔、湘”三省之所以愿意加入联防，目的无非就是为了遇到危难时，可相互有个照应以保境安民而别无他求；何况，这几个省中，长期来一直处于政局动荡之中，也根本无暇他顾；因此，即使吴佩孚要他们出兵，也只能虚言应付而不会听调。 而孙传芳有了“苏、浙、闽、赣、皖”等五省的地盘后，似是已心满意足不想再有大的图谋；吴佩孚若要让他再向北用兵，看来也是不会听命的；否则，孙传芳何必班师呢？ 所以，真正能听凭吴佩孚调遣且也愿北上讨贼的，仍只有湖北的萧耀南。对此，吴佩孚心中也十分明白，也就没有强人所难；因此，“讨贼联军”组成后，却没了下文。 而其实，吴佩孚组建“讨贼联军”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对付“奉系”或“临时执政府”，而主要是为了讨伐冯玉祥。 因为，在他觉得，“直系”虽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败北甚至于下台了，名义上似是被“奉系”的张作霖击败，但真正的败因却是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要不是冯玉祥在后院放了那么大一把火，他吴佩孚绝不会败得如此惨。 所以，吴佩孚在记恨张作霖的同时，更对冯玉祥恨得咬牙切齿，誓要报这一箭之仇。 为此，吴佩孚在给“联军”拟名时，特意用了“讨贼”两字；而没叫“讨奉”、“讨张”或“讨段”，原因就在于此。因为，“贼”字乃泛指，可“奉”、可“张”、可“段”，也可“冯”。 而吴佩孚之所以也没有明确提出“讨冯”，乃是担心太过明了有人会不愿接受而使“联盟”散伙；且在众人都视“奉张”为敌之时，自己若另提“讨伐冯玉祥”既不明智也非其时。故而，“讨贼联军”成立后，吴佩孚只得按兵不动，坐观时势发展。 不久，时势果然有了转机。 原来，自从孙传芳班师南返后；进入“直、鲁”的国民二军都遭到了“奉军”的阻截而进退维谷了；吴佩孚觉得，这正是自己该出手的时候了。 因为，冯玉祥的“西北军”原来称“国民一军”，与这“国民二军”是同一炉铸就的贷。而“国民二军”的魁首河南督办，无论是前任胡景翼还是现任岳维峻，都是冯玉祥的同党；皆是“北京政变”的始作俑者，同样也得对他们进行清算。 何况，河南紧邻湖北，岳维峻的国民二军像拦路虎般挡着道；若想讨伐冯玉祥，还得先从岳维峻开刀。 吴佩孚如此想后，就决定对岳维峻动手了；为了能得手，还得给岳维峻出其不意的打击；于是，吴佩孚诳称“北上‘讨奉’”，要岳维峻借道于他，以消除其戒备。 岳维峻与吴佩孚本来就是敌对双方，哪肯借道给他？何况，岳维峻怀疑到了吴佩孚必定是欲行假道灭虢之计，岂能上当？因此，岳维峻断然拒绝了吴佩孚的要求。 其实，吴佩孚也知道岳维峻不会借道给他，那无非是想找一个对其用兵的藉口而已。 果然，吴佩孚遭到拒绝后，就以此为借口起兵进攻河南了。 同时，吴佩孚派人暗中游说已依附于岳维峻了的“直系”旧部靳云鹗与张福来，要两人反水归顺；并任命靳云鹗为“讨贼联军豫军”总司令，张福来为副总司令。 靳云鹗与张福本来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吴佩孚在查家墩复起时，俩人就有归顺之意；而今，吴佩孚派人来说，也就没有二话即复投于吴佩孚麾下了。 于是，俩人倒戈，对岳维峻的“国民二军”发起攻击。 “国民二军”虽然经扩编后名义上已有了十多个师，但岳维峻将邓宝珊、李纪才等有生力量都派往直、鲁了，留在河南的都是些七拼八凑起来的部队系乌合之众；遭受突然袭击猝不及防，勉力抵抗后很快就溃败了。 而已进入山东了的李纪才，已因孤军深入且受阻而心中不宁；忽报河南境内突变，更是唯恐自己后路被截，也就无心恋战；于是，赶紧从山东撤回退守开封。 如此，张宗昌的山东之危顿解。 然而，进入直隶了的邓宝珊却没有撤军；因为，此时直隶的局势仍是对国民军有利。 原来，张作霖派遣郭松龄驻于天津，为的是要他协助直隶督办李景林防范冯玉祥；但张作霖怎么也想不到，郭松龄非但没有如他所愿防范冯玉祥；而是适得其反，却与冯玉祥联手反对他张大帅了；当然，这是事出有因。 郭松龄，字茂宸，奉天人，乃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 一九○六年，郭松龄考入盛京将军赵尔巽创办的“陆军速成将弁学堂”；因成绩优异，被时任奉天陆军统领朱庆澜赏识，调至身边倚为亲信，后随同朱庆澜入川参加了辛亥革命。 朱庆澜被排挤出川后，郭松龄回到奉天；且又于一九一三年秋考入了“中国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北京讲武堂教官。 “护法运动”时，郭松龄赴广东追随孙中山，曾任粤、赣、湘边防督办参谋、广东省警卫军营长等职。 “护法运动”失败后，遂又返回奉天，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在此期间，郭松龄结识了在“讲武堂”学习的张学良，并引以为友。 张学良学成毕业后，任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即向其父推荐郭松龄。 而张作霖为了扶植自己的儿子，就将郭松龄调至张学良手下任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以辅佐张学良。不久，郭松龄升任“奉军”第八混成旅旅长，但仍是张学良的左膀右臂。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全线溃败，唯有张学良的“奉军”第三混成旅与郭松龄的“奉军”第八混成旅联手在辽西走廊上击退了“直军”的进攻，迫使直军退回山海关内；从而，打破了吴佩孚欲直捣黄龙的图谋，保住了东三省。 自此，郭松龄声名大振，遂与李景林、张宗昌、姜登选、韩麟春等人并誉为“奉军”五虎将，张作霖对其刮目相看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以张学良的第三混成旅与郭松龄的第八混成旅合并为俗称“三八军”的“镇威军”第三军，郭松龄任副军长。 “山海关战役”中，张学良与郭松龄的“镇威军”第三军在夺取九门关时大显神威，为攻取山海关、彻底击垮“直军”、赶走吴佩孚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在是否要入关的问题上“奉军”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 此时，“奉系”中已分成了几派，其中势力较强的有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和以郭松龄为主的“陆大派”。 杨宇霆帮张作霖打下东北这片天地，有“智囊”之称；时任“奉军”总参谋长，可谓是张作霖的高参与红人；其身边有姜登选、韩麟春、邢士廉，及“镇威军”第八军副军长于珍、“镇威”上将军公署总参议王树常、奉天保安总司令部参谋长于国翰、“奉军”炮兵第一旅旅长邹作华、“镇威军”第一军参谋长戢翼翘等人；因皆是留学日本的“士官生”，故称“士官派”。 而郭松龄因有少帅张学良作靠山且屡建功勋，在“奉军”中也拥有了相当实力；其身边则有“镇威军”第三军二旅旅长刘伟、“东北军”第十军参谋长兼炮兵司令魏益三、“镇威军”第三军第五师第三十三旅旅长范浦江等人，因都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故称“陆大派”。 两派势均力敌、旗鼓相当且互不相让、矛盾日增，在“是否要入关”的问题上更是各执其辞、针锋相对。 郭松龄认为，“直军”败北，曹锟与吴佩孚垮台，“奉系”已雪耻泄愤了；也该偃旗息鼓、休整养息驻守关外、保境安民，而不可得陇望蜀、穷兵黩武再燃烽火；何况，凭“奉军”的实力，还不足以逐鹿中原、称霸关内、统一华夏；若一意孤、贸然入关，或会适得其反。 因为，日本已大量屯兵朝鲜，正虎视眈眈地觊觎东三省“奉军”若是进关，东三省必定空虚，将给日本可乘之机，到时就悔之晚了。 郭松龄的观点，得到了奉天财政厅厅长兼“东北大学”校长王永江等人的支持。 然而，杨宇霆却竭力主张“奉军”入关，认为“奉系”好不容易将“直系”击垮，若没趁机入关拓展地盘，而将已唾手可得的地盘拱手让人，岂不是太傻了？ 张作霖与杨宇霆有同感，非但要入关还更想往南拓展；因此，杨宇霆得到了张作霖的支持。 自此，“士官派”得势了，“陆大派”受到了排挤。 “奉军”入关后，杨宇霆、张宗昌、李景林、姜登选等人很快都有了自己的一块地盘；郭松龄被冷落一旁，只任了个京榆驻军司令部副司令之职，心中自然不爽。 一九二五年秋，张作霖派遣郭松龄作为“奉军”的首席代表赴日本观cao。 郭松龄偕夫人韩淑秀抵达日本后不久，忽有日本参谋本部一名要员前来其下榻的东京帝国饭店拜访；晤谈中，日方询及：“郭将军是否负有张大帅交予签约之重任？” 赴日前，张作霖并没有甚交待，郭松龄茫然不知所答了。 送走这位不速之客后，郭松龄越想越感到蹊跷，揣测着定是张作霖与日本人之间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故而对方有此问。 想到自从张作霖宣布“东三省‘自治’”后，日本政府为了将悬而未决的满蒙五路、满蒙四路等路权攫到手，已绕过“北京政府”直接与张作霖接触交涉了。 而张作霖为了从日本政府手中获取他所需的军资、军火，已派王永江与日本政府谈判，暗中达成了一些交易。 日本政府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出面，以“付工程款”的形式给了张作霖八百万元资金后，张作霖终于同意日本在东三省筑路了。 而今，四平至郑家屯、郑家屯至洮南、郑家屯至通辽等铁路已经筑成通车；因此，郭松龄怀疑或是其他路权的谈判又在秘密进行中了。 郭松龄的这一揣测，却是有点冤枉了张作霖。 其实，张作霖对于东北的路权也是十分看重的，岂肯轻易出卖？张作霖虽然想要日本人的钱，但对于日本人索要的路权，张作霖却是虚与委蛇敷衍应付，已经同意修筑的那几条铁路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除此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让步。 而此时，根本没有新的谈判与签约。也正如此，日本政府确不准张作霖心中到底如何想，才迫不及待地派人向郭松龄探询以测深浅；要真有什么暗中交易，也不必多此一举了。 而郭松龄因已心存怨怼有成见，也就据此而臆想揣测了，以至于对张作霖产生了误会。 郭松龄认定张作霖与日本政府有暗中交易后，却又心中恍惚了。 因为以前，张作霖要钱、要枪，是为了对付曹锟与吴佩孚以雪耻复仇，倒也情有可原；而今，张作霖仍要弄钱弄枪，郭松龄不明白又是为了要对付谁？因为，“直系”垮台了，已无此必要；而广东的“国民政府”远在南方鞭长莫及，眼下也似无交锋的可能。如此看来，只有同在北方的冯玉祥了。 且“奉军”入关后，张作霖与冯玉祥之间的矛盾已有显现；有道是“天无二日”，“临时执政府”中张作霖与冯玉祥并重的局面迟早会被打破，张作霖定是想先发制人了。 而在郭松龄看来，这两者间之所以会矛盾，错在张作霖。 因为，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前，张作霖曾对冯玉祥许诺过“‘直系’垮台后，‘奉军’不入关”；后来，毁约的是张作霖，错也就在他了。 为此，郭松龄又想到了入关之争，若是张作霖能听了他郭松龄之言，不被杨宇霆那班人所误，何至于此？现在，张作霖非但没有反省自悟，却仍欲一意孤行的一条道上走到黑；而今更欲用中国东北的主权换取日本政府的枪炮，去对付曾并肩战斗过、可谓“盟友”的冯玉祥，无论从情从理上讲都是极不应该的。 此时的郭松龄很为冯玉祥抱不平了，觉得不该袖手旁观得赶紧通告冯玉祥，以便他能有所防备。 于是，郭松龄立即会见了同在日本观cao的“国民军”代表韩复榘；将不速之客来访之事告知，要他转告冯玉祥早做防范；并坦然道：“张作霖若打国民军，我绝不会昧着良心服从乱命。” 果然，观cao还没结束，张作霖就急电将郭松龄召回，命他驻于天津防范冯玉祥，这更使郭松龄觉到了自己所思所虑之事并非子虚乌有；看来，张作霖与冯玉祥之间果有一战，不禁又自问：“自己该不该再为这个言过无信、出尔反尔的‘东北王’卖命呢？” 而此时，丧师失地的杨宇霆回到奉天后，张作霖并没有对他究责，仍让他继续当总参谋长而威风与排场如旧。 张作霖如此赏罚不公，又令郭松龄心中不平甚是反感；于是，郭松龄开始萌生了离开张作霖另择明主之念。 而韩复榘从日本回国后，即向冯玉祥禀告了郭松龄所言之事，并言：“郭茂宸已有言，张胡子若攻我，他必反水。” 冯玉祥闻报后，觉得事关重大不可掉以轻心；且此时，张作霖已组建了“直鲁联军”，看来不会是空xue来风。只是，郭松龄是张作霖手下的“五虎将”之一，冯玉祥对他毕竟有点不放心唯恐其中有诈；但既然是他主动相告，不若再探他一下虚实以作定夺。 于是，冯玉祥又派韩复榘去见郭松龄，要他立字据或签约以作凭；并捎上一封亲笔函，曰：“郭将军仗义致讯，令玉祥感佩之至。张逆卖国丧权，祸我华夏，神人共愤；玉祥愿与将军共举大义，为国除害，使民免殃，未知将军愿否？” 郭松龄已有背弃张作霖之心，现在见冯玉祥相约举事，也就答应了。然后，派他的三弟郭大鸣与秘书李俞三随同韩复榘赴包头，与冯玉祥面洽举义之事并订立了《密约》。 郭松龄与冯玉祥订立《密约》后，双方这才都放心而为了。 只是，此时的郭松龄仍有着一个顾虑；因为，李景林驻防直隶，自己举事后岂不要两面受敌如何是好？所以，得设法将李景林也拉过来。 于是，郭松龄特地拜访了李景林，直言不讳地向他道明来意，欲说其一起举事，并申明“此只为清君侧，驱除杨宇霆等jian佞之辈”。 因为，杨宇霆对于李景林出任直隶督办也曾有过阻挠，令他记恨于心；所以，对于郭松龄欲清君侧倒无异议；只是觉得，如此未免有犯上之嫌，故而不愿公开参与，但却表示了“愿意保持中立”。 虽然，李景林的态度没有如郭松龄之愿，但只少让他去了后顾之忧，不必担心李景林会从背后给他冷枪了。 于是，郭松龄不再勉强；返回天津后即专车前往滦州，准备在滦州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