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6章唐生智搅动湘局 北伐军首战告捷

    【史要】唐生智驱逐赵恒惕；“国民政府”举兵北伐；“北伐军”首战告捷、攻占长沙……

    却说，北方的“国民军”与“直、奉联军”在南口对垒鏖战、天津“大沽口事件”发生之时；南方的“国民政府”渡过了“中山舰事件”的风波后，开始有精力并准备再举“北伐”了。

    而为了“北伐”，广西的“新桂系”与广东的“国民政府”更加紧了“两广统一”的步伐。因此前，“粤、桂”已通过多次磋商后，原则上求得了能被双方接受的共识、并达成《协议》。

    于是，五月五日，按照“粤、桂”双方商定的《协议》规定，李宗仁在南宁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正式宣布“两广统一”。并将“定桂讨贼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自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白崇禧任参谋长；不过，世人仍习惯于称其为“桂军”。

    “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后，军一级设立了政治部；由广东“国民政府”派遣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年部秘书黄日葵出任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克里米亚战役的马迈也夫作为第七军的苏联顾问。

    因为，黄日葵是中＊共＊党员；所以，黄日葵实际上也就成为中＊共＊负责广西方面工作的特派员。

    而被改编后的第七军编制却有别于其他各军，军以下不设师而只设旅；且因第七军实有兵员近四万，足可编两个军；故而，全军编制的旅共有九个；其各旅旅长分别是：第一旅旅长白崇禧、第二旅旅长俞作柏、第三旅旅长刘日福、第四旅旅长黄旭初、第五旅旅长伍廷飏、第六旅旅长夏威、第七旅旅长胡宗铎、第八旅旅长钟祖培、第九旅旅长吕焕炎。另有两个独立团和一个入伍生团，分别由陈继桓﹑罗浩忠﹑吕竞存等人任团长。

    接着，六月一日，又宣布“撤销‘广西民政公署’，成立‘广西省政府’，由黄绍竑任广西省主席”。

    省政府下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个厅及一个秘书处，黄绍竑兼任财政厅长，粟威任民政厅长，甘浩泽任教育厅长，盘珠祁任建设厅长，朱朝森任秘书长。

    就这样，广西的政府与军队改组全部完成；从此，“两广”正式统一了。

    广西的政局变化，影响到了湖南的政局。

    原来，还在“粤、桂”谋求“两广统一”时，湖南督办赵恒惕为了对付广东的“国民政府”，也想拉拢广西“新桂系”与他一起搞所谓的“联省自治”。

    于是，赵恒惕派遣部将“湘军”第二师第三旅旅长叶琪去往广西，欲以其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都曾是广西陆军小学时的校友关系进行游说。

    因为，叶琪与唐生智亦是广西陆军小学同窗，且甚有交情；故而，他在去往广西前，先拜会了唐生智。

    而此时的唐生智因已任湘南善后督办，据有了湘南与湘西后、在湖南可谓是崭露头角足、能与赵恒惕匹敌了，也就萌生了取代赵恒惕之意，正想求得广西“新桂西”的支持。于是，唐生智让叶琪捎给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人一封信，以促成事。

    因此，叶琪反而成了唐生智与“新桂系”联络的中间人。

    而此时的“新桂系”与广东“国民政府”经过多次接触后，已就“两广统一”求得共识，赵恒惕欲拉拢“新桂系”也就成了泡影。

    且李宗仁等人得知唐生智有取代赵恒惕之意时，觉得倒也可行。

    因为，“国民政府”欲举兵北伐，取道湖南是捷径；然而，赵恒惕却总是以“湖南自治”为由进行阻挠、不让借道过境；因此，赵恒惕也就成了“北伐”的一大障碍。

    而“北伐”是孙中山未竟的事业，“国民政府”必将继而完成之，故也正欲将赵恒惕这块绊脚石搬开。

    所以，若能通过唐生智促成赵恒惕下台，岂不是为再举“北伐”扫除了障碍？于是，“新桂系”通过叶琪对唐生智晓以大义，促其也归顺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麾下，依附于“国民政”；并表示若此，“新桂系”即为其驱逐赵恒惕之后盾。

    因唐生智早在一九○九年就读于武昌第三陆军中学时，就已在谭人凤的影响下加入“同盟会”，对于孙中山甚是欣佩；而今，经他的这些校友游说后，果为所动。

    何况，“新桂系”已明确表示了愿做他的后盾，这正是所期盼的。

    只是因此前，唐生智曾帮助过赵恒惕将谭延闿与程潜驱逐出湖南；所以，心中不免有些顾虑，唯恐归附“国民政府”后、难与两人相处。且谭延闿与程潜都有意重返湖南主政，也就担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头来给人作嫁衣裳；故而，犹豫不决、难下决断。

    而此时，因吴佩孚东山再起后，组建了所谓的“十四省联军”，将赵恒惕的“湘军”也纳入其中；为此，“国民政府”决定予以针锋相对的斗争。

    于是，中＊共＊湖南区委与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动湖南民众掀起了“讨吴、驱赵运动”，声势日渐高涨；这下倒让唐生智觉得民心可用、机会难得，遂决定不如趁机举事将赵恒惕驱逐了再说。

    于是，三月八日，唐生智在衡阳起兵，分三路向长沙进军。

    唐生智起兵后，李宗仁即派驻于桂林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八旅旅长钟祖培率部向“湘、桂”边境的黄沙河进发，以作为唐生智的后援。

    此时，长沙城内的“讨吴、驱赵运动”持续不断，已令赵恒惕焦头烂额了；唐生智举兵起事后，更使赵恒惕顿感危机四伏。

    而赵恒惕可作依靠的吴佩孚，此时却一味的注心于对付冯玉祥，正与“国民军”在河南打得不可开交而无意顾及湖南；因此，赵恒惕深陷危局中了。

    赵恒惕自知实力不及唐生智，无奈之下只得于三月十一日向湖南省议会提出《辞呈》；然后，离开长沙去往上海，结束了他对湖南长达五年的统治。

    唐生智虽是驱走了赵恒惕，但却还怕得罪吴佩孚；因此，迟迟不敢就任湖南省长。

    而吴佩孚眼见湖南变局也着急了，赶紧派遣时任“十四省联军”总参谋长蒋百里赶往长沙游说唐生智。

    蒋百里曾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可谓是唐生智的师尊，唐生智对其当然是倍加敬重。蒋百里见到唐生智后，即开门见山地直言，要“唐生智督湘后莫改初衷，仍与‘直系’联手抗衡广东的‘国民政府’”。

    然而，唐生智的态度模棱两可，只是碍于师尊的情面，没有明言拒绝罢了。

    不过，蒋百里已从其所诉说的百般苦衷中，觉到了唐生智的真意；蒋百里知不可强求，也就没再勉强，只是自叹无奈。

    而与此同时，李宗仁也派其妻、时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监察委员郭德洁及桂林善后处处长侯人松去往长沙拜访唐生智，希望他“认清形势、早作决断，投身革命”。

    主政广东“国民政府”的汪精卫则也委派“桂系”驻粤全权代表白崇禧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前来长沙，以“国民政府”名义对于唐生智驱逐赵恒惕表示支持，并力促唐生智“归附‘国民政府’”；且答应“归附后的湖南‘军、政’全由唐生智主持，‘国民政府’绝不过问”，而“若是吴佩孚对其用兵威胁，‘国民政府’必定给予支援”。

    同时，为了消除唐生智对于谭延闿与程潜俩人的顾虑，“国民政府”还承诺了“即使‘国民政府’举兵‘北伐’须途经湖南，也只派李济琛的第四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谭延闿的第二军与程潜的第六恽绝不入湘”。

    有了“国民政府”的这些承诺，唐生智才放心了且有所触动。

    而此时，长沙城内又举行了十万民众的游行，一片欢迎“国民政府”而反对“直系”军阀之声此起彼落响彻了“潇、湘”大地。

    吴佩孚的代表蒋百里眼见湖南民众的群情如此激昂，已深感无奈的他自知使命难成，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蒋百里没能说动唐生智，感到有辱使命而无颜回见吴佩孚；于是，离湘后没有再回鄂，而是径直去往上海投靠孙传芳了。

    蒋百里离去后，唐生智这才觉到了归顺“国民政府”已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遂下决心与吴佩孚决裂而投靠“国民政府”了。

    于是，唐生智《电》邀“湘军”第一师师长贺耀祖、“湘军”第二师师长刘铏、“湘军”第三师师长叶开鑫来长沙“共商善后事宜”。

    贺耀祖在常德没来赴会，叶开鑫派了他的参谋长张雄舆与独立旅旅长刘重威前来，刘铏则与其参谋长肖汝霖应邀而至。

    但谁知，唐生智将刘铏等人扣留，并将张雄舆、刘重威、肖汝霖仨人杀害了。

    此事令尚在岳州的叶开鑫、常德的贺耀祖都惊愕了。

    于是，俩人即《通电》“讨伐唐生智”。叶开鑫将所部改称为“讨贼湘军”，贺耀祖则将所部也称为“护湘军”，联手对付唐生智。

    然而，唐生智不以为然。

    三月二十五日，唐生智《通电》就任“湖南省长”；接着，免去了叶开鑫与贺耀祖的职务，并派遣“湘军”第四师第九旅旅长何键向岳州进军，攻打叶开鑫。

    叶开鑫不敌，弃岳州退入湖北，投靠吴佩孚并向其请求“驰援”。

    唐生智就任湖南省长后，将被其扣押的刘铏释出，请他出任湖南省政府顾问，刘铏拒而未就。是年底，刘铏以“考察实业”之名离湘赴日本；从而，摆脱了唐生智的控制；此是后话，顺提不赘笔。

    湖南政局突变出乎意料，吴佩孚觉得不能再坐视不顾了。

    于是，他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要他返回湖南“讨伐唐生智”；并抽调了“鄂军”第一师师长宋大霈、“直军”第七师师长王都庆、“直军”第九师师长董政国及“鄂军”第十七混成旅旅长余荫森等部组成“援湘军”，入湘驰援叶开鑫。

    叶开鑫受《命》后，即返湘对唐生智发起反攻。

    唐生智见有吴佩孚的“援湘军”驰援叶开鑫，自知寡不敌众，也就主动撤离长沙，退守醴陵、湘潭一线。

    但叶开鑫穷追不舍，又迫使唐生智弃醴陵、湘潭而退守衡山、衡阳、安仁等地。至此，湖南的局势顿时逆转，对唐生智甚是不利了。

    危急之下，唐生智只得向“两广”求援。

    于是，他一面以私人关系急《电》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请求“速派‘桂军’入湘”；同时，派遣湖南省长公署顾问刘文岛赴粤，请求“广东‘国民政府’尽快出兵‘北伐’”，并表示“自己愿当‘北伐’先驱”。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仨人与唐生智有校友之谊，且有约在先、岂可食言？因此，仨人接到唐生智的求援《电报》后即紧急磋商，都觉得“出兵援湘，势在必行、迟疑不得”。

    再说，吴佩孚举兵南下名为“援湘”，其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想假手叶开鑫取湖南，真实意图却是在“两广”。若是唐生智弃守而湖南丢失，必将危及到“两广”，而广西更是首当其冲；故而，必须发兵驰援、别无他途。

    如此，一则是应兑现诺言、帮助唐生智解危，二则也是为了“新桂系”自己去忧，且更可为“国民政府”必将再举的“北伐”先行开路、扫清障碍。

    仨人议定后，李宗仁即《命》已驻于“湘、桂”边境黄沙河的第八旅旅长钟祖培“立即率部入湘驰援”，并将其所部命名为“北伐先遣队”。

    同时，致《电》广东“国民政府”，建言：“湘局骤变，此乃北伐良机；第七军援湘之师已发，北伐势成骑虎，望速定大计。”

    为郑重起见，李宗仁亲赴广州，以促“国民政府”发兵。

    五月十日，李宗仁与刘文岛同时抵达广州。

    因“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已离开广州；于是，俩人面见“国民政府”的实际掌权者蒋介石，请求“立即起兵‘北伐’，以解湖南之危”。

    再举“北伐”这本是蒋介石必欲为之事；他亟望能通过“北伐”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声望，以巩固在国民党内的权位。

    因此，还在四月十六日，蒋介石就与朱培德、李济琛等人草拟了一个《北伐进军计划》，并已由宋子文在筹措“北伐”所需的军饷了。

    然因，此时的蒋介石正忙着准备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整理常务案》，以对中＊共＊发难；所以，对于蒋介石来说，当务之急是对付共产党而非“北伐”了。

    而先前派人游说唐生智并对其做出承兑的是汪精卫，蒋介石故作不知。故而，蒋介石以“尚未准备，待议后再决”为由，对于李宗仁与刘文岛的“立即‘北伐’”请求搁置一旁、没作明确答复。

    而谭延闿与程潜，因唐生智曾追随赵恒惕与他俩作对，以至于俩人都被驱逐出湘，至今还余恨未消；因此，对于“发兵‘援湘’，替唐生智解危”也表现得甚是暧昧。

    李宗仁想不透一直热衷于“北伐”的蒋介石怎么会一反常态地对“北伐”变得如此冷漠，感到十分失望。

    不过，几天后“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就召开了；会议通过了《整理常务案》，蒋介石的目的已经达到，也就有精力重新考虑“北伐”了。

    而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第四军军长李济琛倒是竭力赞同“立即‘北伐’”。

    五月二十五日，李济琛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慨然言道：“而今，吴佩孚在直隶与国民军大战而无暇南顾；赵恒惕被唐生智驱逐，北伐途经湖南的障碍已消除；现在举兵北伐应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央不该坐失良机，更不可将唐生智推给吴佩孚。”并表示“自己愿率部入湘”。

    李济琛的一番话甚是在理，蒋介石这才同意“即行‘北伐’”了，并让李济琛先派遣一支劲旅作为“北伐先遣队”入湘驰援唐生智。

    于是，李济琛派遣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先行入湘。

    李宗仁与刘文岛俩人见蒋介石决定“北伐”并派兵了，这才放心地各自离去。

    刘文岛回到湖南后，向唐生智复命，唐生智闻知后这才宽心了。

    此前，叶开鑫已组织数次强攻，欲夺取衡山、衡阳，但都被唐生智顶住了。且李宗仁派遣的钟祖培部星夜兼程已抵达了湖南永州，顿时军心大振了。

    不久，钟祖培率部星夜兼程后也赶抵了；于是，唐生智壮胆了，即转守为攻对叶开鑫部发起反击。

    而叶挺的“独立团”也一路所向披靡，很快就突入湖南境内进抵到了安仁，参与对叶开鑫的反攻。

    正在攻打衡阳的叶开鑫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不知道对方来了多少援兵；误以为是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大军到了，不由得心慌意乱，军心也就被撼动。

    叶开鑫不敢恋战，赶紧退回到涟水、渌水北岸防守。

    于是，唐生智和“两广”派遣的“北伐先遣队”与叶开鑫等部对峙在涟水、渌水两岸，战争处于胶着状态。“两广”的“北伐先遣队”入湘后，湖南的战局顿时逆转。

    至此，唐生智之危解除，归顺“国民政府”之心更定了；于是，唐生智发出《讨吴通电》，彻底与吴佩孚决裂了。

    六月二日，“国民政府”将唐生智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任命》唐生智为第八军军长；所部编为五个师，叶琪任第一师师长、何健任第二师师长、李品仙任第三师师长、刘兴任第四师师长、周斓任教导师师长。

    一九二六年六月四日，国民党中执委会临时召开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并发布《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以“打倒列强，消除军阀”为号召宣布“北伐”了。

    同时，《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即“北伐军”总司令。

    接着，蒋介石化了半个月时间，对总司令部的总参谋长等一应人员做出《任命》；且因唐生智的第八军已在湖南与敌交战多时，蒋介石则《任命》唐生智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

    蒋介石决定“北伐”并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则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之职交由张静江代理。同时，为了拉拢与“新桂系”的关系，让这支生力军为己所用，蒋介石欲《任命》白崇禧为“‘北伐军’总参谋长”。

    对此，白崇禧却难以应诺，遂征求李宗仁的意见。

    李宗仁对于蒋介石的为人甚有看法，觉得这是个难与相处之人，本想对其敬而远之；但转而一想，“新桂系”若是能在“北伐军”总司令部中占有一席之地，倒也是件好事；于是，支持白崇禧赴任。

    为此，李宗仁坦然地对黄绍竑与白崇禧道：“北伐在即，我入湘赴前线打仗，季宽留守广西，健生去总司令部任职，这倒是个很好的格局。我无他望，但愿你我毋忘同为桂人，当为广西父老、为国为家，患难与共。”

    同时，李宗仁还将自己的卫队营交与白崇禧，语重心长地嘱咐道：“蒋介石可共患难，不可同安乐；你孤身在外，如伴虎狼，当倍加小心。”并对卫队营长黄瑞华及其队员训言：“须绝对保证白参谋长的人身安全，白参谋长若有三长两短，你们就不要来见我！”

    李宗仁如此赤诚相见，令黄绍竑、白崇禧更是感佩万分；自此，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仨人更是永结同心了。

    白崇禧赴任后，由李明瑞接任其“桂军”第一旅旅长之职。而白崇禧赴粤面见蒋介石时，却一再婉拒总参谋长之职，力荐应由李济琛当此重任。

    蒋介石见白崇禧如此说，也就《任命》李济琛为总参谋长，而《任命》白崇禧为总司令行营参谋长。

    六月底，“北伐”始行前夕，回国述职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将军”回到了广州；他对“国民政府”举兵“北伐”十分支持，但他觉得蒋介石与李济琛、朱培德等人拟就的《北伐进军计划》有问题。

    原来，仨人拟定的《计划》是：“北伐军分东西两路取道湖南和江西同时进军北伐，东路目标南昌，西路目标长沙；然后，会师武汉。”

    “加仑将军”认为“这个计划不可行”。

    因为，此时的“北洋军阀”还有三股大的势力；一是，张作霖的“奉系”，仍占有东北、山东及京、地区，拥有兵力达三十五万；二是，东山再起了的吴佩孚，也已占据了“豫、鄂”及“湘、陕、直隶”的部分，兵力也有二十万；三是，盘踞于长江下流“苏、浙、皖、闽、赣”五省、有“东南王”之称了的孙传芳，其兵力也不下二十万。

    虽然，张作霖远在东北，可暂时不顾；而吴佩孚虽将主力投到了与“国民军”的战斗中，但仍能有一半兵力置于“颚、豫”；其与孙传芳的兵力加在一起，不下三十万。然而，“国民政府”能投入“北伐”的兵力却只有十万余；若要同时与吴佩孚和孙传芳开战，以十万对三十万，几如以卵击石、其结果可想而知。

    故而，“加仑将军”提议，应“先取‘两湖’，再攻‘赣、浙’”，以使“北伐”成功。

    蒋介石觉得“加仑将军”的分析甚是精辟，也就采纳了他的意见，重新制订了“独对吴佩孚，不碰孙传芳，搁置张作霖”的策略；拟孤立吴佩孚，先将其击溃后，再收拾孙传芳与张作霖。

    于是，决定“先只取道湖南‘北伐’”，而将“取道江西”的一路待而不发，暂不去触动孙传芳。

    为此，蒋介石还派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何成浚去游说孙传芳，表示“国民政府此次‘北伐’，仅为打倒吴佩孚，绝无进攻江西之意。”

    孙传芳惯于坐收渔利，从不作鹬蚌之争；获知“国民政府”的这个意图后，也就想置身局外、作壁上观了。

    其实，孙传芳另有野心，他巴不得蒋介石与吴佩孚打起来，待双方两败俱伤后自己再伺机而动；届时，西进能入“湘、鄂”，南下可取“两广”，岂不美哉？不过，这只是孙传芳打的如意算盘；而其作壁上观，却正中了蒋介石的下怀。

    获知孙传芳欲做壁上观的态度后，“国民政府”这才可以放心地取道湖南“北伐”了。

    于是，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蒋介石下达《北伐动员令》；接着，又发布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指出：“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人民的统一政府；本党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不能不出师北伐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

    然后，做出部署；决定“派第四军与第七军入湘，与第八军一起取道湖南北伐”。

    同时，暗中又“将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陈兵于粤北的韶关等地准备取道江西‘北伐’”；只是，按照既定的“暂不碰孙传芳”的方针，此一路“待而不发，须等经湘‘北伐’的一路底定湖南后再说”。

    且考虑到，广东毕竟是“国民政府”的大本营及“北伐”大后方；虽然，孙传芳做壁上观了，但仍不可掉以轻心、须防其乘虚而入；且陈炯明与邓本殷的余孽尚未靖尽，也有死灰复燃之虞。为此，蒋介石《命》李福林的第五军仍留守广州。

    同时，还特意又成立了一个“后方留守司令部”，《任命》李济琛为留守司令部总司令。

    并将广东全省划分为“潮梅、南韶连、高雷钦廉、肇罗阳五邑、广属、惠州、琼崖”等七个警备区，各警备区设置有“直辖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警备司令部”，由何应钦、陈嘉祐、陈济棠、徐景唐、钱大钧、胡谦、许志锐分任各警备区的警备司令。

    只是如此一来，李济琛就被留在了广州；“北伐”时，李济琛的总参谋长之职实际上是由总司令行营参谋长白崇禧代行了。

    七月九日，““国民政府”在广州东校场召开了有五万余人参加的“‘北伐’誓师大会”。

    会上，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并进行了“授印、授旗、阅兵”等仪式；自此，“北伐战争”的大幕正式拉开了。

    与此同时，虽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遭受排斥的中国共产党不记前嫌、以大局为重，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表示了“对北伐的大力支持”，并号召“全体国民支持‘国民革命军’的‘北伐’”。

    而蒋介石竭力排挤中＊共＊的时候，却仍有许多中＊共＊党员在其他各军中任职。

    李富春仍任第二军的党代表、朱克靖任第三军的党代表、廖乾吾任第四军的党代表、林伯渠辞去农民部长之职后即去第六军任副党代表了，而叶挺、周士第、蒋先云等中＊共＊党员则更是直接冲锋陷阵的将领。因此，“北伐”开始后，中＊共＊党员仍在各军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北伐”胜利建功立勋。

    同时，中＊共＊的各地组织还组织和武装了大批“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给“北伐军”以策应和支援。

    “北伐军”誓师后，取道湖南的一路即启程进发。

    且因，谭延闿已任国民政府主席、李济琛任后方留守司令部总司令、何应钦任潮梅警备区警备司令，皆须留在广东；故而，参与“北伐”的第一军则由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王柏龄率领，第二军由副军长鲁涤平率领，第四军由副军长陈可钰统领。

    而第七军留下五个旅，由黄绍竑统领驻守广西以防范云南的唐继尧外；其余第一、第六、第七、第八四个旅，则由李宗仁亲自率领直接从广西出发进入湖南参加北伐。

    出发前，李宗仁又将四个旅分成两路。

    第一路由夏威的第六旅与李明瑞的第一旅组成，《任命》夏威为第一路指挥；第二路由胡宗铎的第七旅与钟祖培的第八旅组成，《任命》胡宗铎为第二路指挥。

    而第四军也留下两个师驻守广东南路，入湘“北伐”的是陈铭枢的第十师与张发奎的第十二师；由陈可钰率领，从广东南路的驻地出发。

    不日，第七军与第四军入湘后，即与唐生智的第八军及先已入湘的钟祖培、叶挺部汇合。

    担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了的唐生智见“北伐”大军到了，信心倍增；即与李宗仁、陈可钰商议，决定“于七月五日分左、中、右三路对敌发起总攻”。

    拟定中路由唐生智的第八军担任主攻，突破渌水防线后直扑长沙；右路由陈可钰的第四军主攻醴陵，并防备来自江西的援军；左路由李宗仁的第七军先攻取娄底、湘潭，然后也向长沙进军。

    布置定后，各军即依计行动。

    是日，总攻开始；“北伐军”左、中、右三路同时发起进攻，战斗异常惨烈。

    “北伐军”士气高昂，个个奋勇向前。

    主攻中路的第八军经一阵血战后，教导师师长周斓与第一师师长李品仙率部从朱津渡强渡过了渌水，第三师师长何健也率部渡过了涟水。

    面对“北伐军”的迅猛攻势，叶开鑫难以抵挡败退株洲；不久，又弃株洲退守长沙了。

    与此同时，主攻左路的第七军第一路指挥胡宗铎率所辖的两个旅也很快攻取了湘潭，而担任右路主攻的第四军此时也一举夺占了醴陵。

    就这样，“北伐军”突破涟水、渌水防线，并攻取了湘潭和醴陵；然后，第四军驻在醴陵以防范来自江西的援军，第七军与第八军则乘胜追击直扑长沙。

    湘潭、醴陵等地被“北伐军”攻占后，叶开鑫见长沙南面的屏障尽失已无险可守，自知如此一座危城断难固守，遂与“援湘军”一起弃长沙而退往岳阳了。

    叶开鑫与“援湘军”退到岳阳后，在汨罗江北岸又组成了一道防线；由宋大霈的“鄂军”第一师驻守汨罗，董政国的“直军”第九师驻守平江，王都庆的“直军”第七师驻守汨罗江下流新塘等地，欲藉汨罗江防线阻止“北伐军”向湖北推进。

    但至此，湖南大部已被“北伐军”所取，“北伐军”可谓是旗开得胜。

    叶开鑫与“援湘军”只剩下一条汨罗江防线了，怎能阻止得了“北伐军”的前进步伐？因此，“北伐军”肃清“湖、湘”已是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