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0章国民党迁都武汉 蒋介石忘恩负义

    【史要】国民党“联席会议”，《迎汪复职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蒋介石忘恩负义，抛弃鲍罗廷……

    却说，“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国民党中央与各省、区党部在广州召开的“联席会议”尚未结束。会上，成立了一个“议案起草委员会”，由谭延闿、孙科、李济深、甘乃光、徐谦、鲍罗廷、顾孟余等七人组成。

    这次“联席会议”上，非但顺利通过了《迎汪复职案》，“国民党左派”还提出了一个《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此《案》欲将“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委员会”合并，另组一个十三人的“政治委员会”；新的“政治委员会”应包括“左、中、右”三派，但主席及秘书长必须是“左派”。

    因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是蒋介石；所以，这个《提案》的意图十分清楚，完全是针对蒋介石的。

    而此时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开始感到“党的军、政要职集于一人，确是个不好现象，那会导致强权与独裁”；因而，也赞同“进行改组，以分权”，并直言：“蒋先生应辞去‘党、政’中的兼职，专事军务。”

    对此，“代理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张静江意图反对；他以“前方战事紧张，这次大会不能提到主席问题”为由，反对将此《议案》付诸表决；同时，声言“‘迎汪复职’不是‘拥汪倒蒋’，你们恣意而为，必祸民国，我誓不能苟同。”并诘问鲍罗廷：“你要蒋先生辞去党、政各职，居心何在？你到中国来当顾问，难道是为反对中国革命的吗？”

    张静江为维护蒋介石的威望与地位确实是铆足了劲，鲍罗廷被他诘问得简直有点瞠目结舌了，连“国民党左派”也被张静江的气势镇住了。

    而中＊共＊虽然有多名代表参加会议，但因中＊共＊中央已决定采取“支持‘迎汪复职’、力促‘汪蒋合作’”之策；因此，不赞成“倒蒋”，“国民党左派”的这一《提案》也就被搁置了。

    然而，远在南昌的蒋介石闻知此事后却十分气恼了；特别是鲍罗廷站在“国民党左派”一边也要削他的权，这是他未曾想到的；从而，蒋介石开始记恨鲍罗廷、甚至于想抛弃他了。

    且因，蒋介石对苏联早有成见；所以，打算抛弃鲍罗廷后，干脆改弦易辙不再聘用苏联顾问了。

    为此，蒋介石让张静江、戴季陶出面，请早年留学柏林大学、时任国立“中山大学”筹备委员兼矿物地质学系主任朱家骅，利用其在德国的关系，代为物色一个能替代鲍罗廷的德国军事顾问。

    朱家骅受《命》后，即通过他的老师、德国工程师协会会长马脱昂斯教授向德军总参谋部参谋次长鲁登道夫提及此事。

    而此时的德国，正欲打破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而造成的外交僵局；即由鲁登道夫推荐，让德国陆军上校马克斯·鲍尔以“柏林大学名誉博士”的私人身份、应朱家骅邀请以“评估德国对华投资可能性”的名义赴华。

    鲍尔抵华后，蒋介石即在上海会见了他。

    会谈中，鲍尔向蒋介石转达了“德国愿对中国的工业和军队现代化进行投资”；同时，鲍尔还就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将其撰写的《现代军事组织建议书》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阅后甚是满意大加赏识，大有相识恨晚之感；因而，俩人一拍即合。

    于是，在蒋介石管辖的地盘内，德国开始了以现代工业和军工企业为主的对华投资；同时，蒋介石还决定“聘用鲍尔为自己的军事顾问”。

    然因，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其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受到《凡尔赛条约》的限制；所以，德国的对华投资只能是悄悄地进行。

    而苏联顾问鲍罗廷还未解聘，尚不宜公开聘用德国顾问；所以，鲍尔也只能以私人身份出入中国。如此，一切均只能在没被外界察觉的情况下悄然进行。

    不过，自从与鲍尔会谈后，蒋介石的顾虑已消了，开始打算伺机抛弃鲍罗廷。

    而广州召开“联席会议”后，蒋介石越想越不是滋味。

    蒋介石想不到，自己已经做出让步“迎汪复职”了，“国民党左派”却还要对自己发难；看来，得采取反击，不可再忍让了。然而，该用什么办法反击呢？蒋介石不由得又苦思冥想了。

    最后，决定“干脆将‘国民政府’从广东迁出”。

    因为，国民党在广东经营多年，广东可谓是“国民政府”的大本营，而“国民党左派”与中＊共＊的势力主要都在广东；因此，若是将“国民政府”从广东迁出了，“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就会被削弱；这岂不如同釜底抽薪，“国民党左派”再想闹腾也形不成气候了。

    其实，蒋介石早有此念；还在“北伐军”进军江西之时，蒋介石就曾致《函》张静江、谭延闿，称：“中正即入赣督战，然鄂局未靖，政府可派要员赴鄂主持大局。”

    不过，当时没有提“迁都”两字；只是因为蒋介石担心自己进入江西后，会让留在湖北的唐生智坐大。

    若此，已显得对己不恭了的唐生智必会更目中无人而难以驾驭了；因此，蒋介石欲请谭延闿等人到武汉去坐镇，以帮他镇住唐生智；至少，让唐生智觉到有一双眼睛盯着，令其有所约、不致目空一切地胆大妄为。

    然因，当时武汉还没光复、湖北大局未定，党内同仁都觉得政府要员前往湖北尚非其时；因而，没有派员赴鄂；而蒋介石因江西的战局也不尽如人意而烦躁不已、自顾不暇，也就无意顾及湖北而没有再提了。

    而今，南昌、武汉都已克复，蒋介石这才又想到了此，且干脆打算提迁都了；这样既可假手他人镇住唐生智，又可将那班现在广州的“国民党左派”支到一个新的环境后免得再惹是生非，如此能一箭双雕何乐不为？

    于是，蒋介石复又致《电》张静江与谭延闿，道：“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移至鄂省。”

    张静江是蒋介石的心腹，谭延闿对于蒋介石也顺服得很；因此，俩人皆无二话就“同意”了。

    而“国民党左派”因在广州有较好的基础，说话行事都较方便，迁都移址后必会有诸多不便；且武汉与南昌相近，又恐受控于蒋介石；因此，不甚赞成“迁都”。

    然而，苏联顾问鲍罗廷且如蒋介石所思，考虑到“被光复后的武昌主要驻军是军阀出身的唐生智所部，担心仅有邓演达等二、三名中执委员恐难对其制约；且武汉有‘九省通衢’之称，所处的地理位置优越、恰似中国的心脏，而‘三镇’之一的武昌又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地；‘国民政府’欲继续‘北伐’谋求统一全国，迁都武汉应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广州虽是‘国民政府’经营多年了有较好的基础，但毕竟地处偏远；对于一个想统一全国的政府来说，工作上似有诸多不便；故而，迁都移址确是也有必要”。

    由于鲍罗廷赞成“迁都”了，“国民党左派”也就不再异议。

    于是，十一月八日，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会议”，决定“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

    一个月后的十二月五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停止在广州办公，各机关工作人员分批前往武汉。”

    并派遣“国民党中执委员”宋庆龄、吴玉章及“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商民部长王法勤等六十多人先行赴鄂，苏联顾问鲍罗廷也随同前往。

    蒋介石见自己的《提议》终被采纳，心中也很是高兴；他在接见汉口《自由西报》总编辑美国人史华之时说：“‘国民政府’由粤迁鄂，乃国之幸事；新都就时，鄙人将由赣赴鄂参与盛典。”

    此后，史家则将移址于武汉的“国民政府”称之为“武汉国民政府”，以别于“广州国民政府”；不过，也有皆统称其为“国民政府”的。

    十二月十日，鲍罗廷与“国民党左派”一行人抵达武昌。

    当时，因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都已经停止办公；而“武汉国民政府”还在筹办之中，离正式办公尚需时日。

    鲍罗廷等人感到，没有中央机构统筹一切，许多事都无法办理；遂决定先成立一个临时性的中央机构，以协调政府各部门的工作。

    于是，十二月十三日，根据鲍罗廷的提议，在国民党中执委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之前，由在鄂的国民党中执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中选派若干人，及湖北省党部、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汉口特别市党部各派一人，组成“联席会议”作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临时领导机构。

    于是，由徐谦、邓演达、孙科、宋庆龄、陈友仁、叶楚伧、宋子文、吴玉章、唐生智、王法勤、董必武、蒋作宾、于树德、詹大悲、柏文蔚等十五人组成了一个“联席会议”，徐谦被推举为“联席会议”主席，叶楚伧为“联席会议”秘书长，鲍罗廷仍被聘为政治总顾问。

    会后，“武汉国民政府”由邓演达《致电》蒋介石说明事由，言：“系应付时局及革命需要之临时措施。”

    蒋介石见武汉的“联席会议”将自己及其亲信张静江等人都排斥在外，心中甚是不乐。

    虽然，邓演达以临时措施作解释；但在蒋介石看来，这却是前次在广州的“联席会议”上“国民党左派”曾有过的《提议》的翻版，无非换了一个名堂而已。何况，这个“联席会议”还将唐生智、邓演达、柏文蔚等军界要人吸纳进去了，这更使蒋介石吃惊不小。

    因为，这几个军界要人都是令蒋介石头痛的人。

    邓演达曾与蒋介石共事，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因“中山舰事件”，邓演达当面指责了蒋介石，遂被调离；“北伐战争”开始，邓演达又出《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复与蒋介石共事了，但前嫌尚存、常意见相左。“北伐军”攻取江西后，蒋介石将“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移至南昌；同时，在武汉设了个总司令部武汉行营，让邓演达留在武汉《任》“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兼“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遂将邓演达支开而使耳根清净。

    柏文蔚则是“辛亥革命”后首任安徽都督，曾随孙中山历经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后又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筹办“国民党一大”、实行“国、共合作”；所以，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的柏文蔚可谓是国民党的“元老”。

    身任国民党要职的柏文蔚虽是信仰“三民主义”，却跟中＊共＊关系交好并与中＊共＊负责人陈独秀私交甚深。陈独秀遭“北洋政府”逮捕后被迫离京赴沪时，柏文蔚则将位于上海环龙路老渔阳二号的一幢房子送给陈独秀，让其成为《新青年》的编辑部；后来，陈独秀还派遣中＊共＊党员柯庆施到柏文蔚创办在安庆的《新建设日报》工作，并任由其转载《新青年》、《向导》的文章以宣传“马克思主义”。

    所以，邓演达与柏文蔚俩人；在蒋介石眼中，虽是同一营垒，但却总是觉得如同两条道上的辙、跑不到一处。

    而唐生智这个家伙更不必说了，有了实力后自觉得腰板硬了，早已不把他这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放在眼里。看来，“国民党左派”将这仨人纳入“联席会议”，目的就是为了借助他们的实力来与自己抗衡。

    此时，蒋介石开始有点懊悔自己是弄巧成拙了，不该提议“国民政府”移至鄂省，以至于促成了“国民党左派”与军界要人的结盟。但事已之此、悔之何用？只得另想办法应对。

    不久，谭延闿、张静江、顾孟余、何香凝、丁惟汾等人也离开广州前往武昌；途经江西时，于十二月三十日到达南昌。

    蒋介石正为武汉组建“联席会议”之事而心中不乐，忽见谭延闿、张静江一行人到来，倒让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因为，自己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是“代主席”，而谭延闿是“国民政府代主席”；现在仨人都在南昌了，而汪精卫尚未回国；凭着仨人的地位，完全有权力在党内发号施令。

    于是，翌年一月三日，蒋介石召集张静江、谭延闿及在南昌的几名国民党中执委员，开了个“国民党中执委第六次临时会议”。

    会后，《通告》声称：“为军事与政治发展便利起见，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三月一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新都驻在地后，再行迁移。”

    接着，蒋介石又在南昌设立了“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并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名义《通知》“在武汉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将宋庆龄、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等十三人列为‘分会委员’”；同时，由邓演达等五人组成“湖北省政府”，欲以此取代“联席会议”。

    就这样，蒋介石对于由他自己提议的“移至鄂省”食言了，并断绝否定了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的“联席会议”上所已做出的“迁都武汉”的《决议》；言下之意是“要将‘国民政府’迁至南昌”，以受他控制。

    蒋介石如此一意孤行已显现了其野心，已在武汉了的“国民党左派”当然不愿迁就于他。

    而因，此时的国民党还遵循着“以多数决定《议案》”的民主制；所以，南昌的“国民党中执委临时会议”虽然是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主持召开的，但因当时在南昌的“国民党中执委员”仅有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丁惟汾、李烈钧、张静江、何香凝、陈果夫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不足可召开国民党中执委会议的法定人数。

    故而，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没予认可，对其所做出的所谓《决议》也就没予执行。

    而一直扶植蒋介石的鲍罗廷，此时也对蒋介石产生了看法，担心若是依从了他将“国民政府”移至南昌，恐会助长了他的野心，以至于导致蒋介石实施独裁；故而，也竭力主张应将“国民政府”设在武汉。

    于是，宋庆龄领衔《致电》蒋介石，反对其“图谋‘迁都’南昌”。

    蒋介石见自己的《决议》遭到了武汉方面的抵制，心中很不高兴但却无奈。

    见了宋庆龄的来《电》后，更令他汗颜了。

    因为，宋庆龄是前总理孙中山的遗孀，其所言影响力之大，蒋介石岂敢莫视？何况，《电文》中，国民革命军的几位军长都列名其中，更令蒋介石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蒋介石仍不甘心；他见硬的一手不灵，遂打算来软的。

    于是，翌年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偕同彭****、顾孟余、何香凝等人抵达武汉，欲与鲍罗廷、徐谦商洽，以促使他们能接受自己的《决议》。

    “武汉国民政府”见蒋介石前来，倒是表示了欢迎，并为他举办了欢迎宴会；只是，因双方已存隔阂，宴会的气氛也就显得有点异样而不甚融洽。

    宴会上，鲍罗廷犹豫再三后，终于忍不住道：“今日能在此宴会，确实得庆幸；但诸位可知，这靠的是什么？当然，‘北伐军’将士浴血奋战功不可没；但主要还应归功于贵党前总理孙文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持农工’三大政策；试想，若没有苏联政府的无私援助、没有ＣＰ即中＊共＊的全力配合、没有‘工、农运动’的广泛开展，‘北伐’能取得如此迅捷的胜利吗？所以，若是有人想再排挤ＣＰ、压制‘工、农运动’，我可是不能答应的。”

    末了，鲍罗廷还故意问了蒋介石一句：“蒋先生，您说呢？”

    蒋介石被问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显得十分尴尬。

    而此时，武汉街上出现了打倒蒋介石的标语；虽然，不知道是何人所为，但已令蒋介石感到此间形势不可久留；于是，没过几天，就匆匆地返回南昌了。

    蒋介石回到南昌后，越想越感觉窝囊；想不到此次武汉之行，非但没有达到目的毫无收获，反而被鲍罗廷抢白了一番；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鲍罗廷竟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像教训部下似的责问他，令他十分难堪下不了台近乎于受辱。

    同时，蒋介石还从中觉到了，“国民党左派”之所以敢于屡屡对他发难，那定是鲍罗廷在背后给他们撑腰之故；看来，鲍罗廷这块绊脚石非得搬开不可了。

    且因此时，蒋介石通过马克斯·鲍尔与德国政府暗中达成合作后，德国的对华投资已在紧锣密鼓地悄然进行中；蒋介石已有了一条新的援助来源渠道，他的顾虑全没了。

    所以，蒋介石决定与鲍罗廷割袍断义了；至于鲍罗廷以往曾经给予他的大力支持与扶植，此时都被蒋介石抛到了九霄云外。

    于是，蒋介石给徐谦致《函》，要求“撤销鲍罗廷的政治总顾问之职”。

    但是，徐谦将它当成了耳边风，又令蒋介石深感无奈。

    按说，蒋介石手中有兵，可用武力使在武汉的那班异己分子慑服；但当想到“国民党左派”已与军界要人唐生智等人结盟后，无论从实力还是地盘都足能与自己抗衡了；蒋介石也就不敢冒险妄动，以免吃亏。

    再说，蒋介石也还不想背“分裂国民党”的罪名。

    如此，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蒋介石可谓是一筹莫展，不知该用何法才可摆脱困境、峰回路转。

    不过，蒋介石似乎想透了一个道理；说到底，还是因为自己的实力与地盘还不足以压倒别人之故；只要自己的实力大到足以令人慑服时，不愁那班儒子不跪倒在自己脚下。

    蒋介石想到这儿，也就觉得暂时不必与他们计较，还是设法再增强实力、拓展地盘为要。

    而眼下，“浙、皖、苏、沪”还未光复；自己已进驻江西，何应钦也占据了福建，正可进取。何况，浙江是他的老家，当然得将其置于自己的掌中。上海则是中国的工业与商贸重地，有“十里洋场”、“东方巴黎”、“冒险家乐园”著称；得了上海，自己的财源就足了。而南京是“六朝古”都甚有王气，且又是“国民政府”的第一个都城，取得南京后就可名正言顺地再次“定都”于该地；从而，让那些不愿离开武汉的异己分子闭嘴。

    蒋介石如此想后，也就决意“东进攻取‘浙、沪、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