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汪精卫武汉政变 蒋介石兵败徐州

    【史要】汪精卫“七·一五政变”；陈独秀停职，鲍罗廷被解聘；蒋介石徐州兵败……

    却说，唐生智班师回鄂后，何键恐其对“马日事变”彻查追究，不由得惶恐了。

    为开脱自己，何键恶人先告状地向唐生智诉道：“许克祥所为事出有因，中央本无废止祭祀，总理亦未反对孔教，然而，农会毁孔庙、焚牌位，令见者寒心。而今湖南各地，工、农肆虐；致使农不耕田、工不作事、商不营业、士不读书，子不奉孝、女不守贞，截夺军粮、阻碍招兵、抗捐拒税，屡见不鲜；而凡有衣有食、有德有识者皆被视为豪绅，私擅捕杀毁弃人伦，闹得天昏地黑人人自危；自古有贼匪祸民，未致如此，怎能不乱？”

    何键这一番话，唐生智当然能听出其话外之音，倒令他不知该如何处置了。

    虽然，唐生智能觉到，何键所言多有加油添醋乃夸张之辞；然而，何键与许克祥等人毕竟是自己的部将，胸中有此怨言、必是事出有因；即便有不当之处，自己又能拿他们怎办？若是过于苛求了，恐会寒了他们的心，今后自己还可依靠谁去争地盘、打天下？想到此，唐生智也就不打算穷究此事了。

    于是，他只是到长沙去装模作样的走了一趟；只给许克祥记过一次，没作其他更大的追究；但同时，却下《令》“湖南党部及民众团体着即停止一切活动”。

    就这样，唐生智各打五十大板后，“马日事变”就算了结了。

    汪精卫回到武汉后不久，即收到了冯玉祥的《电报》，不由得深感诧异了。

    只是，其中的“送走鲍罗廷”语，汪精卫倒觉得可行；因为，汪精卫已将鲍罗廷解职；毋须冯玉祥提议，鲍罗廷也是必定要走人的。

    然而，其“‘宁、汉’合二为一，定都南京”之言，却是分明在帮蒋介石说话了；这与他在“郑州会议”上的承诺迥然不同，汪精卫想不到冯玉祥的态度怎会变得如此快？不过，他很快就揣测到了这定是蒋介石采用了什么阴招，将冯玉祥拉拢了、才会如此。

    当想到杨森的犯鄂、夏斗寅的背叛，其中也都可见蒋介石的影子时；汪精卫等人也就自然地觉到了，蒋介石“图‘宁’”之心不泯；只要有蒋介石在，欲“‘宁、汉’冰释前嫌、合二为一”断无可能。

    因此，“武汉国民政府”又有了一种“共识当务之急，唯有东进讨伐蒋介石、以维护‘武汉国民政府’的正统性，除此别无他途”。

    于是，六月十五日，“武汉国民政府”即又决定“以唐生智的第四集团军为主力，组建‘东征军’讨伐蒋介石”，并《任命》唐生智为“‘东征军’总司令”。

    “武汉国民政府”的这个决定正合唐生智之意，一直来唐生智都将蒋介石视为自己的敌手、必欲伐之。

    当时，要不是汪精卫竭力劝说他“再举‘北伐’”，他早就率师东进了。而今，唐生智见“直、鲁联军”已被驱逐出河南，来自北面的威胁被消除；也正欲“再举兵东进、讨伐蒋介石”。

    所以，“武汉国民政府”的这个决定岂不是正中其下怀；也因此，唐生智回鄂后，草草地处理了“马日事变”，就迫不及待地着手准备“东征”了。

    “‘东征’讨蒋”拟兵分两路，分别由湖北与江西进发。

    为此，唐生智将“东征军”编列为两个方面军。

    由湖北进发的一路为第一方面军，辖第八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第十五军等部，唐生智自《任》总指挥；由江西进发的一路为第二方面军，辖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等部，由张发奎《任》总指挥。

    且因，第一方面军拟沿长江两岸东进，故又分为“江左军”与“江右军”；何键的第三十五军为“江左军”，刘兴的第三十六军为“江右军”。

    而张发奎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后，其原来兼《任》的第四军军长与第十一军军长之职则都脱出，让位给了其部将。

    于是，第四军军长由副军长黄琪翔升《任》，第十一军军长由副军长朱晖日升《任》；而叶挺因击溃夏斗寅、保卫武汉有功，也升《任》为了第十一军副军长，且仍兼《任》第二十四师师长。

    接着，“东征军”各部络绎向鄂东与赣东北集结。

    唐生智注心于“东征”之时，他的部将何键等人却忙着又要“反共”了。

    原来，何键等人见唐生智回鄂后、处置许克祥的态度甚是暧昧，认为这是他在表示对“马日事变”的默认，这却正是他们所希望的。

    因为，真若如此，他们就不必再有顾忌、可放胆而为了。

    于是，一直隐在幕后的何键开始走到前台，公开煽惑：“三民主义的敌人，是共产党；共党不灭，国民革命便不能成功。”并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

    与此同时，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对何键作出了附和，俩人一起派兵强占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

    对此，汪精卫故作未闻、任其放肆，唐生智也没哼一声。

    其实，何键与李品仙所为，正是汪精卫所希望的；汪精卫见何键等人先他动手了，自己也加快了“反共、清党”的步伐，且不再顾忌“国民党左派”会如何反应。

    六月二十七日，汪精卫又以“武汉国民政府”名义，逼迫共产党人、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长”谭平山与“‘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长”苏兆征辞职。

    自此，汪精卫也开始对中＊共＊下手，武汉城内的“反共”气焰更是甚嚣尘上了。

    而此时，中＊共＊党内的矛盾却也日渐激烈。

    由于中＊共＊中央在前期工作中有许多失误，中＊共＊党内同志都将矛头指向了时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及其助手、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主任”兼“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主编”、被视为中＊共＊的二号人物彭述之，俩人皆被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

    而此时，陈独秀的心中却是满腹牢sao，埋怨：“‘共产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让人无法工作。”

    为此，陈独秀还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辞职”。

    但陈独秀哪里知道，此时鲍罗廷手上已有了“共产国际”要“改组中＊共＊中央，并将陈独秀撤职”的《指示》。

    恰在此时，陈独秀的长子、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并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在上海遇害，这对于陈独秀无异于又是个沉重的打击；深陷于失子之痛的陈独秀也就更是消沉了，无意于再主持中央工作。

    鉴于此，鲍罗廷不得不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公开，并据此改组中＊共＊中央、撤换陈独秀了。

    然而，鲍罗廷考虑到陈独秀毕竟是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党内和社会上都颇有影响，不宜直截了当地宣布将其“撤职”。

    因此，在七月十二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鲍罗廷只宣布了“陈独秀与彭述之停职”。然后，对中＊共＊中央进行改组，成立了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为常委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至此，陈独秀结束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后，武汉的局势已显得十分严峻。于是，七月十三日，刚改组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就发表了《对政局宣言》。

    《宣言》揭露汪精卫等人“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且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要永久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广大的民众利益而奋斗，继续绝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继续反对军阀的斗争，继续增进工人利益的斗争，继续解放农民的斗争，永久站在国民革命的最前线。”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但是，共产党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决意与一切革命分子合作，只要他们能够诚实的坚决的根据“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奋斗。

    中＊共＊的《对政局宣言》发表后，“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国民党左派”被感撼了。

    同日，时任“国民党中执委员”兼“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严辞谴责了汪精卫等人“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向蒋介石妥协、图谋与共产党分离并残杀农工”的倒行逆施行径。

    然后，发表《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辞职去往苏联。

    第二天，宋庆龄也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严肃地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表明了她继续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严正立场，及对汪精卫等人所作所为的忿懑。

    然而，中＊共＊中央与邓演达、宋庆龄等人的谴责，并没能使汪精卫等人缩手回头，反而更加快了“反共”的步伐。

    就在宋庆龄发表《声明》的当天晚上，已被汪精卫把持了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决定“接受汪精卫的公开‘反共’主张”。

    第二天，即七月十五日，又召开了由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顾孟余、陈公博等十七人参加的“国民党中执委第二届常委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

    会上，汪精卫将早已准备的《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提交审议。

    该《决议案》中有三条明确规定：“一、凡列名国民党员，在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应自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共产党员不得以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的工作。三、国民党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

    汪精卫急欲通过此《决议案》，目的无非是为实施“反共、清党”提供所谓的依据，以便他能冠冕堂皇的“清党”行动。

    宋庆龄没有出席会议，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代表她作了发言。

    陈友仁在发言中严正指出：“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因而，对于汪精卫提交的《决议案》表示竭力反对。

    然而，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内，汪精卫的势力已占了上风；所以，陈友仁的反对并没能阻止该《决议案》的通过。

    陈友仁见难以阻止，遂愤而提出抗议并退场。

    陈友仁的退场正中汪精卫的下怀，少了碍手碍脚的人、则更可以放手而为了。

    于是，汪精卫在会上又大放厥辞、竭力扇惑道：“既然共产党宣布退出国民政府了，便无异于脱离本党，其在国民革命军及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

    如此，汪精卫实际上已向国民党发出了“取缔共产党”的《动员令》，却将责任推到了中＊共＊身上。

    就这样，汪精卫紧随蒋介石的后尘，公开进行“反共、清党”了。

    因为，汪精卫的公开“反共”始于这次七月十五日的会议，故史称“七·一五政变”。

    汪精卫公开“反共”后，“‘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于七月十九日发布《训令》：“通饬各军长官务须于最短期间，对所属军队中的军事负责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进行核查，对已经知名的共产党员应切实劝导，使之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否则即行停止职务；对未知名的共产党员则应随时留心查禁，禁止一切秘密会议，并考核其言论行动，如有违反本党主义及政策者，立予惩办。”

    于是，“湘、鄂”大地也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同时，汪精卫又将鲍罗廷及其苏联顾问全部解聘，并打算将他们驱逐，以向冯玉祥显示自己迎合了他的要求。

    汪精卫在武汉也“反共、清党”了，蒋介石闻知后当然高兴；然而，蒋介石却并没能因此而感到轻松。

    因为，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仍将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视为“非法”而必欲征讨之；汪精卫与唐生智在“反共、清党”的同时，仍在加紧“东征”的准备，这令蒋介石如何省得了心？

    其实，自从唐生智班师回鄂，蒋介石早已料定其下一步必是“东征”；因此，不敢掉以轻心，不得不也将自己的“北伐”主力、何应钦的第一纵队与白崇禧的第二纵队撤回长江沿线防守。

    只是，如此一来，深入山东境内的王天培的第十军须独挡“直、鲁联军”了；但是，此时的蒋介石只注重于南京的安危，也就顾不了其他。

    而张作霖成立“安****政府”后，又见蒋介石的主力也撤军南回了；此时，山东境内只剩了王天培的第十军；张作霖觉得机会来了，即《命》“‘安****’进行反攻”，务必将“南军”逐出山东并收复徐州。

    于是，孙传芳的第一方面军团与张宗昌的第二方面军团组成“孙、张联军”，对王天培部发起反攻。

    此时，因蒋介石已将主力南撤，深入鲁境了的王天培部成了一支孤军；而“孙、张联军”有十五万人，兵力占压倒优势；因此，双方在滕县激战，王天培终因是孤军作战、后援不济而大溃。

    “孙、张联军”取胜后、军心大振，即又乘胜追击、将王天培部逐出鲁境；最后，王天培败退皖北宿县，连徐州也丢失了。

    蒋介石见徐州得而复失、顿时急了，赶紧组织军力反扑。

    然因，此时的唐生智已是虎视眈眈地准备“东征”；所以，已南撤了的何应钦与白崇禧的主力不宜再北调。

    而李宗仁更是觉得，若是“‘宁、汉’冲突”安徽则首当其冲；且徐州地处苏北、非己所辖，也就不愿分兵协攻。

    蒋介石无奈，只得调集王天培的第十军、王普的第二十七军、钱大钧的第三十二军、贺耀祖的第四十军、陈调元第三十七军、叶开鑫第四十四军等部，复又挥师北上、攻打徐州。

    因此时，“孙、张联军”攻取徐州后，张宗昌率部退归鲁境了，驻守徐州的是孙传芳的第一方面军团。

    且因，孙传芳是“北伐军”的手下败将，屡战屡败已将其所辖五省尽数丢失，只剩了徐州一地；故而，蒋介石全不把他放在眼中。

    因而，蒋介石决定“亲自统帅出征”，以通过此役为己举威；为此，又特地抽调了陈诚的第一军第二十一师随于左右。

    然后，兵分左、右两路进击，欲一举夺取徐州。

    出征时，蒋介石还信誓旦旦地立下誓言：“不收复徐州，绝不回南京。”亟显了一副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傲姿。

    孙传芳见蒋介石复又调遣大军来夺徐州，确是有点感到胆寒；但当想到自己诺大的一片地盘都已被夺去，现在只存下徐州这么一座城池了，不由得心酸而欲背水一战了；因此，倒是发誓非得与蒋介石在徐州拼个你死我活。

    于是，孙传芳搬出数十箱银元分发给将士，泪流满面地道：“‘五省联军’现在只剩下徐州一地了，蒋介石仍欲夺取。徐州是本帅与诸位将士的命根，若能保存，尚可东山再起；若是再失，一切就都完了。所以，此役只可胜不可败，本帅已誓与徐州共存亡；诸位愿留者，当与本帅同心协力共保徐州；有去意者，本帅也不强留，区区银两权作川资，望诸位勿介意。”

    孙传芳的这番话倒是情真意切，确是把众将士的心打动了；于是，其手下将士倒是不忍离去，都表示“愿效命杀敌”。

    于是，虽是面临强敌，却是军心稳定了；孙传芳见目的已达，即着手为固守徐州做准备。

    因为，蒋介石调集了数路军马，除了陈诚的第一军第二十一师是其嫡系外，其余皆是或收编或归降的所谓杂牌军。

    而这些杂牌军中，唯有被誉为“铁军”的王天培部较强；故而，蒋介石《任命》王天培为“左翼军总指挥”，《令》其“率部由宿县进击”。

    同时，又《命》贺耀祖为“右翼军总指挥”，《命》其“沿津浦路北上”；其他各军则分属左、右两路，协力攻打徐州。

    而陈诚所部则为“总预备队”，与蒋介石的统帅部一起，随于“右翼军”之后而进。

    同时，蒋介石致《电》冯玉祥，请他“也派军夹击徐州”。

    因为，冯玉祥与张作霖早已是势不两立，也就应了蒋介石之请，即派遣第三军军长孙良诚率部东进，以配合蒋介石攻伐。

    如此，即有三路兵马攻打徐州了，蒋介石更是觉得必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于是，限《令》“各军于二十八日会师徐州”。

    果然，贺耀祖的第四十军沿津浦路北上率先抵达了徐州外围。

    蒋介石见“右翼军”如此顺利，也就紧随着也进抵，并将“统帅部”移至徐州外围的云龙山，以便亲临前线督战。

    而王天培受《命》后，倒也正欲雪败军之耻而重振“铁军”声威；故而，即率部由宿县出发复向徐州进军了，并也如期抵达了徐州西面的萧县；然后，准备与其他两路围攻徐州。

    然而，孙良诚的“西北军”却在徐州西北部的九里山受阻；如此，原打算的三路夹击徐州城，已是少了一路。

    求胜心切的蒋介石见“左、右两翼”军马均已抵达，也就顾不得孙良诚部受阻，急不欲待地就对徐州发动进攻了。

    但谁知，此时的徐州守军经孙传芳一番鼓动后，都已下了“与徐州共存亡”的决心，个个豁出了性命、反倒是士气十分高涨了，硬是要将徐州城守住。

    而王天培的第十军虽是勇武，但毕竟是新败而元气尚未恢复；且该军已有数月未发军饷了，将士多有怨言；因此，虽是王天培有心雪耻，无奈将士皆懒得拼命，也就攻城泛力、大有力不从心之感。

    再说，贺耀祖等部一则战力确是不强；且见蒋介石将其自己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十一师留作“预备队”，众皆有怨忿只是敢怒不敢言罢了；所以，都不愿为蒋介石卖命。

    因此，蒋介石组织的几次强攻都被孙传芳击退了；如此，激战三天却仍难克城。

    而此时，张宗昌见蒋介石重兵攻打徐州，唯恐孙传芳不抵；于是，派兵沿陇海路东段驰援徐州；并绕道张集、杨楼、王寨等地，从侧背夹击已进驻徐州外围萧县的第十军。

    王天培的第十军将士本已因“军饷无着”而十分消怠、士气萎靡不振，而今忽遭张宗昌率部来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战至第二天晌午，第十军损失惨重、终于不支，王天培被迫率残部又溃退到皖北宿县。

    王天培的第十军败退后，其他各军皆受到了震撼，也都无意再战了。

    而守城的孙传芳见有“铁军”之称的王天培部被击退，也就来了精神。

    于是，孙传芳与张宗昌联手夹击，对尚在徐州外围的贺耀祖的“右翼军”实施反攻。

    “右翼军”招架不住、纷纷后撤，连蒋介石设于云龙山的“统帅部”也有危了。蒋介石眼见局势急转直下、于己不利了，不得不下《令》“撤军”。

    蒋介石一声《令》下，各军将士巴不得已，更是争先恐后地从徐州城下后撤；就这样，曾是傲气十足的蒋介石却在徐州败北了。

    张宗昌与孙传芳夺回徐州后乘胜追击，直把蒋介石赶过了江南；好在，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长江天堑，方才将张宗昌与孙传芳部拒在了江北。

    蒋介石退回南京后，《任命》原第十八路军军长杨杰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淮南行营主任”兼“总预备队指挥官”；将“北伐”第二路军交予，令其“坚守长江南岸”。

    不久，张宗昌为防冯玉祥乘虚东侵鲁境，即又回师山东了；而孙传芳则留驻江北，与杨杰等部隔江对峙。

    蒋介石撤回南京后，心中甚是郁闷；因为，出征时他曾立过“不收复徐州，绝不回南京”的誓言，而今却铩羽而归脸上无光。

    为挽回颜面，蒋介石则将徐州兵败的责任全都推到了先行败走的王天培头上。

    再说，王天培曾违《令》放走其军中的中＊共＊党员，蒋介石已将其视为异己而欲惩处；而今，蒋介石遭“徐州兵败”颜面无光，更是迁怒于王天培了。

    于是，八月十日，蒋介石即以“先行潜返，置全军存亡于不顾”及“饷糈经理无序”等罪名将王天培撤职拘押。

    就这样，曾被誉为“‘北伐’名将”的王天培一下子沦为罪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