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4章取京津北伐成功 孙殿英东陵大盗
【史要】“北伐军”进取“京、津”，“北伐”成功。孙殿英盗掘清东陵。“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 却说，“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张学良返回奉天，“安＊国＊军”随即撤离“京、津”。 于是，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作为“北伐军”的先头部队，即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进驻北京；从而，北京与天津等地就被“南京国民政府”接收了。 接着，“南京国民政府”相继发表了《对内宣言》和《对外宣言》，《宣告》：“‘北伐’完成。” 且因，“国民政府”已定都于南京，遂将“北京”更名为“北平”，列作“特别市”；并撤销了“京兆”地区，将“直隶”改称为“河北省”，简称“冀”。 “国民政府”收复河北与“平、津”后，冯玉祥与阎锡山都想将这块肥rou捞到手。 然而，蒋介石觉得，冯玉祥已据有“豫、陕、甘、宁、青”等省，若再让他攫取“平、津”等地，那就更是坐大后、必会难以驾驭。 因此，打算将河北与“平、津”交予实力相对较弱的阎锡山；一则可以此笼络他，二则藉此可令阎锡山与冯玉祥相互掣肘。 再说，率先进入北平的正是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且河北省的大部原属“绥远”，本来就辖于阎锡山的“太原政治分会”；因此，有“物归原主”之感、也算是合乎情理。 于是，蒋介石就将河北与“京、津”划归阎锡山了。 阎锡山得了河北与“平、津”后心中自然大悦，可谓是“北伐”的最大赢家。 于是，阎锡山自《任》“‘平、津’卫戍总司令”；其“部将”则论功行赏，商震《任》“河北省主席”、徐永昌《任》“绥远省主席”、赵戴文《任》“察哈尔省主席”、张荫梧《任》“北平警备司令”、傅作义《任》“天津警备司令”、南桂馨《任》“天津特别市长”。 只是，如此一来，冯玉祥心中也就不高兴了。 阎锡山倒是鬼得很，遂将“北平特别市长”一职让与冯玉祥；由冯玉祥的部将“第二集团军司令部秘书长”何其巩出任，以表友善。 而蒋介石则将“山东”交给了冯玉祥，由其部将“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孙良诚出《任》“山东省主席”。 如此，冯玉祥也就无话可说了。 然因，“北平特别市长”有名无实。而“济南惨案”后的山东，胶东半岛上的许多地方已让日本人攫取了，“国民政府”与日本的谈判尚在进行中；所以，蒋介石虽是将“山东”给了冯玉祥；但实际上，冯玉祥只是得了个虚名，并没得到实惠。 “北伐军”进驻“平、津”后，“北伐战争”终于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完胜结束了。 “北伐”胜利，举国欢庆；蒋介石更是沾沾自喜，孙中山未竟事业终于让他给完成了，岂能不乐？此时，除了“奉军”还盘踞在“东三省”外，中国的大片土地算是统一了，蒋介石更是踌躇满志、不可一世。 然而，蒋介石的“高参”、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议”杨永泰却提醒道：“唐朝有‘安史之乱’，主要是由于‘藩镇’割据。而今，‘国民政府’虽是‘北伐’成功，天下方定；但是，各派军事势力却藉此壮大，割据一方。而今，武汉有李宗仁、广东有李济琛、河南有冯玉祥、山西有阎锡山；皆拥兵自重，各自为政，不服中央管束；若是任由其发展，必为大患。所以，总司令应强化中央集权，整编全国军队，取消‘政治分会’，削减各派势力，方能使国家长安久治。” 杨永泰的话确是提醒了蒋介石，让他觉到“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济琛等人非但拥有军队，所辖的各个‘政治分会’恰如独立王国；如此，与‘藩镇’割据已是无异；若再不下措施‘削藩’，确会后患无穷”。 但是，蒋介石转而又思，如今这些人已是尾大不掉，恐怕不是自己想‘削’就‘削得了’的，这可如何是好？所以，蒋介石不免有点“投鼠忌器般”的犹豫不决了。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方本仁则向蒋介石献上一策：“‘李、冯、阎’割据一方，要他们削权确是不易。不过，党内‘同仁’皆尊‘先总理’为‘国父’，无人敢违背‘先总理’遗愿；‘总司令’是‘先总理’之‘学生’且‘内亲’，可谓‘先总理’当然之继承者。今‘先总理’的灵柩尚在北京，‘总司令’何不至香山祭灵；以借‘先总理’之威望，令天下群雄顺服。尔后，再行‘裁军、削藩’，必可妥顺。” 方本仁的这个点子，使蒋介石茅塞顿开；心想“是呀，自己想方设法成就了‘蒋、宋联姻’，为的就是欲借孙中山之光以实现自己的夙愿；而今，当是该派上用场了”。 于是，七月六日，蒋介石率领在京的军政要人，齐集到北平香山碧云寺，祭奠“先总理”孙中山。蒋介石自《任》“主祭”，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为“襄祭”。 蒋介石还准备了一篇洋洋三千六百多字的《祭文》，其中有“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殷，寄以非常之任”等语，俨然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了。 接着，蒋介石扶棺大恸、悲嚎不止，令在场众人不由得也陪了许多眼泪。 此番哭祭后，蒋介石在众人心目中的形象确是有所改善，皆默认其为“先总理”孙中山的继承人了；如此，蒋介石目的已达、心中暗喜。 而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济琛等人却皆对其嗤之以鼻，在心底里暗语“装得倒像”，只是没有明言。 碧云寺祭奠孙中山后，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欲削藩了。 因为，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济琛等人政权、军权皆在握；所以，“政、军”两权都得削，尤其以“削军权”为要。 于是，七月十一日，蒋介石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济琛、蔡元培、张人杰、李煜瀛、吴稚晖、李烈钧、戴季陶等十一人，在北平召开了个“北伐善后会议”。 会上，蒋介石抛出了他预先拟好的《军事善后意见书》。 《意见书》中，以“北伐完成，军事结束；国家建设，亟需资金”为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要裁兵整军，以节约巨额军饷，为建设之用”。 蒋介石这个“裁军”理由，听起来倒是冠冕堂皇、无可批驳。 只是，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济琛等人心中都有疑问“蒋介石此举，或是别有用心？”但因，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也就没予反对。 只有李济琛不痛不痒地说了句：“若是天下为公，不会有人反对；而若是别有用心，那就又是一码事了。” 李济琛的话、虽是使蒋介石心中不爽，但毕竟没有撕破脸，蒋介石也就忍了。 最后，大家终于同意“先成立‘编遣委员会’，再续议‘裁兵’”。 “编遣委员会”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琛、何应钦、朱培德、鹿钟麟、商震、白崇禧、谭延闿、赵戴文、宋子文、孙科、王伯群、吴敬恒、张人杰、蔡元培、胡汉民、李煜瀛、戴传贤、王宠惠等二十二名军政要人组成，蒋介石《任》“委员长”。 且因要“裁军、减员”，各部队中现在的编制不再适用；因此，拟把“军”的编制取消，各部队中的编制单位都统一降低一级，即：“军”改为“师”、“师”改为“旅”、“旅”改为”团。 同时，拟将编遣后的全国军队番号按序、统一编制。 而“裁兵”事关国家安危，如此大事只能在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时作为《议案》提出，通过后方可施行。 如此，蒋介石只得接受；于是，“裁兵”之事暂被搁置缓议，待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后再说。 不过，此次会议后，各“集团军”还是自行将所部缩编了。 蒋介石率先将“第一集团军”缩编为十三个师，番号为“第一师”至“第十三师”，以示其为“老大”。 李宗仁不甘落后，即先将“第四集团军”驻于湖北、湖南的部队缩编为了六个师，番号紧接“第一集团军”，为“第十四师”至“第十九师”。 冯玉祥与阎锡山见状，也都急忙跟上。 冯玉祥将其“第二集团军”缩编为十二个师，番号承接“第四集团军”，为“第二十师”至“第三十一师”。 阎锡山则将其“第三集团军”也缩编为十二个师，番号接于“第二集团军”之后，为“第三十二师”至“第四十三师”。 就这样，虽尚未统一意见，但各路诸侯却已擅自行动了。只是，虽都改了番号，兵却一个也不减。 且说，蒋介石忙于祭奠孙中山并准备“削藩”之时，忽地发生了一件令人愕然之事。 原来，张宗昌败逃后，其部将、原“‘直、鲁联军’第十四军军长”兼“大名镇守使”孙殿英，随同上司徐源泉投靠了“国民政府”。 虽然，徐源泉仍被委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十一军团总指挥”之职，孙殿英也仍在徐源泉手下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然因是投诚过来的“杂牌军”，蒋介石另眼相看、没予粮饷。 为养兵，迫使孙殿英动起了歪脑筋。 其时，孙殿英的“第十二军”正驻扎在河北省遵化县境内。 遵化有“畿东第一城”之称，“清东陵”坐落其中；清王朝的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等五位“皇帝”、十四个“皇后”和一百多个“妃嫔”的陵墓都在“清东陵”，可想而知有多少稀世珍宝埋于地下。 正愁饷银无着的孙殿英顿时开窍，也就萌生了“何不去盗墓？”的念头。 其实，打“清东陵”主意的大有人在。 因为，自从清王朝灭亡以后，“清东陵”已无人守护；历年来，“清东陵”的地面建筑、许多殿堂早已屡遭劫掠、满目疮痍了；而此时，流窜于马兰峪一带、打家劫舍的“匪首”马福田也正带着他的手下进入“清东陵”，欲盗掘陵墓。 于是，孙殿英以“剿匪”之名，冠冕堂皇地派其部将、“第一师师长”谭温江率部进驻“清东陵”，将马福田赶走。 接着，《宣布》“为保护‘东陵’安全，须在陵区举行军事演习”；并将陵区内的居民全部迁出，对陵区实行封闭，以便他对“清东陵”进行盗掘。 孙殿英对“清东陵”的盗掘，可谓是胆大妄为、肆无岂殚；为了打通墓道、开启墓室，他竟然指使部下使用炸药；然后，将被炸开的陵墓中陪葬的无数珍宝洗劫一空。 按说，“清东陵”距离北平仅有一百多公里；且此时，“国民政府”的政要都汇聚在北平；孙殿英如此大动干戈的盗掘，岂能无人知晓？ 然因，孙殿英此举以“军演”作幌子，将消息封锁得甚实，确是瞒过了世人的耳目；而在北平的政要们都忙于争权夺利，谁都无暇他顾；所以，倒是让孙殿英无所顾忌地放手大干了。 于是，自七月四日起，孙殿英先是对“慈禧”的“定东陵”进行盗掘；接着，又盗掘了“乾隆”的“裕陵”。 由于，“清东陵”实在太大了，盗掘皇家陵墓又确是不易；所以，仅对“定东陵”与“裕陵”的盗掘，就持续进行了七天、花时不少。当再盗掘“康熙”的“景陵”时，却被如瀑涌出的积水所阻。 此时，孙殿英毕竟有点心虚，唯恐时间长了被人察觉；且见所盗珍宝已是不少，足可装满数十辆卡车，这才住手了。 七月十一日，孙殿英带着无数珍宝、满载而归、扬长而去后，外界竟然仍没有觉察“清东陵”上出了这么一宗大事。 直到一个月后，谭温江急于在北平的琉璃厂找“尊古斋”老板黄百川销赃时，被警方察觉后、这才东窗事发。 “‘清东陵’被盗掘”的消息传开后，全国哗然了；许多民众团体纷纷《电》请“国民政府”，呼吁“究查‘清东陵’盗掘案的主谋”。 孙殿英见情况不妙，赶紧向他的顶头上司徐源泉报告，言：“谭温江携带的珍宝，是追剿‘匪首’马福田时缴获的。”并将所谓“缴获”的两箱珍宝、列了清单上报，欲为自己与谭温江开脱。 “国民政府”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摆出了一副“整饬军纪，严惩主犯”的姿态；蒋介石宣称：“通饬所属，严密缉拿，务获究办，毋稍宽纵。” 于是，阎锡山《电》令“河北省主席”商震“派兵保护‘清东陵’”；又《命》“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将“位于河北易县的‘清西陵’也保护起来”，方才算是亡羊补牢了。 同时，下《令》“将谭温江拘押，以息民愤”。 而此时的徐源泉，见孙殿英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胆大妄为地盗掘皇陵”，不由得也深感惊愕了。然而，孙殿英与谭温江毕竟都是自己的部下，徐源泉怕会牵累到自己，不得不也欲为俩人解脱。 因此，听了孙殿英的禀报后，徐源泉只得点拨道：“若想平息事态，得设法打点。” 孙殿英心领神会，赶紧从盗取的珍宝中挑选了许多上品的，分赠给各“军、政”界要人；其中，一柄嵌有宝石的“九龙宝剑”通过时任“蒋介石侍从副官”的戴笠，送给了蒋介石。 经此打点后果然灵验，因蒋介石注心于“裁军、削藩”，各政要也都自有迫切之事要忙；收取了孙殿英的好处后，也就都睁一眼、闭一眼地没想多过问了。 因此，“东陵盗掘案”交由军事法庭后只开庭调查了一次，就沉寂了、再无下文。 不久，孙殿英又将两箱谎称“缴获”的珍宝呈报上缴了；从而，作为“主谋”的他更是逍遥法外，无人再来追究他的罪责。 而已被拘押了的谭温江，也于翌年四月审结获释。 如此，曾经轰动一时的“东陵盗掘案”就不了了之了。此是后话，顺提不赘笔。 且说，蒋介石置“清东陵盗掘案”不顾而忙于“削藩”之时，远在国外考察的胡汉民却忽然心血来潮、准备回国了。 原来，胡汉民闻知国内“北伐战争”结束了，觉得中国历朝都是“武人打天下，文人治天下”。现在，“北伐”成功，“‘武人’打天下”的任务已经完成，该由“‘文人’来治天下”了。而自己是“文人”，且自恃有“治天下”的本领；所以，应是自己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于是，胡汉民决定“结束考察，回国参政”。 胡汉民回国前，先写了封《信》给“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提出了施政方略；认为“‘北伐’成功后，‘军政’时期已经结束，应进入‘训政’时期了”。从而，由“以党建国”转入“以党治国”；为此，他还拟了个《训政纲领》。 所谓“训政”，源于孙中山《建国大纲》中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 孙中山对这个理论有过阐述，大意是：“军政时期，一切制度悉隶于军政之下；凡一省完全底定之日，则为训政开始之时，而军政停止之日。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选举县官，选举议员，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全国有过半数省分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 这“建国三阶段理论”看似明晰可cao作，但因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只能算是一个模糊的框架；不过，对于民主进程，毕竟有其指导意义。 而今，“北伐”完成、战争结束，依据孙中山的“建国三阶段理论”，该由“‘军政’时期”过渡到“‘训政’时期”，这却是不容含混的。 对此，蒋介石倒是也有此意。 因为，即使依照孙中山的“建国三阶段理论”，“‘训政’时期”实质上还是需要“以党治国”；而如今，“国民党”独大，可“治国”的也就非“国民党”莫属。而“建国三阶段理论”没有时间表，“训政”何时结束？还不是“治国者”说了算；所以，这“训政”两字大有文章可做，倒是不妨一用。 何况，“‘训政’时期”必能“加强‘中央’集权”，藉此“可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各派系的势力岂不被削弱？”这也正是自己所谋求的；妙的是，如此“削藩”名正言顺，那班难以对付的家伙也就无话可说了。 为此，蒋介石决定“立即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以《宣布》“训政”、实施“削藩”。 “国民党要召开‘二届五中全会’”的消息传出后，舆论哗然了。 因此前，“南京国民政府”曾表示过要“实行法治”，并在六月十二日发表的《国民政府对内宣言》上有言：“厉行法治，欲谋政治之建设，必先发扬法治之精神；今全国统一，开始训政，一切政治主张务使成为有条理之法律。” 所以，亟待“法治”的国人，一片要求“制定《约法》”的呼声随之而起。 由“满族人”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发表了题为《新约法与五中全会》的《社评》，竭力主张“制定《约法》”；指出：“今全国统一，时移势易；非有齐一之规模，不足以坚民众之信仰；而国民之权利义务，中央地方之权责范围，党政国政之关系连络，均须有约依定；故而，制定《新约法》，乃时局之所急需。”同时，强调：“《约法》一经制定，即应严格实施；从上澈下，悉受部勒，不得再有《旧约法》时代违法玩法之弊。” “上海总商会”虞洽卿、冯少山、林康侯、陆凤竹等人发起，与其他四十五个专业“商会”一起组织了“请愿团”，专程赴南京向“国民政府”提交了“要求制定《约法》”的《请愿书》。 社会名流、时任“上海公学校长”胡适则从“保障言论自由”的角度，也竭力主张“要制定《约法》”。 对此，国民党内也有人响应；时任“国民党中执委员”朱霁青认为：“一个国家，不应没有一部根本大法。现在，‘北伐’完成了，由‘以党建国’进入‘以党治国’时期，制定一国之根本大法已是刻不容缓之事。” 时任“国民政府法制局长”王世杰也认为：“因为，‘国民政府’政制已与前不同，旧的《临时约法》不再适用；故而，需要有一部新的《约法》，方能使政局稳定。” 如此，“要求制定《约法》”已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 且因，蒋介石正欲“训政”；而“训政”也需要有一部新的《约法》作幌子；因此，“要求制定《约法》”与其所谋并无大的矛盾。 所以，蒋介石摆出了“愿意倾听民意”的姿态，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烈钧接见“请愿代表”，听取了“请愿团”的“要求”；并授意“国民政府法制局”拟了个《组织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起草委员会案》，准备提交“二届五中全会”审议。 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全会上，蒋介石明确提出：“‘北伐’成功，全国统一；遵照‘先总理’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中国应从‘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了；而要实行‘训政’，必须制定《约法》、改组政府、加强中央集权，而各地的‘政治分会’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了。” 蒋介石的话甚是明了，可谓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真实目的无非是为了“取消‘政治分会’”；因此，立即遭到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济琛等人的抵制。因为，这分明是要削他们的权，如何受得了？ 于是，反驳道：“‘政治分会’是为了中央与地方均权而设立，是经‘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的；现在要取消，岂不是违反了‘四中全会’决议？‘政治分会’的存废，只有‘第三次代表大会’方能决定；现在，谁都无权取消。何况，各地的‘政治分会’负有‘剿共’之责；若是轻易取消了，谁来‘剿共’？” 如此驳斥，令蒋介石语塞了。特别是“剿共”，蒋介石视为头等大事；若是各路诸侯真的因此而撒手不管了，如何是好？这倒确是给他出了个难题；因此，蒋介石又只得将“取消‘政治分会’”之议搁置不议。 结果，“五中全会”只通过了《组织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起草委员会案》，算是对于国民“要求制定《约法》”有了交代；而蒋介石的“削藩”计划却又一次落空了，不免心中怏怏。 八月二十八日，胡汉民终于抵达香港；不日，就北上赴沪、去与蒋介石晤面。 蒋介石正为“‘削藩’不成”而烦恼，见胡汉民到来且如得了援兵；于是，捐弃前嫌立即与胡汉民晤面，俩人长谈了两个多小时。 晤谈中，胡汉民又提及了他的《训政纲领》；同时，建议“依据‘前总理’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理论’改组政府，采用‘五院制’，即设立‘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等五院”。 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拟设“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一人；且为了集权，不宜再设“常委”，只设“委员”十二至十六人。 “国民政府”则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等“五院”组成，“五院”互不隶属；“国民政府主席”与“五院院长”由“国民党中执会”任免。 “国民政府”的《法律》、《法规》，须经“国务会议”决定，再由“国民政府主席”及相关“五院院长“签署后施行。 胡汉民的这个改组方案，正中蒋介石下怀。 因为，如此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将“主席”与“总司令”集于一人。自己只要掌了这两柄权杖，何愁“削藩”不成？于是，蒋介石决定采纳胡汉民的建议。 只是，要达此目的，还得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自己只是“陆、海、空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还是谭延闿；也就是说，两人中须有一人得“让位”。 自己当然“不能‘让位’”，但不知谭延闿“愿意‘让位’”吗？蒋介石拿捏不准，看来还得费点心计了。 不过，谭延闿倒是知趣；他知道，“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后，蒋介石已是一手遮天、无人可敌；自己若再占着“国民政府主席”的高位、势必会遭到蒋介石的猜疑，不如主动“请辞”了、以明哲保身。 于是，在十月三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谭延闿主动提请“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之职；这正合蒋介石之意，免得自己花心计了。 于是，“国民政府主席”之职自然的也落到了蒋介石的手上。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还通过了胡汉民提议的《训政纲领》及《国民政府组织法》；接着，蒋介石就对“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 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完全按胡汉民提的《方案》即“五院制”设置，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 “五院院长”则分别是：谭延闿《任》“行政院长《任》“、胡汉民《任》“立法院长《任》“、王宠惠《任》“司法院长《任》“、戴季陶《任》“考试院长《任》“、蔡元培《任》“监察院长”。 如此，蒋介石如愿以偿地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都揽到了自己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