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1章周恩来纠遏肃反 徐向前商潢大捷
【史要】中＊共＊《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周恩来遏制“苏区”肃反扩大化；“苏区中央分局”《攻 取赣州的军事训令》，“红四方面军”“商潢战役”大捷…… 却说，南京“珍珠桥惨案”发生后，“国人”对“南京国民政府”完全失望了，恨不得将这个跟“满清王朝”一样、对外屈膝而对内强横的腐败无能的政府推翻。 博古见如此民愤可用，遂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四日，又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再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的“政治委员”下达了一道《训令》，指出：“目前国内形势对我大有利，各苏区红军应不失时机发起进攻。红军行动的总方向应该首先是使中央苏区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 恰不久，周恩来在“中央特科一科科长”洪扬生及“中央交通局南方总站负责人”肖桂昌等人的陪同下，离开上海绕经粤东的汕头、潮安、大埔、福建的长汀等地后，终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抵达江西瑞金了。 周恩来抵达瑞金后，即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于是，毛＊泽＊东＊的“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自行卸免，专事“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之职了。 博古见周恩来到了“中央苏区”后，敢于“抗命”的毛＊泽＊东＊被卸免了“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而专事政府工作了，以为“原有的阻力应已排除，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该可被顺利执行了”。 于是，再次致《电》“江西中央苏区”，并直接《命令》“‘中央红军’先进攻赣州，然后再夺取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其理由为“赣州是赣南的经济中心，如能攻克赣州，即可控制赣南的赣县、南康、大余、上犹、崇义、信丰、龙南、定南、全南、寻邬、安远等十二县，使‘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利于‘红军’发展和巩固后方”。 对此，虽已脱离军务、但对于“红一方面军”的命运深为关注的毛＊泽＊东＊却仍表示了异议。 因为，赣州自古即为军事重镇，三面环水、易守难攻，其城墙非但高耸且用铸铁加固，故有“铁赣州”之称、极难攻破；毛＊泽＊东＊与朱德率“红一军”离开井冈山、南下时曾攻打过赣州，但却久攻不克。 因此，毛＊泽＊东＊认为：“‘红军’现在的装备差，不宜攻打赣州。”只是，此时的毛＊泽＊东＊已没了军权，所言只是“建议”而已。 而时任“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因与毛＊泽＊东＊一起攻打过赣州，也知道“赣州难克”；因此，同样反对“攻打赣州”。 周恩来虽是组织纪律性极强的人，绝不会对“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说一个“不”字；但他因是初到“苏区”，对情况不甚了解也不想妄动；且听了毛＊泽＊东＊与朱德等人的意见后，觉得有理。 于是，遂以“时机不成熟”为由，向“中＊共＊临时中央”提出“暂不攻打赣州”的建议后，将“中＊共＊临时中央”要求“攻打赣州”之事搁下不议。 其实，此时的周恩来更为关注的另有一事，即纠正与遏制“苏区”中存在的“肃反扩大化”问题。 周恩来之所以对此问题特别关注，乃是因其在途经福建长汀时，发现“闽西苏区”的党组织在“肃社党”运动中错杀了许多人，致使“苏区”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这令周恩来深感痛心。 原来，“闽西苏区”的“肃社党”运动发展到后来，以时《任》“闽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为首的一班“‘肃反’大员”们为非作歹、滥杀了许多无辜，后来甚至于连“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时《任》“闽西苏维埃主席”张鼎丞及“中＊共＊‘闽、粤、赣特委’组织部长”罗明等人也都被扣上了“社会民主党”的罪名，弄得人心惶惶了，以至于引起了“坑口兵变”那般严重的事件；连邓发也不得不承认“闽西的肃反严重地扩大化”了。 为恢复“闽西苏区”的正常革命活动，“闽西苏维埃政府”撤销了“闽西肃反委员会”，并将滥杀无辜的林一株等人枪毙了、以平民愤。 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上，当出席会议的郭滴人、张鼎丞向毛＊泽＊东＊汇报了“闽西肃反”的错误做法和严重后果后，毛＊泽＊东＊也非常气愤地说：“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台。” 于是，决定“立刻停止闽西的‘肃社党’运动”，并拨给了五千银元作为“善后费”。 同时，从“红一军团”中抽调了“红十二军”的“第三十六师”，由“军长”罗炳辉亲率进入“闽西苏区”，以恢复和增强“闽西苏区”的“红军”战力。 “红三十六师”入闽后，即与时在“闽西苏区”由左权《任》“军长”的“新红十二军”会师并合编。 “红三十六师”与“新红十二军”合编后仍称“红十二军”，由罗炳辉《任》“军长”、谭震林《任》“政委”。左权则被调往由宁都起义军改编成的“红五军团”，《任》该“军团”的“红十五军政委”。 而今，周恩来到了江西瑞金后，发现“肃反扩大化”不仅发生在“闽西苏区”内，连“中央苏区”内在前一期的“反Ａ＊Ｂ＊团”斗争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而当周恩来闻知对党忠心耿耿的陈毅也差点被怀疑为“包庇‘Ａ＊Ｂ＊团分子’”之罪而遇害、其“妻”萧菊英却因此投井自尽以殉情时，更觉到问题严重了。 因而，周恩来深感这一问题已给“苏区”的巩固、建设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若不加以纠正和遏制、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周恩来抵达“中央苏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纠正和遏制“肃反扩大化”。于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周恩来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并通过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 《决议案》中，对于“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肃反中心论”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同时，指出“造成‘肃反扩大化’的原因在于夸大了Ａ＊Ｂ＊团的力量，低估甚至于对革命队伍自身力量的不自信”；而在“肃反”的具体工作中又犯了“唯心论”错误，使“斗争简单化”，甚至于“专凭犯人口供，依靠酷刑迫供”；从而，使“肃反”进入了歧路，给“苏区”党组织与“红军”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虽然，《决议案》没有全盘否定“肃反”工作，且也规定了：“‘红军’中如发觉有Ａ＊Ｂ＊团、社会民主党分子，一般地必须开除军籍。” 但同时，《决议案》还明确规定：“凡是党内犯有错误倾向或工作做错了的党员，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否则，不能主观地认为这些党员便是Ａ＊Ｂ＊团、社会民主党、取消派或右派。”并指出：“若本人完全是被欺骗的工农分子，自首后仍可留在红军中。”而对“确系被欺骗和被胁迫参加Ａ＊Ｂ＊团、社会民主党但未有积极行动的，自首后可以酌量情节轻重给以组织上的制裁，不一定开除出党。” 《决议案》中的这些政策规定，有效地纠正了前一期“肃反”工作中的错误，杜绝了“肃反”扩大化。 接着，对于“滥用‘肃反’大权、民愤极大的‘肃反大员’李韶九”，又专门作出了《苏区中央局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决定“撤销李韶九的职务，下放到基层去做群众工作”，并给予李韶九“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李韶九被处分后，曾受其迫害的干部群众的怨愤情绪渐消了，“中央苏区”中曾一度泛滥的“肃反扩大化”问题这才算是得到了纠正与遏制。 而远在上海的博古，原以为周恩来必会执行“临时中央”下达的《命令》；但谁知，周恩来也以“时机不成熟”为由，出乎他的意料地将“攻打赣州”之事搁置了。这下，不由得令博古更恼了。 博古既不懂军事也不了解实际情况，但他执意要“攻取赣州”；于是，又致《电》“苏区中央”一再催促，非要“‘中央红军’去攻打赣州”不可。 周恩来见“****临时中央”坚意“要打赣州”，心想一而再地“抗命”也非良策；且此时，《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已下发，“苏区”的“肃反扩大化”问题已有所纠正与遏制，是该回过头来考虑“要不要攻打赣州”了。 再说，“****苏区中央局委员”中王稼祥、项英、任弼时等多数人都认为“不该与中央唱反调”而表示了“要执行中央的决定”，这更令组织纪律性极强的周恩来感到了为难。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需要上级”；既然，“苏区中央局”的多数“委员”都表示了“要执行中央的决定”，自己怎可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原则而强拗着、一再抵制呢？因此，周恩来的态度开始转变了。 但为郑重起见，周恩来还是派了项英去征询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的意见。 彭德怀虽也知道“赣州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但他觉得“事在人为，作为军人岂可被这点困难吓倒？” 且由于，原来驻在赣州北面万安、泰和等地的“第十九路军”已被蒋介石调往上海了，驻在宁都的“第二十六路军”又已起义；如此，时在赣州四周、几无国民党军的劲旅了。 而眼下，驻守赣州的是辖于曾万钟的“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的马昆部；且曾万钟的“第十二师”大部时正驻在豫南的潢川、参与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马昆部被单放在赣南，两地路远迢迢的相距数千里难以照应。因此，驻在赣州的马昆部几如一支孤军；如此仅有区区一个旅不到万人的兵力，怎守得住赣州？ 所以，彭德怀认为“拿下赣州，应不成问题”。 项英将彭德怀的意见反馈后，周恩来似乎心中有底了，这才决定“执行‘临时中央’的《命令》”。于是，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苏区中央分局”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 且因，朱德不赞成“攻打赣州”，而彭德怀对“攻取赣州”却似乎满有把握；于是，《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由其亲率“红三军团”的“红五军”、“红七军”与林＊彪＊的“红一军团红四军”为“主作战军”，协力攻取赣州。 同时，又于一月九日下《令》：“取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成立‘江西军区总指挥部’。”《任命》陈毅为“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委”，负责指挥“独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等师及江西境内的所有“地方赤色武装”；且作为“支作战军”，配合“红三军团”及“红四军”攻取赣州。 彭德怀、林＊彪＊、陈毅等受《命》后，即遵照执行。 然因，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与林＊彪＊的“红四军”此时正在会昌、石城等地休整；两军虽是受《命》后即从休整地起兵了，但正式攻打赣州却延至二月初才开始；故而，此暂搁下、容慢表。 虽说，“赣州战役”尚未打响；然而，已在“鄂、豫、皖苏区”取得“黄安战役”大捷了的“红四方面军”，倒是打算“乘胜北上，进取豫南”了。 “红四方面军”此举旨在“向北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并欲“收复豫南的商城、潢川等地”，以将“‘鄂、豫、皖边苏区’复又连成一片”。 于是，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就在“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下达《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后的第三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亲率“红四军”的三个师，由黄安出发向北挺进；而“红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则派刘英率“红七十三师”也西向入豫，以配合“红四军”攻取豫南的商城与潢川。 同时，又《命》曾中生的“独立第一师”佯攻与武汉相距不到百里的黄陂，以牵制鄂东之敌。 国民党军驻在豫南有六个师，张钫的“第七十六师”与宋天才的“第七十五师”驻在信阳，陈耀汉的“第五十八师”驻在商城，曾万钟的“第十二师”驻在潢川，戴民权的“第四十五师”驻在固始。 而汤恩伯的“第二师”此时已由光山移驻到商城与潢川之间的商潢公路沿线，与“独立三十三旅”一起分驻于商潢公路两侧的北亚港、传流店、江家集、双椿铺等地；以控制商潢公路，确保商城、潢川、固始等三地间的联系。 鉴于此，一月十九日“红四方面军”入豫后，决定“先攻取由汤恩伯的‘第二师’与‘独立三十三旅’分驻的商潢公路沿线各地，以切断商城与潢川、固始之间的联系；然后，再收复商城、潢川”。 于是，徐向前《命》王树声的“红十一师”攻取北亚港，倪志亮的“红十师”攻取江家集，陈赓的“红十二师”攻取传流店，以切断商城与潢川的联系；而刘英的“红七十三师”则攻取双椿铺，以切断商城与固始的联系。 部署定后，“红四方面军”各部即遵《命》而行；于是，史称“商潢战役”打响了。 一月二十一日，王树声的“红十一师”率先在北亚港与汤恩伯部交战。 由于，“红四方面军”在“黄安战役”中重创国民党军后已是声威大振，汤恩伯部早已是闻风丧胆；因此，双方激战一天后，汤恩伯部不支，北亚港被“红十一师”攻取。 北亚港丢失后，分驻在商潢公路沿线各地的汤恩伯的其他几个团及“独立三十三旅”见商城通往潢川之路被断了，皆唯恐被围歼而无心再战；于是，纷纷弃守、绕过北亚港后逃入潢川。 因而，“红四方面军”不费吹灰之力又占据了商潢公路沿线的传流店、江家集、双椿铺等地；从而，商城与潢川、固始之间的联系均被切断了。 如此，驻于商城的陈耀汉部就成了一支孤军；于是，“红四方面军”决定“攻取商城”。 只是，商城的城防甚是坚固，而“红四方面军”却缺少有效的攻城武器。所以，商城虽是已成了一座孤城，但“红四方面军”欲“克城”却仍非易事；因此，徐向前决定“围点打援”。 于是，徐向前以刘英的“红七十三师”与“红十师”的“第二十八团”在“地方赤卫军”的配合下将商城围困，以诱使“驻在潢川等地的敌军前来救援”；同时，将王树声的“红十一师”、陈赓的“红十二师”及“红十师”的“第三十团”等部，隐蔽部署在商潢公路两侧伺机打援。 果然，商城被围后，驻守商城的“第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慌神了，赶紧向时《任》“国民党驻豫绥靖绥靖公署公署主任”兼“‘剿共’军南路集团军总指挥”刘峙告急求援。 商城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有“楚尾吴头”之称，可谓是豫南的重镇，岂可有失？所以，刘峙闻报“商城有危”后、大为震惊了。 为解商城之危，刘峙将驻在潢川的曾万钟的“第十二师”与已溃入潢川了的汤恩伯的“第二师”及“独立三十三旅”，均交由时在罗山的“第二十路军总指挥”兼“第七十六师师长”张钫统一指挥，并《命》其率部“速往商城驰援”。 张钫因所部皆是被招抚的“绿林”，故有“中原老贼头”戏称；他仗着“对游击战术的不陌生”，也就对于“善打游击战”的“红军”不甚惧怕。因此，张钫受《命》后，就将信阳交给宋天才的“第七十五师”留守，自己即率“第七十六师”由信阳起兵、往潢川进发了。 一月三十一日，张钫率部抵达潢川与曾万钟、汤恩伯等部会合。然后，张钫以自率的“第七十六师”与汤恩伯的“第二师”为“右路军”，曾万钟的“第十二师”与“独立三十三旅”为“左路军”，兵分两路沿商潢公路两侧向商城进发。 二月八日晨，“右路军”的汤恩伯部行至商城与潢川两县交界处的豆腐店村时，遭到早已等候在此的陈赓的“红十二师”的伏击。 虽说，汤恩伯的“第二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武器装备精良；然因，汤恩伯曾在北亚港被“红军”击败，此时又遭遇了伏击、已是吓破胆，岂是陈赓的对手？ 因此，遭“红十二师”的一阵猛攻后，汤恩伯部又被打得屁滚尿流、而只得丢盔卸甲地狼狈逃归潢川。 与此同时，倪志亮的“红十师”与王树声的“红十一师”则向殿后的张钫部也发起了攻击。“红十师”的“第三十团”甚至于直插张钫的师部所在地刘寨，“红十一师”的“第三十二团”更欲抢占白露河渡口、以断其退路。 至此，原本没有怯意的张钫这才感到了“红军”的厉害；张钫见势不妙唯恐有失，这才也赶紧撤军、退回潢川。 时已进至豆腐店村东北面罗家、方家一线了的“左路军”，见右路的张钫与汤恩伯都已溃回潢川了，岂敢孤军再进？于是，不战自退也撤回潢川。 于是，“红军”追击到潢川近郊；追击中，毙、伤、俘敌数千计，并缴获大批枪支弹药。 此后，张钫的“第七十六师”、汤恩伯的“第二师”、曾万钟的“第十二师”及“独立三十三旅”都龟缩在了潢川城内，畏而不敢出。 张钫等部溃退后，被困在商城的“第五十八师”援兵无望了；陈耀汉知孤城难守，遂决定“弃城”。 二月十日夜，陈耀汉设法突围后、趁夜色逃往由张印湘的“第三十一师”驻守的麻城去了。 于是，商城被“红四方面军”攻取；至此，“商潢战役”结束。 且说，“红军”对“国民党军”发起反攻之时；不愿当“亡国奴”的“东三省”军民，则自发地起来组织武装进行“抗战”了。连许多尚驻于关外的“东北军”将士，也顾不得有违上峰的“不抵抗”《命令》，皆欲奋起抵抗了。 对此，张学良心中有一种难以名状之感。 其实，“九·一八事变”以来，张学良眼看着“东三省”被“日军”一块块地蚕食，实也如身上被刀剐了的深感痛苦难受，何尝不想痛痛快快地跟小日本干一仗。所以，当“东北军”将士欲自发奋起“抗日”时，张学良本不想再阻止了。 但就在此时，“国联”提出了建所谓的“中立区”及组织“调查团”，并于十二月十日就此又通过了一个《决议》，这让张学良不由得又犹豫了，对于“非武力解决‘日军侵犯东三省’问题”仍存了一点希望。因此，他觉得还是再忍耐一下，待“国联调查团”来过后再说。 此时的张学良唯恐“国联调查团”来后，若是被察觉了“‘东北军’将士已对日开战”，或就不会帮中国说话；那样，岂不会使“南京中央政府”的“外交努力”功亏一篑？因此，不得不有所顾忌而患得患失；所以，他曾打算的向关内撤军，实也是迫不得已。 只是，张学良也知道，“东三省”遭“日军”侵犯与蹂躏已到如此程度，若要“东北军”将士再“打不还手”地忍耐已是不能；因此，难再强令“不抵抗”了。如此，实是令张学良左右为难了。 因此前，曾《任》“凤城警察局长”邓铁梅已于“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的十月下旬成立了“东北民众自卫军”自发组织“抗战”了，至今仍活动在丹东、凤城、岫岩、庄河一带。 时在北平的“‘东三省’名流”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等人，也已在“中＊共＊北方局”的协助下，成立了一个“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支持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 而曾在“九·一八事变”时被“日军”俘虏、劝降不成后又被劫持到日本东京了的“冯庸大学”的“校长”冯庸，在一名日本朋友的帮助下逃离虎口。 冯庸回国后，即与阎宝航及另几位“‘东三省’名流”王化一、卢广绩等人同赴南京，向蒋介石请愿“抗日”。然而，冯庸、阎宝航等人的请愿同样不被南京国民政府接受。 于是，十一月一日，返回北平后的冯庸，招集了一批东北籍“学生”也组建了一支“‘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 在辽东、辽西、吉林等地，也已有民间自发的名为“自卫军”、“救国军”、“义勇军”之类的“抗日”组织存在。 由此，张学良似是得了启发。 于是，张学良决定了“对于‘东北军’将士的自发奋起‘抗日’”不再明《令》禁止；只是，暗下《指示》：“不得沿用原‘东北军’番号。”以免被“国联调查团”察觉“中国的‘正规军’已投入‘抗战’”。 张学良如此《指示》后，准备“抗战”的“‘东北军’将士”都心领神会了；于是，立即摇身一变、换掉了原来的“东北军”番号，改用诸如“自卫军”、“救国军”、“义勇军”之类的称号、以淆视听。 于是，驻军三江平原西部、时《任》“依兰镇守使”兼“东北军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即将所部改编为了“东北自卫军”，李杜自《任》“总司令”。 驻于舒兰的冯占海也将所部改编为了“吉林抗日救国军”，冯占海自《任》“总司令”。 冯占海打出的“吉林抗日救国军”旗号，吸引了许多人前来依附，连宫长海、姚秉乾等两支“绿林”武装也归于了麾下；顿时，冯占海的兵力骤增，成了“东三省”中较具实力的“抗日”武装之一。 与此同时，驻在锦州的黄显声也将其“公安骑兵总队”改编为了“辽宁抗日义勇军”。 而杀死凌印清后游击在海城、沟帮子等地的项青山、张海天、盖中华等人，此时率部前来投奔；于是，黄显声将“辽宁抗日义勇军”扩编为三路；黄显声自《任》“总司令”，委《任》项青山为“第一路司令”、张海天为“第二路司令”、盖中华为“第三路司令”。 “东北军”改变番号后，虽是可避免让“国联调查团”察觉“中国的‘正规军’已投入抗战”。 但由于，这些“自卫军”、“救国军”、“义勇军”等称号听起来且如啸聚山林的散兵流勇；因而，也给由“日军”扶植的“傀儡政府”有了“用兵镇压”的借口；“日军”则可假手“傀儡政府”以“剿匪”之名，明目张胆地对各地用武，更利于其对“东三省”的侵吞了。 果然，已投靠“日军”、自《命》为“吉林省长官公署长官”的熙洽即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吉林省剿匪司令部”，《任命》原“吉林省防军独立第一旅旅长”于琛澄为“‘剿匪’总司令”，以对散驻于吉林省各地、不愿归服的“抗日”武装进行“征剿”，而其真实意图则是攻取哈尔滨。 哈尔滨位于吉林与黑龙江两省交界处，行政区划分为“道里”和“道外”。“道外”属于吉林省，名义上是由熙洽管辖。“道里”属于专设的“东省特别区”，名义上由已《宣布》“东省独立”、自《任》“东省特区治安维持会会长”了的张景惠管辖。 因此，熙洽没有急于用兵，而是派其“亲信”、时《任》伪“汪清县长”金名世赴哈尔滨游说张景惠，要他“随同熙洽也与‘日军’合作”，其目的实是为了“将哈尔滨全归于自己管辖”。 其实，张景惠早与日本人有瓜葛，他的来哈尔滨《宣布》“东省独立”本来就是受板垣征四郎授意而为；所以，熙洽的派人对他游说、实是多此一举。 只因，此时的张景惠手上仅有五个“警察大队”，实力远不如时《任》“滨江镇守使”兼“护路军哈绥司令”、“东北军第十八旅旅长”等三职于一身的丁超；也因此，驻在双城的“第二十二旅旅长”苏德臣和驻在哈尔滨的“第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等“东北军”将领多以丁超马首是瞻。 所以，张景惠的“东省特区治安维持会会长”是徒有虚名并无实权；因此，张景惠至今不敢公开投日。 熙洽游说张景惠之时，板垣征四郎却也来与他联系了。 原来，一心想当“黑龙江省长”的张海鹏在“江桥战役”中被马占山打败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觉得这个草包无用、而不被器重了；因而，“关东军”攻占齐齐哈尔后，伪“黑龙江省长”的位子也就没了张海鹏的份。 于是，经板垣征四郎推荐，本庄繁打算由已在哈尔滨《宣布》“独立”、且与板垣征四郎保持联系的张景惠出任。 能出《任》伪“黑龙江省长”，对于在哈尔滨正处境尴尬的张景惠来说，无疑是令人垂涎三尺的香饵，可谓是梦寐以求。只是，张景惠虽是巴不得早日赴任，但因心中有所顾忌而没有即行。 张景惠所顾忌的，无非是曾在“江桥抗战”过的马占山。 因为，马占山至今仍顶着张学良授予的“黑龙江省长”的头衔；张景惠若是赴齐齐哈尔就任，岂不有了两个“黑龙江省长”？有道是“天无两日”，如此一来，自己与马占山之间岂不要为这个衔头而争斗了？而马占山虽在“江桥抗战”中败北了，但其仍活动在克山、拜泉、海伦一带，且手上仍有一支不可小觑的兵马。 张景惠自知，自己的五个“警察大队”绝难与马占山的队伍匹敌；而若是“日军”只将自己扶上座后就撤手不管了，到头来必会落个一败涂地。所以，张景惠觉得，自己要想坐稳这把“黑龙江省长”的交椅，还得设法与马占山沟通，要他“不来与自己作对”方可。 为此，十二月十一日，张景惠特地邀请马占山到哈尔滨江北松浦镇会晤。马占山虽然不知张景惠的用意，但毕竟是同僚之邀，也就如约而至了。 俩人在松浦镇会晤，张景惠对马占山极示了一番恭敬之态，并把马占山吹捧得晕头转向、对他眼下的处境甚表同情；然后，又转弯抹角地故意就自己“可否去齐齐哈尔赴任？”征求马占山的意见。 马占山闻后，这才明白了张景惠邀请自己会晤的用意；虽说，对于张景惠欲赴齐齐哈尔出《任》“黑龙江省长”，马占山心中当然不乐。不过，张景惠主动征求自己的意见、且极示的一番谦恭之态，倒是令马占山一时不好意思拉下脸。 再说，此时的马占山因省府齐齐哈尔丢失，觉得自己的“黑龙江省长”已是名存实亡；所以，根本无意于与张景惠争这个虚衔。其实，马占山此时最关注与忧心的，却是如何解决“因失去齐齐哈尔后，没了粮饷来源”的窘境；所以，马占山觉得“不若趁此与张景惠作一番交易”。 因而，马占山对于“张景惠欲去齐齐哈尔主政”没表异议；只是，提出了“不许有日人干预”；同时，要求张景惠“主政后，能给他的部队拨付粮饷”。 马占山的态度出乎张景惠的意外，可以说比他预料的要好得多。 张景惠原以为“马占山必会反对他去往已被‘日军’占据了的齐齐哈尔就任，甚至于会遭其破口大骂”；但现在看来，自己的担心多余了。 至此，张景惠心中的悬石算是落地了；因而，对于马占山的要求，张景惠也就信口答允；同时，张景惠还故意留下一句“自己只是虚位以待”；言下之意是“日后仍会让位于他”，欲以此“换取马占山别来找他的麻烦”。 而马占山只为能得到粮饷，对于张景惠的“虚位”之说并没放在心上。就这样，俩人间的一笔私下交易算是达成了。 且说，熙洽派金名世游说张景惠之时，也对驻在“道外”的“‘东北军’将领”丁超等人欲行拉拢。 然而，丁超却不愿受熙洽节制；因此，对于金名世的游说没予理睬。 熙洽见游说丁超不成，自己的企图落空了，遂决定“用兵”，欲“迫其屈服”。 于是，十二月十五日，熙洽先以“吉林省长官公署长官”名义免去了丁超、苏德臣、邢占清等人的职务；接着，《命》于琛澄率五个旅的兵力，以“剿匪”之名北上“攻打哈尔滨”。 只是，如此一来，更是把丁超迫反了，连苏德臣与邢占清等人也跟着丁超与熙洽抗衡。 而于琛澄受《命》后，即举兵往攻。 然因，由吉林北上攻打哈尔滨，须先经位于哈尔滨南面的舒兰与榆树等地。而此时，冯占海部驻在舒兰，张作舟部驻在榆树，挡了于琛澄北上进取哈尔滨之道。 因而，于琛澄只得先攻取舒兰、榆树；然后，再去攻打哈尔滨。 冯占海见于琛澄率五个旅的兵力来攻，遂主动撤离舒兰、退往水曲柳，以避其锋芒。如此，倒是便宜了于琛澄，不费一枪一弹就得了舒兰。 于琛澄见冯占海不战自退，以为是怯战，也就不再把冯占海等人放在眼里了。 因此，打算乘胜追击分兵进取；遂《命》部将马锡麟率两个旅去追击冯占海，自己则率三个旅去攻打榆树，以扫清进取哈尔滨的障碍。 马锡麟受《命》后，即往水曲柳追击冯占海。谁知，马锡麟追至水曲柳，却遭到了姚秉乾的顽强抗击，激战数小时未能取胜。 姚秉乾将马锡麟阻截在水曲柳时，冯占海派宫长海前来助战。于是，宫长海部从侧翼包抄，欲断马锡麟的后路。 如此，马锡麟受到姚秉乾与宫长海的两路夹击而渐感不支了；且又恐后路被断慌了神，遂赶紧撤军溃退。 于是，姚秉乾与宫长海紧追不舍，并乘胜将舒兰夺回。 舒兰再次易手之时，有张作舟部驻守、与舒兰北距百里的榆树却被于琛澄攻破了。 原来，张作舟手下有名“团长”杨秉藻是于琛澄的外甥；杨秉藻见自己的亲“娘舅”率大军来攻，即倒戈献城了；因此，于琛澄没费多大劲就将榆树攻破。 榆树城破后，张作舟部大溃几乎全军覆灭，连张作舟本人也差点当了俘虏。 不过，于琛澄看在曾都是“‘东北军’弟兄”的面上、而没有难为张作舟，让他带了几个亲随离去。此后，张作舟辗转多地后去往关内了。 如此，冯占海虽是将舒兰失而复得了，但因榆树被于琛澄攻取后舒兰即成了一座孤城。冯占海见孤城难守，这才不得不再次放弃舒兰，去投奔时在依兰的李杜。 于是，舒兰复被于琛澄所取。 而此时，“九·一八事变”后被“关东军”软禁、但不愿屈降的藏式毅，熬了三个月后终于扛不住了；结果，藏式毅步熙洽等人后尘，也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臧式毅发表《通电》，《宣布》“就《任》伪‘奉天省省长’”，并声称“不承认张学良在锦州设立的‘辽宁省政府’”。 自此，臧式毅那点不堪一击的骨气全没了，彻底沦为了日本人的走狗。 藏式毅的“老母”倒是深明大义，他被“日军”软禁后，“臧母”曾要其“为国尽忠，莫苟且偷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但谁知，藏式毅不听“母”言、结果还是屈膝投敌了，这让“臧母”气得发指。“臧母”耻于生养了这么一个“不忠、不孝”的逆子而无颜存世，遂一条白练悬梁自尽了。 已近耄耋之年了的“臧母”能有如此忠烈之举，绝不亚于壮士的血洒疆场而令人敬佩，实是值得记叙的一笔重彩，令卑躬屈膝、投敌附逆者汗颜。 藏式毅投敌并出《任》伪“奉天省省长”后，本已成花架子了的“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也就散伙了，“维持会委员长”袁金铠则改《任》伪“奉天省政府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