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5章新国府迁都洛阳 十九路淞沪抗战
【史要】“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 却说，“一·二八事变”引发了“淞沪抗战”，“第十九路军”经过奋力抵抗，终于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蒋介石见“日军”受阻停战了，倒是觉得气壮了许多、有话可说了。 于是，一月二十九日上午，蒋介石《通电》全国“将士”，豪言：“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以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 蒋介石的《通电》甚是慷慨激昂，大有“为国、为民，不成功则成仁”之气概。 不过，他心中十分明白；“日军”在上海挑起战争是早有图谋，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眼下的停战是暂时的，不久定会卷土重来，且会投入更多的兵力，必欲夺取上海。 所以，蒋介石虽是说得漂亮，要“与‘暴日’相周旋”；可是，到底如何“周旋”？蒋介石心中却是无数。 而就在蒋介石锵锵有词的《通电》后不久，忽报“南京下关江面发现三艘日舰”；顿时，南京城内人心惶恐了。 如此可见，非但“日军”图谋上海的心仍不氓；而今，连南京也已受到“日军”潜在的、甚至于是直接的威胁了。 因此，蒋介石的心又被提起了，赶紧再次召集“紧急会议”。 这次“紧急会议”，“政要”们关注与议论的已不再是“淞沪战场”上的情况，也不提如何组织抗战，而是“‘中央政府’还要不要留在南京” 因为，南京距上海近在咫尺，间有“沪宁铁路”及长江水道能通达，由沪赴宁可朝发夕至。 而驻防上海的除了“吴淞要塞司令部”外，只有“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若是“日军”再增兵，“要塞守军”与“第十九路军”的“将士”最是顽强善战，也断难抵得拥有军舰、飞机、装甲车等优势装备的“日军”。而一旦上海失守，南京也就有危了；何况，日舰已经驶到了南京的下关江面；南京已受威胁，军情十分严峻，岂可等闲视之？ 为此，“政要”们为“南京的安危”七嘴八舌的炸开锅了。不过说穿了，此时他们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南京的安危，而是如何能保全各自的身家性命。 所以，关于“‘中央政府’还要不要留在南京？”的问题，也就亟需解决立作决断，容不得半点迟疑与犹豫。 新《任》“行政院长”汪精卫更是张皇失措，似乎“日军”的刺刀已晃在他的眼前；因此，他即表己见：“‘国民政府’一面要拱卫首都南京，一面还要对日作战；心志不能专一，用兵必受制肘。而今，日舰游弋长江，驶至下关，南京已有危；而若国都陷落，中枢蒙难，虽欲谋抵抗，则皆同空谈了。” 汪精卫此话意思已是明了，就是“要想‘抗战’，先得保全‘中枢’”；而为使“中枢”即这班“政要”们“不蒙难”，那就赶快离开南京。 蒋介石也有此意，他最担心的正是“日本威迫南京后，被迫签订‘城下之盟’”。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北宋朝”的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金兵”所俘的“靖康之耻”，蒋介石唯恐自己重蹈覆辙。 兵法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对此，蒋介石自然熟谙于心；因此，对于汪精卫的“高见”，蒋介石立即表示“赞同”。 蒋介石表态后，“政要”们立即七嘴八舌地也都附和了；如此，这班“政要”们不谋而合地想到了一起，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 于是，立即求得意见一致，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迁都！” “京国民政府”决定“迁都”后，接着须做的就是为新都选址。 当时，可供选择的有北平、西安、武汉、重庆、洛阳等地。 按说，北平曾是“元、明、清”三个朝代的京都，且有气势恢弘的紫禁城现成可用，择其为“都”最宜不过。 然因，北平地处河北；而河北与已被“日军”占领了的“东三省”及有“日本驻屯军”的山东毗邻、相距都较近。在“日寇”如此嚣张、加紧侵华步伐了的情势下，北平的形势比南京好不到哪儿去；因此，北平虽是宜于建都，但这些“政要”们不免顾虑重重、而无人愿往；因此，北平被排除掉了。 再说西安，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与发祥地、举世闻名的世界四大古都之一，中国历史上曾有十多个朝代建都于此，本亦应算是不错的选址。 然因，此时的“陇海铁路”还只修筑至潼关，尚未通到西安；在历史已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蒸气机车已成主要交通工具了的今天，连铁路都还没通到的西安未免显得太不方便了；如此，必有碍政令畅通，欲为都城也就美中不足；因此，西安也被排除掉了。 而武汉，与西安正好相反，水陆交通都甚便利；且也正因此，反而更觉不宜。 因为，“日军”同样能沿长江西进、轻易抵达，只不过比到南京多跑点路罢了，这与留在南京何异？再说，武汉四周的“湘、鄂、赣”诸省中，遍是中＊共＊的“苏区”；何况，豫南的“商潢战役”尚在进行中；所以，若是迁至武汉，必会受到中＊共＊“红军”的sao扰而不得安宁，如何了得？由此看来，武汉是不宜作都城的。 如此，只能在重庆与洛阳两地中择一了。 重庆位于川东，虽是山城，但所处的四川盆地却有“天府之国”之誉；故而，三国时的“蜀汉”曾在此立国。且四川盆地群山环抱、关隘重重，历有“蜀道难如上青天”之说；虽有长江可通达，但三峡水急、滩多、礁险；“日军”纵有飞机、军舰、装甲车，要想入川、却是不易；因此，迁都入川，无须有安危之虑。 然因，此时的“蜀川”之地处于军阀纷争、匪祸不断的乱状中，欲作都城尚须经营一期先行平靖乱状后方可；然而，眼下是急欲迁都，如何等得？因此，重庆这块宝块也只得被搁置一旁了。 北平、西安、武汉、重庆等都被排除后，则只剩下洛阳了。 洛阳也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有“千年帝都”之称，可谓是祥瑞之地。且地处中原腹地，虽没有蜀道与三峡那般天堑；但也东有虎牢关、西有函谷关、南倚嵩山、北临黄河，皆易守难攻。而“水、陆”交通都甚方便，便于政令畅达四方。且经吴佩孚、冯玉祥等人的多年经营后，这座古都已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城市规模已适宜于作现代都城了。 鉴于此，且又因时间仓促、不便再另作细选，遂决定“迁都洛阳”。 决定“迁都洛阳”后，即于二十九日当天就增发南京至洛阳的特快列车，用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各部、委”的搬迁。 因为，“淞沪抗战”已经开打；所以，由何应钦《任》“部长”、负有指挥与调度军队之责的“军政部”只得留在南京；而“外交部”也因需与驻于“沪、宁”的各国“使领馆”继续交涉，“外交部长”罗文干与其“部属”也没有离宁。 除此，“南京中央政府”其他各部门的千余人，则都随同蒋介石、汪精卫等“党、政要员”匆匆地迁离南京了。 一月三十日，“中央政府”的“政要”们抵达洛阳后，才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与“行政院长”汪精卫联名签署的《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宣言》。 《宣言》称：“自日本武力侵占东北以来，嚣张不禁；本月二十八日，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忽来通告，迫我上海驻军让出防地，俾其占领。军队有守土之责，钜能应其所求？日本军队随即向我军进攻，上海繁华市面罹于兵燹，平民生命财产惨受荼毒，数量之巨，无可估计。同时，首都及长江上下游各重要市镇亦受日本军舰到处挑衅；中央政府为能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协迫，决定移驻洛阳办公。” “迁都洛阳”的消息传开后，国内舆论哗然了；“国人”不免质疑：“国难当头，‘国民政府’难道要当逃兵？” 为此，“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赶紧出面解释：“‘日军’危及南京，‘中央政府’迁都，绝非逃跑，而是为了长期抗战，希望‘国人’能理解。”这才使舆论渐趋平静。 而众“政要”们抵达洛阳后，却都大为扫兴。 因为，洛阳的城市规模毕竟不及南京；且“迁都”之事是仓促而行，一下子涌进这多“中央政府部门”及“政府要员”，如何安置得了？ 然而，“迁都”这般大事、岂可朝令夕改的儿戏？人都已到了，最是有困难、也只得设法安排。 于是，“中央政府”安置在原“河南府衙署”，“中央党部”安置在“西工兵营司令部”，“中央军委”安置在“省立第四师范”，“行政院”安置在“河洛图书馆”和“洛阳农校”，“考试院”安置在“周公庙”，“监察院”安置在“南关贴廓巷庄家大院”，“司法院”安置在“‘北洋军阀’张敬尧公馆”，而“教育部”、“交通部”等就只能挤在“省立第八中学”等处了。 如此安置，怎能让过惯了奢侈生活的“政要”们受得了？ 因此，各“政府部门”都只是挂了块招牌、摆个样子；“政要”们则都不在洛阳办公，而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在“陇海铁路”、“津浦铁路”沿线、各找舒适窝去了。 蒋介石、汪精卫见此，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的任由他们没作约束。 因为，连蒋介石与汪精卫自己，到了洛阳后也只是摆了个龙门阵；其实，他俩也都没在洛阳落脚，而是都在各自的专列上，为自身安全计“今天开封、明天郑州、后天洛阳”行踪不定地在“陇海线”上游走。 倒是林森，泰然地住进了位于洛阳西工公馆街上被称为“天字一号院”的原“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公馆中，算是在洛阳驻足了。 自此，洛阳的古董店中多了一位白须飘忽的花甲“老者”常来光顾，以打发其闲得无聊的时光。 就这样，“南京国民政府”极有效率地完成了“迁都”洛阳，却将已充满硝烟了的上海置于脑后，连“商潢战役”战鼓声甚紧了的豫南也顾不及了。 且说，“南京国民政府”忙着“迁都”洛阳之时，区寿年的“第十九路军”的“第七十八师”却仍坚守在上海，严阵以待准备抗击卷土重来的“日军”。 果然，三天后，“日军”又调来了野村吉三郎的“新编第三舰队”驶抵上海，并由野村吉三郎替换盐泽幸一《任》“指挥”。同时，有“久留米联队”之称、曾属神尾光臣的“第十八师团”的“第五十六联队”也随同调至。 如此，“日军”参战的兵力骤增了。 野村吉三郎接《任》“指挥”后，即调兵布局、准备对“中国军队”再发起进攻。 因此时，参与“淞沪抗战”的“中国军队”的指挥部设在嘉定南翔镇。于是，野村吉三郎《命令》其亲率的“第三舰队”攻打吴淞，刚调《任》的“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鲛岛具重率其辖下的“海军陆战队”攻打闸北；而“久留米联队”则攻打江湾，欲“切断吴淞与闸北之间的联系”。 如此，“中、日”之间一场大战在即了。 而此时，已迁往洛阳了的蒋介石见“淞沪战争”越打越大，又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忧虑；因此，又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致《电》蒋光鼐与蔡廷锴，《命令》“‘第十九路军”:“不得抵抗，撤离上海”。 然而，蒋光鼐与蔡廷锴已将“抗敌、御侮”视为己任；因此，拒不执行《命令》；非但没有将已在上海的区寿年的“第七十八师”撤离，反而将“第十九路军”驻在“京沪铁道”沿线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的沈光汉的“第六十师”、驻防南京至镇江一带的毛维寿的“第六十一师”等部也调往上海驰援。 蒋介石见蒋光鼐与蔡廷锴竟敢抗《命》不遵，盛怒之下遂以“扣发饷粮”施压。 同时，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另行下《令》，《命》驻于上海附近的部队“不得驰援”；欲以此“断粮、断饷”且“绝援”，迫使“第十九路军”遵《命》离沪。 不过，“第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得到了“国民”的支持。上海社会各界自发地捐款损物，在短时间内筹措了部队所需的钱物，送到“第十九路军”手里。所赠“款、物”多得反而要“第十九路军”刊登《启事》“谢绝”了，这倒成了一件史所罕闻的趣事。 时在北平的“‘冯庸大学’校长”冯庸所组建的一支“义勇军”，则也南下入沪、增援“第十九路军”并参与“抗战”。 而已辞去“国民政府”的一切职务、时在上海的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则多次亲赴“第十九路军”阵地慰问“抗战”将士。同时，宋庆龄还与何香凝、扬杏佛等人创办了“国民伤兵医院”，以救护“抗日”致伤将士。 上海总工会则动员工人赶制了几万只“土炸弹”，送往前线、支援“抗战”。 这一切，都极大地鼓励了“第十九路军”将士的斗志。 只是，当“日军”进攻吴淞要塞时，蒋介石的“黄埔嫡系”、时《任》“吴淞要塞司令”邓振铨因畏战而竟然提出了“辞职”了。 按说，这种在战争关键时刻提出的所谓“辞职”，无异于临阵脱逃，是要掉脑袋的。然因，邓振铨是“军政部长”何应钦的“门生”与“心腹”，且白崇禧是其“女儿”的“干爸”；有此多特殊关系，怪不得邓振铨敢于他人不敢为了。 果然，何应钦批准了他的《辞呈》，而将“吴淞要塞”的防务交由“吴淞要塞参谋长”滕久寿主持。 滕久寿受《命》后倒是没有脚底抹油，而是率领“‘要塞’守军将士”奋勇抵抗；于是，“中、日”两军在“吴淞要塞”激战。 “日军”投入军舰、飞机对“吴淞要塞”进行狂轰滥炸，战斗打得异常惨烈；战至午后，“‘要塞’守军将士”已死伤过半，滕久寿也被弹片穿胸而为国捐躯了。 滕久寿阵亡后，“‘要塞’守军将士”仍坚守不弃；只是，局势甚是危急了。 正在危急之时，“第十九路军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率部前来驰援；且不久，“日军”因“如月”号驱逐舰在江上搁浅而攻势趋缓，“‘要塞’守军”这才抵住了“日军”的进攻。 与些同时，驻守闸北的邓志才的“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师第一二○旅”，也与“日军”开战了。“日军”在闸北投入的兵力有五个大队，但遇到了邓志才的“第一二○旅”，可谓是棋逢对手，激战两天、难分胜负。 而攻打江湾的“日军‘久留米联队’”倒是攻破了“中国守军”的防线，并一举进至了蕰藻浜。 然而，在纪家桥、曹家桥等地，“久留米联队”却被已入沪驰援的毛维寿的“第六十一师”的包围；结果，一场激战后，“日军‘久留米联队’”被歼千余，并击毙了“日军前敌指挥”雨田，残部溃逃入日租界。 “久留米联队”被击溃后，“日军”其他各部都被撼了，皆纷纷溃退；如此，野村吉三郎的企图破灭了。 “第十九路军”获胜后，欲乘胜追击。但谁知，“英、法、美、意”四国“驻沪领事”此时却出面来“调停”了，提议“中、日双方停火”。 “国民政府”本来就不想与日本开战，且上海是“四大家族”的主要财源地，战争的继续对他们不利；因此，也就接受了“调停”。 于是，“中央政府”又给“第十九路军”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只是，这次《命令》，蒋介石没再由何应钦的“军政部”下达，而是特意交由了陈铭枢转告。 因为，蒋介石知道，“军人”大都注重一个“义”字；“中国军队”在山头众多、派系林立的情况下，有时候私人间的情谊或许比军令更有用；蒋介石自己就十分注重这一点，这也正是他只信任并重用“黄埔嫡系”的原因所在。 而“第十九路军”的蒋光鼐与蔡廷锴皆是陈铭枢的旧僚，且俩人对陈铭枢甚是敬重、感情笃真；蒋介石揣度，敢于对“军政部”抗《命》的蒋光鼐与蔡廷锴定会听从陈铭枢之言；因此，蒋介石遂故有此举。 而陈铭枢虽是“不赞成对日妥协”，但对于蒋介石却是唯命是从；因此，只得下《令》“‘第十九路军’停止进攻”。 陈铭枢的态度骤变，令蒋光鼐与蔡廷锴深感诧异；然因，俩人对昔日的顶头上司甚是敬重，甚至于认为“‘第十九路军’本来就是陈铭枢的，其命不可不遵”。 因而，俩人接受了陈铭枢的《命令》后；虽是心中不愿，但却无二话地遵《命》了。 就这样，已经告捷的“第十九路军”停止了进攻；从而，错失了本有望将“日军”赶出上海去的机会，让“日军”有了喘息与重整的时间。 而“日军”缓过气后，却不愿接受“调停”。 二月十四日，“日军”又增派植田谦吉的“第九师团”抵达上海前来参战；同时，野村吉三郎又被撤换，由“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指挥”。 植田谦吉的“第九师团”抵沪后，上海的战火再起、已是不可避免。 面对“日寇”必欲侵占上海的嚣张气焰，“国人”忍无可忍了，纷纷要求政府组织抵抗；连时《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兼“教导第二师师长”张治中也忍不住请缨“抗战”了。 张治中是蒋介石的“亲信”与“嫡系”，对蒋介石可谓是忠心耿耿、唯命是从。 蒋介石知道，张治中的请缨“抗战”实是出于爱国，不同于蒋光鼐与蔡廷锴的抗《命》不遵，不宜对其强抑；且此时，要求“抗战”的呼声甚高，为顺应民意也得做点样子，以免再遭指责而引起众叛亲离；再说，上海不同于“东三省”，也绝不可再让“日军”在沪得手。因此，蒋介石这才决定“允许张治中去‘抗战’”。 于是，蒋介石将“警卫军第一师”改编的“第八十七师”与“警卫军第二师”改编的“第八十八师”组建成“第五军”，由张治中《任》“第五军军长”兼“第八十七师师长”，俞济时《任》“第八十八师师长”；然后，《命该军赴沪参与“抗战”。 蒋介石让张治中率部驰援后，也就意味着允许“第十九路军”留沪“抗战”了。 然因，“第十九路军”的抗《命》不遵，蒋介石的气还没消；所以，虽是没再迫其撤离上海，但却仍没有拨给“第十九路军”一枪一弹。 不过，“‘第十九路军’将士”见能留沪“抗战”了，士气更是为之大振。 张治中的“第五军”进抵上海后，布防于江湾以北至吴淞一线，为“左翼军”；“第十九路军”则布防于江湾以南至闸北一线，为“右翼军”。如此，两军联手严阵以待，准备抵御“日军”的再次来犯。 二月十八日，植田谦吉发出《最后通牒》，要“‘中国军队’于二月二十日十七时前撤离闸北与吴淞”。 对此，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等将领当然不会答应；因此，没予理睬。 植田谦吉见“中国军队”不理睬，遂于二月二十日下令发起总攻。 这次，植田谦吉打算采用“先从中间突破，再向两翼分击”的战术；于是，他《命》“‘海军陆战队’攻打吴淞，‘久留米联队’攻打闸北”，自率的“第九师团”则主攻江湾。 于是，“中、日”两军又在吴淞、江湾、闸北等地交战了。 蒋光鼐与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和张治中的“第五军”并肩作战，抵住了“日军”的多次进攻；“中、日”两军激战六昼夜，难分难解。 只是，“第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在庙行镇临阵指挥抗击“日军”时，却腹部中弹受伤了。俞济时负伤后，只得离开火线返后方治疗，“第八十八师”则交由该师“第二五九旅旅长”孙元良代行“指挥”。 孙元良接过“指挥”后，果是有能耐；硬是将进攻庙行镇的“日军”击退，取得了“庙行镇战斗”的胜利。 “日本军部”见多次增兵并几易主帅，仍难以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不由得气急败坏了。为此，二月二十三日，“日本内阁”决定“再派遣陆军增援”。 于是，“日军参谋本部”决定“成立‘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由前《任》“田中内阁”时的“陆相”白川义则《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接替植田谦吉。 白川义则上《任》后，则将“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鲛岛具重撤换，由植松练磨接任。 同时，厚东笃太郎的“第十一师团”、松木直亮的“第十四师团”也派往上海参战；并增调了数十架飞机，以便对“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必将上海夺取。 “日军”不断增兵后、总兵力达到九万，并有大批飞机与军舰助战；“中国守军”虽也增了张治中的一个军，但总兵力只有五万。 如此，“中、日”双方的兵力相差太过悬殊了；“日军”在兵力与装备上都占有绝对优势，“中国军队”欲守住上海情势仍堪忧。 不过，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等部的“将士”因都怀着一颗保家卫国之心、不畏强敌；“日军”发动了数次强攻，仍都被“中国军队”顶住了，终难突破。 白川义则见难以从正面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遂密《令》新《任》“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植松练磨率部从“中国军队”布防相对较弱、位于江苏太仓、有“六国码头”之称的浏河镇实施突破。 于是，三月一日，，植松练磨率部由“第三舰队”护送，在七丫口、杨林口、六滨口等地强行登陆，一举攻占了浏河镇。然后，从侧后对驻守吴淞、闸北等地的“中国守军”实施包抄。 如此一来，“中国守军”腹背受敌了。 为免使后路被断，张治中部被迫退守嘉定、太仓一线。 而蒋光鼐与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因已与“日军”交战多时，“中央政府”却没给一枪一弹，此时已是弹尽；因此，也只得挥泪撤离闸北防地。 不过，时《任》“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副师长”张炎所率的“第一二二旅”却仍坚守在上海的江湾、大场一线，孤军奋战、顽强地击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 “中国军队”撤离后，上海的吴淞、闸北等地这才被“日军”占领；如此，淞沪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对“中国军队”大不利了。 此时，“列强”见“日军”攻破“中国守军”的防线后夺取了吴淞、闸北等地，开始担心“上海或会被日本独占”；因此，这才打算对“日军”采取遏制措施了。 于是，“英、法、美”等“列强”一面谴责“日本违背《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一面则调兵入沪，以迫使“日军”止步。 很快的，英国调派军舰十艘、兵员六千进抵上海，法国也向上海增兵三千，美国则几乎将其在亚洲的十七艘军舰全部集结到了吴淞口。 “英、法、美”等“列强”摆开如此阵势后，果然令“日本政府”感到了压力。 虽然，时由犬养毅《任》“首相”的“日本内阁”继承了田中义一的衣钵也主张“侵华”，但对于“军方”用“赤裸裸的武力入侵”却持异议；因此，打算“接受‘列强’的‘调停’”，欲从“谈判桌上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而“日本大藏相”高桥是清更是感到“日本若是与各‘列强’为敌，就会陷入孤立的境地，必将自取灭亡”。 “日本内大臣”牧野伸显也担心“‘列强’出面干涉了，‘日军’若再战，恐会‘鸡飞蛋打、两头落空’，非但‘淞沪战场’上会失利，连已到手了的‘东三省’或也会有变。因此，须见好就收。” 如此，日本“犬养毅‘内阁’”因害怕与各“列强”撕破脸后难以收场，这才决定“接受‘调停’”而与“中国政府”谈判。 而蒋介石本就不想与日本打，而今见“日本政府”愿意谈判了，正巴不得。于是，在“列强”的居间“调停”下，“中、日”双方终于坐下来谈判了。 “中、日谈判”在“英国领事馆”中进行，“中方”的“谈判代表”是“外交次长”郭泰祺、“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和“第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日方”的“谈判代表”则是“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 就这样，自三月十四日开始，“中、日谈判”时断时续地进行。 “中、日谈判”开始后，“淞沪战场”上的枪声仍未完全停息；不过，双方的交火已是零星偶闻、不再如前激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