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5章反围剿黄陂大捷 破川军三路进攻
【史要】：“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黄陂、草台岗大捷”；“红四方面军”开辟“川陕 苏区”，粉碎“川军”三路进攻；蒋＊介＊石＊暗杀杨杏佛…… 却说，蒋＊介＊石＊派遣徐庭瑶北上后，就又急不可耐地调集了四十万兵力，准备对中＊共＊的“江西中央苏区”实施“第四次‘围剿’”了。 此次，蒋＊介＊石＊仍自《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且仍以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同时，他将四十万大军分为“左、中、右”三路。 以已移师福建了的“第十九路军”及驻闽各部为“左路军”，《任命》蔡廷锴为“左路军总指挥”；而以“粤军第一军”及驻湘南各部为“右路军”，《任命》余汉谋为“右路军总指挥”。 “左、右两路军”的任务是“肃清各自境内的‘红军’”，以“策应‘中路军’行动”，并防堵中＊共＊的“江西中央‘红军’”遁往“闽、粤、湘”等地。 而以已进驻赣中了的“第十八军”为“中路军”主力，《任命》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 同时，蒋＊介＊石＊还将“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自率的“第二十七师”、“第四军军长”吴奇伟自率的“第九十师”、“第八军军长”赵观涛自率的“第六师”及辖下的“第十师”、“第二军军长”蒋鼎文辖下的“第九师”、“第三十六军军长”路孝忱辖下的“第五师”及“第七十九师”等部都归入“中路军”，听凭陈诚指挥。 如此，连同“第十八路军”的五个师，“中路军”共有十二个师，总兵力多达十六万。 于是，陈诚又将“中路军”的十一个师编成三个“纵队”及一个“总预备队”。 “第一纵队”由罗卓英的“第十一师”、李明的“第五十二师”、陈时骥的“第五十九师”等部组成，以“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任》“指挥”。 “第二纵队”由李默庵的“第十师”、周至柔的“第十四师”、孙连仲的“第二十七师”、吴奇伟的“第九十师”等部组成，以“第四军军长”吴奇伟《任》“指挥”。 “第三纵队”由周浑元的“第五师”、赵观涛的“第六师”、李延年的“第九师”、王锦文的“第七十九师””等部组成，以“第八军军长”赵观涛《任》“指挥”。 而“第十八军”辖下的刘绍先的“第四十三师”为“总预备队”，以策应各部。 “中路军”编定后，“第一纵队”集结于乐安、宜黄一线，“第二纵队”集结于临川、龙骨渡一线，“第三纵队”集结于金溪、浒湾一线；拟采“分进合击”的战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向南推进。 而此时，另有陶峙岳的“第八师”、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及陈雷的“第三十六军独立旅”、张华堂的“第二十六路军独立四十四旅”等部、分驻在南城、南丰、崇仁等地。 同时，蒋＊介＊石＊还派遣张有谷的“第三航空队”、刘义曾的“第四航空队”参战，以给国民党的地面部队空中支援。 如此，中＊共＊的“江西中央苏区”又将面对“国民党军”的再次重兵“围剿”了，不由得令人感到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虞。 此时，“红一方面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进行整编，取消了“军”一级的编制。 “红一军团”的“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红二十二军”、“红三十五军”已整编为了“红七师””、“红九师”、“红十师”、“红十一师”四个师。 但“红三军团”、“红五军团”还保留原编制，且经前几次反“围剿”的胜利、队伍有了壮大。 而由“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扩编、周建屏《任》“军长”的“红十军”已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奉《命》南渡信江、到贵溪上清宫，与“‘中央红军’第三十一师”会合后，组成“红十一军”，划归“红一方面军”指挥，“军长”仍为周建屏。 如此，“红一方面军”总兵力共有七万余了。 于是，******与朱德遂决定“在‘国民党军’围剿部署尚未就绪之时、实行进攻”，以“击溃‘国民党军’”。 因此，二月上旬，在******、朱德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向黎川方向活动。 然因，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已由上海迁至江西“中央苏区”，身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却强《令》“‘红一方面军’先攻取南丰”。 因此，******只得遵照执行，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围攻南丰。 二月十二日晚，“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各一部向南丰城外围阵地发起进攻。陶峙岳的“第八师”顽强抵抗，战至次日晨，未能突破防御。 此时，“‘围剿’军主力”陈诚见“‘红军’攻打南丰”正中下怀。 于是，他一面《令》“陶峙岳的“‘第八师’死守南丰”；同时，《令》“南城守军、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火速驰援”，以将“红军”吸引于南丰城下。一面又《令》“‘中路军各纵队’向南丰挺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南丰城下”。 ******见攻坚不下，且料知陈诚有此企图，遂决定“调整策略、准备打援”。 于是，一面以“红十一军”伪装主力，由南城新丰和里塔圩之间东渡抚河，向黎川一带移动、以迷惑敌人，将“中路军”的“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向黎川方向吸引；一面《令》“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秘密转移到宁都的东韶、洛口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果然，陈诚被“红十一军”的行动所迷惑，以为“‘红军’主力撤回黎川地区”。 为同“‘红军’主力决战”，陈诚《命令》：“‘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向黎川前进；‘第一纵队’为了配合行动，则从宜黄南下广昌、宁都，堵截‘红军’归路。” 于是，“第二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侧击黎川、建宁，“第三纵队”由金溪南下从正面向黎川方向进攻，“第一纵队”由宜黄经黄陂南下，企图三路合击、将“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 ******、朱德获此消息，认为“‘国民党中路军第一纵队’与‘第二纵队’、‘第三纵队’相距较远、态势孤立，宜于各个击破；且由乐安向黄陂开进的‘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其必经之地的登仙桥以东地区是高山密林，正适合于‘红军’大兵团伏击”，遂决定“在此设伏”。 为此，******、朱德在乐安的谷岗、登仙桥以东，宜黄的河口、黄陂以西地区选择有利地形设伏。 他们以林＊彪＊的“红一军团”、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和刘畴西的“红二十一军”为“左翼队”，以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和罗炳辉的“红二十二军”为“右翼队”，设伏于黄陂、霍源地区，准备歼击由乐安前来的“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 而以“江西军区独立第四师”、“第五师”箝制罗卓英的“第十一师”，以“红十二军”为“预备队”，保障伏击成功。 此时，“国民党军第九十师”、“第二十七师”、“第十五师”向金溪、南城进犯；而为保障“红军”主力于黄狮渡歼灭敌人，“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奉《命》率四个团吸引和钳制三倍于已的敌人；结果，在“长员庙战斗”中，不幸头部中弹阵亡；这是反“围剿”以来，阵亡的第一位“军团”级将士。 噩耗传来，全军悲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又在瑞金的叶坪广场上建造了“博生堡”，以示纪念。 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第一纵队”的李明与陈时骥各率本部，由乐安、宜黄分两路东进。 第二天，李明率“第五十二师”的“第一五四旅”、“第一五五旅”和“第三○九团”沿登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之线向黄陂推进，陈时骥率“第五十九师”的“第一七五旅”、“第一七七旅”和“独立团”沿谷岗、西源、霍源向黄陂河口前进。 此时，浓雾弥漫、难辨东西，当“第五十二师”进入伏击圈时仍毫无察觉；且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联络不便，“第五十二师”的前卫“第一五五旅”越过登仙桥、后卫尚在桥的另一头时，即遭到“红一军团”拦腰切断。 然后，“红七师”、“红九师”向“第五十二师”前卫“第一五五旅”猛攻，“红十师”、“红十一师”则截杀“第五十二师”的后卫部队。 李明的“第五十二师”被打了个猝不及防，顿时溃不成军。 经过三个小时激战，“红一军团”全歼“第五十二师”，并俘获“师长”李明；但由于李明已身负重伤，抬至苦嘴蚴时却死了。 与此同时，陈时骥的“第五十九师”也于二月二十七日中午进到了黄陂、秀源一线，进入“红一方面军右翼队”的伏击圈。 于是，罗炳辉的“红二十二军”与左权的“红十五军”即向“第五十九师”之前卫“第一七七旅”发起猛攻；激战数小时，将其击溃。 “第五十九师”的后队“第一七五旅”与“独立团”见势不妙，赶紧撤至霍源地区转入防御；战至黄昏，双方形成对峙。 第二天，“红军右翼队”向“第一七五旅”发动全线进攻；并在“红三军团”配合下，截断了敌军退路；战至傍晚，相继攻占云峰山、军山，歼敌大部。 “第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见败局已定，慌忙率残部数百人、乘夜黑向蛟湖方向逃窜；当逃至蛟湖附近时，发现“第五十二师”已被歼灭，只得又向乐安方向逃窜。 三月一日上午，逃敌在登山桥附近终被歼灭，“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也被活捉。 “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被歼后，罗卓英自率的“第一纵队第十一师”已进至河口、南源地区，“红一方面军”准备乘胜继续围歼该部。 但因，敌“中路军”的“第二纵队”、“第三纵队”正向南城、南丰地区兼程来援，再战恐“于‘红军’不利”； ******、朱德遂决定“‘红军’撤离战场，主力转移至小布、洛口、东韶地区休整待机”。 于是，“黄陂战斗”告一段落。 此役中，李明、陈时骥一死一俘，对于“国民党军”可谓是出师不利、军心大撼。 但是，陈诚不甘心失败，仍想“找‘红军’决一死战”；并将原来的三个“纵队”改为前后两个“纵队”，原“第二纵队”为“前纵队”，原“第一纵队”的“第十一师”和“第三纵队”合并为“后纵队”；然后，“前、后纵队”一改原来的“分进合击”为“中间突破”，企图“南下攻占广昌”，求得歼灭“红一方面军主力”。 ******和朱德则将计就计，《命令》“‘红十一军’继续向广昌开进”，以吸引“国民党军前纵队”；“红一方面军”主力则在草台岗一线隐蔽待机，准备侧击“国民党军后纵队”。 二月十六日，“国民党中路军”前、后两个“纵队”摆出一字长蛇阵、向广昌推进。 “红十一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积极活动，陈诚误认为这就是“红军”主力，立即《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从而，前、后两个“纵队”的距离拉大了。 同时，陈诚还将“后纵队”周浑元的“第五师”也划归“前纵队”指挥。 二月二十日，当“前纵队”进至甘竹、罗场、洽村一带时，“后纵队”的“第十一师””刚进至草台岗、徐庄一线，而李延年的““第九师”等部才进至东陂附近；这时“国民党中路军”前、后两个“纵队”之间的距离已经拉开有百里远，出现了对“红军”极有利的战机。 此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集结在金溪、黎川地区待机；于是，******、朱德当机立断下达了作战《命令》。 三月二十一日，“红一方面军”分左、右两翼，向进至草台岗附近的“第十一师”发起攻击。 作为“左翼队”的“红一军团”和“红二十一军”、“红二十二军”由西北向东南攻击，作为“右翼队”的“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由西南向东北攻击，打得“第十一师”溃不成军。 激战半天，“第十一师”大部被歼；“师长”罗卓英在闻讯来援的“第九师”救助下，才得以走脱、捡回一命。 “第十一师”是陈诚赖以起家、并声称“没有打过败仗”的队伍，却在“草台岗战斗”中被消灭，陈诚的傲气顿灭。 这样，国民党各路军被撼而不敢再进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即被粉碎。 且说，“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转战于豫南。 十二月三日，“红四方面军”从周至县辛口子转入秦岭，通过老君岭、厚畛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源抵达城固的小河口镇。 “红四方面军”抵达小河口镇后，即在此召开了自撤离“鄂、豫、皖苏区”以来的第一次师级以上干部会议。 “小河会议”对于“张国焘推行王明路线、致使‘第四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向西转移”进行了尖锐批评，并建议“恢复‘军委会’”、组成了“前敌委员会”，《委任》曾中生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集体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 “小河会议”后，“红四方面军”决定“趁四川各派军阀在川西混战之机，向川东北进军”。 于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红四方面军”由陕南进入川东北，创建了以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为中心的“川、陕苏区”。 “川、、陕苏区”的建立，使“南京国民政府”大为震惊。 蒋＊介＊石＊即设法促成四川各派军阀停战言和，并《委任》“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大量军费和武器装备，《令》其“迅速组织围攻”。 于是，田颂尧调集“川军”三十八个团约六万人，由其“副军长”孙震《任》“前敌总指挥”，分“左、中、右”三个“纵队”，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中旬开始对“川、陕苏区”进行“三路围攻”；企图“趁‘红四方面军’立足未稳之际，消灭于川东北地区”。 依据蒋＊介＊石＊“着重左翼，防匪西窜”的《指令》，田颂尧将指挥部设于阆中；并把二十四个团的重兵布于“左纵队”，集结于旺苍坝地区，企图经木门、长池夺取南江，进而控制大巴山南麓，截断“红四方面军”往陕南的退路。 而“中央纵队”只配了四个团，集结于苍溪、巴中的龙山场以北，企图经恩阳河夺取巴中。 “右纵队”十个团则集结于仪陇以北，企图控制巴河沿岸；尔后，协同“中央纵队”进攻巴中，经曾口场、得胜山夺取通江。 此外，盘踞营山、渠县的杨森的“第二十军”和占据达县、宣汉、万源的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亦相机出动、配合作战。 而此时，“红四方面军”因“四次反‘围剿’”失利，兵力只有一点五万人了；鉴于敌我态势和川北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的特点，“总指挥”徐向前决定“采取‘收紧阵地，待机反攻’的作战《方针》”；即先以少数兵力控制敌必经之险隘地区，构筑工事、节节抗击，以消耗、疲惫敌人；再逐步向心收缩，待敌进入“苏区”内地，反攻条件成熟时，则集中兵力实施反击，粉碎围攻。 因此，遂将“红七十三师”、“红十一师”各一部布置于南江西南之三江坝、长池、木门地区，以对付敌之“左纵队”；而将“红十二师”部署于巴中东南之曾口场、兰草渡地区，以对付“中央纵队”和“右纵队”。 又将“红十师”布置于通江东面之麻石场、竹峪关一线，将“红十一师”的另一部部署在位于通江西南之江口至得胜山地区，作为“方面军预备队”并警戒刘存厚、杨森部；另外，又将“红七十三师”另一部部署在南江东北之碑坝地区，以警戒陕南方向。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田颂尧向“川、陕苏区”开始全线发起进攻。 担任主攻的“‘川军’左纵队”由旺苍坝进发，欲经木门、长池，进占南江；作为助攻的“‘川军’中央纵队”由恩阳河进发，欲“取‘巴中’后，会同‘川军右纵队’进占通江”。 “川军右纵队”则由仪陇进发，欲“经曾口场、得胜山，会同‘川军中央纵队’进占通江”。 于是，“红四方面军”各路分守关隘顽强抵抗。 延至三月十八日，““红十一师师长”倪志亮、“第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见坚守多日，“川军左纵队”已消耗甚重；遂撤出南江，收紧阵地至南江以东的贵民关、官路口、观光山、大明垭一线。 “红十二师”也从南坝坡等地撤出巴中，收紧阵地至清江渡一线；王宏坤的“红十师”和“红十一师”的“红三十三团”、“红十二师”的“红三十六团”也放弃巴中、南江，向通江撤退。此后，三月下旬至四月二十五日战局又呈对峙状态。 四月二十六日，“川军”再次发起进攻，企图“将‘红四方面军’压迫于通江以北，进行围歼”。 “红四方面军”于杀牛坪、赵公寨、大明垭、屈家山、黑岩场等地给予“川军”大量杀伤后，又于二十九日主动撤出通江城，再次收紧阵地至通江以北的平溪坝、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一线。 五月中旬，“川军左纵队”进至空山坝，“川、陕边防军”也进占竹峪关，威胁“‘红军’左翼”。 此时，“红四方面军”已收紧阵地至方圆不及百里的空山坝地区，战线缩短、主力集中，遂决定“实施反攻”。 于是，五月十五日，“红四方面军”首先反攻竹峪关，击溃占据该地之“川、陕边防军”，解除了“左翼”的威胁。 接着，“红四方面军”集中四个师的主力，于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向进逼空山坝的“川军”反攻，将其九个团全歼。然后，“红四方面军”又于赵光岭、麻石寨、乌龙垭地区，击溃“‘川军左纵队’’第二十旅”和“第一旅”共四个团，余皆震撼不战而退，“川军左纵队”遂全线崩溃。 “川军左纵队”被击溃后，“中央纵队”和“右纵队”亦赶紧退兵，“红四方面军”乘胜追击收复失地；至六月上旬，连续收复南江、通江、巴中三城，并进逼仪陇、广元、苍溪。 田颂尧急调留守部队于三江坝、长池一线阻击，余部退至嘉陵江沿岸转入守势。 至此，历时四个月的“川军”’三路进攻“川、陕苏区”战役终被粉碎。 此役中，“红四方面军”毙伤“国民党军”一点四万余人，俘敌万余，缴获辎重无数；并在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站稳了脚，开辟了“川、陕苏区”。 且说，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反对；为了控制舆论，“国民政府”采用了一切手段进行镇压，禁止言论、逮捕进步人士，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面对蒋＊介＊石＊明目张胆地践踏民权的行为，宋庆龄、蔡元培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受蒋＊介＊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 “同盟总部”设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三三一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物交换处，杨杏佛《任》“总干事”。 蒋＊介＊石＊见宋庆龄老是与他过不去，现在又公开与自己对着干，真是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宋庆龄毕竟是自己的“二姨”，且是孙中山的“夫人”，被“国人”尊为“国母”而轻易动不得；于是，蒋＊介＊石＊遂决定“来个‘杀杨、儆宋’”，拿杨杏佛开刀。 蒋＊介＊石＊觉得，“宋庆龄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精神领袖和‘灵魂人物’，杨杏佛则是‘同盟’的实干家；一旦除了这样的实干人物，‘同盟’就不会有大的作为了”。 于是，蒋＊介＊石＊将这事交给了“蓝衣社”骨干戴笠；戴笠受《命》后，即召集“华东区行动组长”赵理君等人布置任务。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早晨，赵理君带着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五名特务驱车等候在亚尔培路、马斯南路转角处的中研院附近。 八时左右，当杨杏佛带着长子杨小佛登车驶出中研院大门时，候着的特务们同时朝车内射击，杨杏佛当即倒在了血泊之中气绝身亡。 杨杏佛遇害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上演了一出贼喊捉贼的把戏；“上海市长”吴铁城《照会》法租界当局，要求“限期破案，缉拿凶手”；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 宋庆龄明白，这是蒋＊介＊石＊所为。 因此，她在《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一文中严正指出：“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代表这样一个争取自由的运动，杨铨也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组织中的活动而被残酷地杀害了。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加倍努力，直到实现我们的目标!” 鲁迅怀着极度悲伤的心情写下了一首悼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两天后，鲁迅和上海各界人士冒着大雨往万国殡仪馆为杨杏佛送殓；从此，“国人”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用暴力、绑架、暗杀的手段迫害进步人士的行为更是义愤填膺了，斗争更是一浪高于一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