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8章抗日先遣队北上 红二六军团会师
【史要】中央“三人团”成立，“‘红七军团’抗日先遣队”北上，“红二、六军团”会师，“川、陕 苏区”反六路围攻…… 却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后，“中＊共＊江西中央苏区”大片缩小；“苏区”内的人力、物力消耗巨大，形势日趋恶化；“红军”要想坚持内线作战，打破“国民党军‘围剿’”已经十分困难。 且因，孔荷宠的叛变，导致了大批“红军”将领动摇叛离，中＊共＊及“红军”的处境岌岌可危了！ 因此，“中＊共＊**********”《决定》“‘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并委托李德草拟了《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将“突围”《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在实施“战略转移”前，为了作好“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中＊共＊**********”《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组成的‘三人团’”，秘密主持筹划“战略转移”。 从此时起，“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会，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 “三人团”为了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变更“国民党军”战略部署；《决定》组成一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向浙西、皖南进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 于是，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由寻淮洲《任》“军长”、乐少华《任》“政委”的“红七军团”奉《命》从瑞金出发，经福建的长汀、连城、永安等地北上，向浙西、皖南进军；对外则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旗号，并派曾洪易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 七月十五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布》了“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行动。 《宣言》表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同时，无情地揭露了“蒋＊介＊石＊政权”的“投降卖国政策”，并指出“只有全中国民众的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 “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出发后，在罗炳辉的“红九军团”的掩护和配合下，于七月下旬，就进占了闽中的大田、尤溪、樟湖板等地。 接着，“红七军团”从樟湖板偷渡闽江，迅速占领了闽江北岸的黄田和谷口；并击溃该“地区敌保安师”的“守备部队”，胜利地完成了“北上”的第一步行动《计划》。 “红七军团”渡过闽江后，按预定《计划》应该经古田、庆元、遂昌进军；然后，北上浙西、皖南。 但是，“中革军委”却突然改变《计划》，《命令》“‘红七军团’由谷口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希图以此“调动和吸引更多的‘国民党军’回援”。 于是，“红七军团”主力改向水口、福州方向前进，一部兵力继续北上。驻守水口的“国民党军”李楚瀛的“第八十七师”四个营，惧怕被歼连夜逃去。 八月一日，红七军团进占水口，逼近福州。 国民党当局为之震惊，“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匆忙从漳州飞抵福州，并急《令》驻闽东宁德、福安、霞浦等地的李楚瀛的“第八十七师”主力回防福州；同时，急调在湖北整训的张贞的“第四十九师”由长江航运东进、经上海后驰援福州。 八月七日，“红七军团”向福州发起攻击，以求克城。 但因，福州城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红七军团”缺乏攻坚装备而攻城不克；“红七军团”遂撤出战斗，转移至北石岭、桃源地区。 八月中旬，“红七军团”由桃源北上，进入闽东的宁德、福安、霞浦游击区，并与由叶飞、阮英平、范式人等人率领的“闽东游击队”会合。 尔后，“红七军团”采取突袭手段，一举攻克罗源、庆元等地；于九月三日，进抵由“中＊共＊横峰********”黄道创建的、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苏区”。 九月九日，“红七军团”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由闽北的浦城古楼出发，向浙西挺进。”三天后，“红七军团”进入浙西的江山境内，并出敌不意地袭占了清湖镇。 此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得悉“‘红七军团’在浙西活动”，急《命》各县“加强防守”；并要求“‘浙江保安纵队’疾驰遂安堵截”。 于是，张贞的“第四十九师”也加速追击，企图把“红七军团”消灭在浙西地区。 为摆脱不利态势，“红七军团”《决定》“北上皖、赣边区寻求发展”。 遂于九月十六日，“红七军团”渡过常山港后，进到芳村；并以遂安为中心，在浙皖边的淳安、寿昌、衢县、开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折向安徽的歙县、屯溪等地发展。 这时，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和“浙江保安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分“左、右”两路尾追不舍，又从江西临川调来“补充第一旅”进至上饶阻截，并声称：“三天内将‘红七军团’全部消灭。” “红七军团”为避免损失和寻求新的发展，《决定》“放弃遂安，迅速摆脱敌人”，改向“皖、赣边”前进。 九月三十日，“红七军团”到达“皖、赣边”的婺源地区。 十月九日，“红七军团”在查湾附近与张贞的“第四十九师”遭遇；由于，“红七军团”连续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疲惫不堪；两军交战，“红七军团”不支而被迫撤出战斗，转移到皖南的东至。 十月二十一日，“中革军委”又《电》令“‘红七军团’向‘闽、浙、赣苏区’转移”。 于是，“红七军团”又经浮梁、德兴间的山地，通过敌两道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并于十一月初，在葛源以北重溪等地，与由王如痴《任》“军长”兼“政委”的“红十军”会合。 而此时的“红七军团”由于长期在敌占区行军作战、损失惨重，军需、兵源却得不到补充，已由出发时的六千人锐减至了不足二千人。 因此，十一月四日，“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以方志敏《任》“军政委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粟裕《任》“参谋长”；“红七军团”改编为“红十九师”，寻淮洲《任》“师长”、聂洪钧《任》“政委”；“红十军”改编为“红二十师”，刘畴西兼“师长”、乐少华兼“政委”。 如此，“红十军团”壮大了，成了一支不可小觑﹑总兵力达一万余人的队伍。 且说，贺龙的“红三军”在豫西南、鄂西北兜了一圈后，转战后到“鄂、川边”；接着，又回到了湘西南的鹤峰。 到了鹤峰后，“红三军”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上，段德昌对夏曦极为不满，对于夏曦的胡来蛮干、致使“洪湖苏区”丢失深表痛惜；于是，提出“要率领‘红九师’杀回洪湖去”。 因此，夏曦指使“保卫局长”江奇将段德昌诬陷为“改组派”加以砍杀。 可惜，这位“洪湖根据地”的创始人、后被“中央军委”追誉为“共和国历史上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的段德昌没有倒在战场上，却冤死在了江奇的屠刀之下，令人扼腕长叹！ 同时，被害的还有“湘、鄂西”军队的创始人王炳南、陈协平。 接着，夏曦解散党委，另外成立了由他自己和贺龙、关向应、卢东生、叶光吉、盛联钧、宋盘铭七人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夏曦《任》“负总责”。 然而，时隔不久，夏曦又以“改组派”的罪名开始了第四次“肃反”；新一轮“肃反”中，“革命军事委员会”中的叶光吉、盛联钧、宋盘铭也被杀害了。 夏曦的第四次“肃反”开始后，贺龙再也忍不住了；他气愤地对夏曦道：“别杀了！再这么杀下去，‘红三军’都要给杀光了！” 贺龙的愤阻终于起了作用，夏曦被斥责得哑口无言、这才有所收敛；然而，这时“红三军”的人马已从原来的五万多锐减至四千人了。 一九三四年五月，“红三军西”渡乌江，进入贵州。 六月十九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贵州沿河的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在黔东创建根据地”。 于是，在贵州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及重庆的酉阳、秀山纵横二百多里区域内开辟了“黔东根据地”。 七月二十一日，“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沿河县铅厂坝张家祠堂内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选举孙秀亮为“主席”，以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夏曦、宁国学、冉云、夏国安、刘本玉、孙秀亮、邓吉星、李佛如、朱绍田、钟炳然等八十人为“委员”。 如此，“红三军”终于在黔东站稳了脚。 且说，“三人团”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后，又将由高永生的“红十六军”改编的“第十六师”、萧克的“红八军”改编的“第十七师”、严图阁的“红十八军”改编的“红十八军”组编成“红六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又成立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命令》率“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到黔东去同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取得联系。 八月七日，萧克率“红六军团”从江西省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出发，突破“国民党军”在衙前、五斗江的封锁线、开始“西征”。 八月十一日，“红六军团”通过“国民党军”的两道封锁线，抵达湖南省桂东县以南的寨前圩地区。 “红六军团”进入湖南后，“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急《令》刘建绪“指挥王东原的‘第十五师’、章亮基的‘第十六师’，从永新尾追”；并《令》“段珩的‘第十九师第五十五旅’及四个保安团沿途阻截”，企图“将‘红六军团’消灭在湘南”。 然而，“红六军团”乘“国民党军”部署尚末形成之际迅速西进。 九月三日，在灌阳以北的文市地区，“红六军团”击溃了王东原和章亮基部八个团的追剿；并于第二天，渡过湘江，占领西延城。 九月九日，“红六军团”突破“国民党军”的合围圈，由西延进至湘西南之城步的丹口镇，并乘虚袭占了通道城。 九月十九日，“红六军团”在靖县的新厂歼灭了尾追的“湘军”两个团；尔后，“红六军团”继续西进，通过锦屏、黎平等地，进入了苗、侗两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 “红六军团”在“苗、侗族”人的协助下，顺利地渡过清水江。 九月二十六日，“红六军团”又在清江地区击溃了“国民党军”的追剿，经镇远、台拱进至黄平的瓮谷垅地区。 这时，“黔军”也设防堵击。 十月一日，“红六军团”在施秉、黄平之间突破“黔军”防线，乘虚占领了黄平县城；接着，继续向石阡前进。 十月七日，“红六军团”进至石阡西南的甘溪街；与“桂军”遭遇，战斗失利被迫向东南转移。 尔后，在施秉的大庆地区又遭“国民党军”的拦击，“红六军团”被截断一部。 此时，“红六军团”处于“国民党军”二十多个团的包围之中，情况十分严重；“红六军团”只能利用高山密林，采取灵活的游击战与敌周旋；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转战，终于在石阡以南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 而此时，“红三军”得知“红六军团”的情况后，“军长”贺龙与“政委”关向应立即亲率“红三军”主力南下接应。 于是，“红六军团”在转战两个月后，终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在黔东北印江县木黄镇与“红三军”胜利会师了。 因为，“红三军”已在九月十日恢复“红二军团”番号；故而，史称“红二、六军团会师”。 “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会师后，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的干部配备作了统一调整；成立了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首的“红二军团总指挥部”，并以“红二军团政治部”为“红六军团政治部”，统一领导和指挥“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的行动。 “红二军团”由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红六军团”由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 十一月二十六日，撤销了原“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省委’”。 同时，成立了“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和“军区”，贺龙兼《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员”、任弼时兼“军区政委”。 同时，批判和纠正了“肃反”风，夏曦被调《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 但是，因其在“肃反”中作恶积怨过多；后在征途中、于毕节涉水过河时被卷入漩涡，众皆眼看、无人施救；结果，溺水而亡。 而江奇竟然就在第四次“肃反”时被查明“是‘国民党特务’”，即被气恼致极的夏曦亲自处决了。 随后，“红二军团”、“红六军团”联合行动挺进湘西，为“建立‘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决定》“发动‘湘西攻势’”。 十月二十八日，“红二、六军团”从渝东南酉阳的南腰界出发，向湘西挺进。 十一月七日，攻克湘西的永顺。 “红二、六军团”攻打湘西，有“湘西王”之称的陈渠珍迫于形势，被时《任》“湖南省主席”何键趁机收编，陈渠珍《任》“国民党第十四师师长”。 于是，何键急《令》陈渠珍“率部堵截”，陈渠珍即纠集三个旅的兵力向永顺扑来。 “红二、六军团”决定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遂主动放弃永顺、退至城北九十里处的十万坪设伏。 十一月十六日，陈渠珍部尾追至此进入伏击圈；“红二、六军团”奋起痛击，陈渠珍部大溃，被歼毙、俘虏三千余人。 于是，“红二、六军团”乘胜追击；十一月二十四日，占领大庸、桑植；接着，又于十二月七日，进占沅陵；十二月十七日，包围常德，攻下桃源。 至此，“红二、六军团”的“湘西攻势”取得重大胜利。 “红二、六军团”控制了永顺、大庸、桑植的大部和龙山、保靖、桃源、慈利、常德等县的一部，并攻占了大庸、桑植、永顺等县城；开辟了“湘、鄂、川、黔边根据地”，为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经过“川军”三路围攻的“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又历经了“川军”的六路围攻。 原来，一九三三年三月，“红四方面军”粉碎了“川军”的三路围攻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限于“三个月内将‘川、陕苏区’的‘红军’肃清”。 于是，刘湘调集四川的所有兵力共二十万人，分六路向“川、陕苏区”进攻；六路“川军”又分东、西两线，而以东线为主。 在西线，以邓锡侯为“第一路军总指挥”，率“川军第二十八军”由广元、剑阁向南江挺进；以田颂尧为“第二路军总指挥”，率“川军第二十九军”由苍溪、阆中向巴中挺进；以李家钰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川军新编第六师”和“第二十三师”由南充、蓬安向巴中挺进；以杨森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川军第二十军”由广安、岳池向通江挺进。 而在东线，则以王陵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川军第二十一军”的“第三师”由开江指向宣汉、达县挺进；以刘存厚为“第六路军总指挥”，率“川军第二十三军”由开县向万源挺进。 此时，“红四方面军”已发展成五个军、兵员八万人。 原“******”的三个师扩编为“******”、“红九军”、“红三十一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红九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红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由原“红十一师”为基础，加上“川、陕地区”的“苍溪、长池独立团”等部队扩编组成为“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另外，又将“川东游击队”改编为“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 因此，此时的“红四方面军”并不惧怕“川军”来攻。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由徐向前指挥‘******’、‘红三十三军’之全部及‘红九军’、‘红三十军’各二个师，在东线回击‘川军第五路’、第六路’；由王树声指挥‘红三十一军’及‘红九军’、‘红三十军’各一个师，在西线回击‘川军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第四路’。”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各路“川军”先后出动，向“川、陕苏区”推进；十二月中旬，刘湘发起总攻，企图“攻占宣汉、达县、仪陇、旺苍等地”。 在东线，刘存厚的“川军第六路”在飞机掩护下，于十二月十六日强渡前河、州河。 但谁知，王宏坤的“******”与何畏的“红九军”乘其半渡之际进行反击；结果，刘存厚的“川军第六路”被歼三千余人，所部大溃。 同时，余天云的“红三十军”也在达县东南给王陵基的“第五路军”以杀伤，并攻占了宣汉、达县。 不过，“红八十八师师长”汪烈山不幸在此战斗中牺牲；因而，“红三十军”于十七日退出宣汉、达县，撤退到固军坝、罗文坝、马渡关、红灵合一带据险阻击。 此时，“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以为“‘红军’溃败”，《命令》所部“发起进攻”。 余天云见其冒进、即组织反击，王陵基的“第五路军”损失严重、攻势顿减，“红三十军”乘胜反击至马鞍山。 二月十日夜，“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一部经马鞍山右侧袭占楼门口，全歼驻守马鞍山的一个旅，并击毙守军“旅长”郝耀庭。 与此同时，“红九军第二十五师”西出毛坝场；袭击了王陵基的“第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部驻地所在地胡家场；王陵基的“第五路军”大溃，败走马渡关。 “川军”急忙调整部署，《令》刘存厚的“第六路军”西移至马渡关以东接防，王陵基的“第五路”调至马渡关以南胡场、毛坝场、隘口一带固守。 并且，刘湘慌忙又从后方急调“川军”四个旅、一个“边防旅”和“独立第四团”加入“第五路军”；并撤掉王陵基“第五路总指挥”之职，由“第二十一军第一师师长”唐式遵接任。 于是，余天云的“红三十军”遂停止追击，“马鞍山战斗”结束。 而在西线，邓锡侯的“川军第一路”、田颂尧的“川军第二路”、李家钰的“川军第三路”、杨森的“川军第四路”也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中旬开始，在北起广元、南至营山的嘉陵江东岸发起全线进攻。 于是，王树声指挥“红三十一军”和“红三十军”、“红九军”各一部，分别在广元的元坝子、苍溪的三川寺、阆中的鸡山梁实施阻击。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红四方向军”为避敌锋芒、诱敌深入，主动撤出仪陇城；然后，在北起旺苍坝、南至千佛岩、东到尹家铺一线继续抗击。 二月中旬，再次收紧阵地至恩阳河、鼎山场至江口一线，与“川军”对峙。 三月三日，刘湘下达《总攻令》；于是，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各率部，分别向旺苍坝、恩洋河、玉山场、鼎山场推进。 “红四方向军”为集中兵力、再次收紧阵地，撤至贵民关、观光山、得胜山一线。 “红四方向军”在后撤中，利用有利地形重创“川军”；仅在镇龙观附近即歼敌四千余人，逼迫“川军”后退。 五月十五日，刘湘在成召开“各路军总指挥会议”，《决定》“发动新的总攻”企图“先夺取通江、万源”。 六月中旬，“红四方向军”在通江城北面沿小通江东岸至万源城南进行阻击；王树声的“红三十一军”在“游击队”配合下，于六月十五日攻占城口。 刘湘以为“‘红四方向军’攻取城口后要向云阳、万县进攻”，忙将唐式遵的“第五路”主力及刘存厚的“第六路”一部由通江东调至万源。 “红四方向军”见“川军”主力东移，乃《令》“红九军”、“******”、“红三十军”各一部坚守贵民关、观光山一线；主力则向纵深迂回、围歼“川军”。 八月八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以万源西南地形险要、守军兵力弱的青龙观为反攻的突破口，寻求将唐式遵的‘川军第五路’主力歼灭。” 于是，八月十日夜，以“******”、“红九军”主力和“红三十一军”一部为“第一梯队”，“红三十军”主力和“红三十三军”一部为“第二梯队”，向万源发起攻击。 王树声的“红三十一军”突进南天门直插奇龙观，先歼敌一个营部，继又歼敌一个旅部，攻占青龙观要隘。第二天拂晓，“红三十一军”一部又乘胜向纵深楔入。 与此同时，“******、“红九军”主力从“左、右两翼”发起进攻；击破守军的阻击，攻占孔家山、大面山、黑钵山、龙池山等地。 八月十六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进至河口场、庙垭场；徐向前《决定》以“红四方面军”主力东进，迂回万源附近，围歼刘湘部主力。 而此时，“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竟然《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 于是，刘湘部主力即乘“‘红军’西向”之隙，撤至东起井溪坝、西经东升场、马家场直至双龙场之线，遂与“红四方面军”对峙。 至此，西线各路“川军”也遭受沉重打击；纷纷退至小通江，企图依托两岸山地，抵御“红四方面军”的反攻。 八月二十八日，余天云的“红三十军”及王宏坤的“******”、何畏的“红九军”渡过通江，一举突破“川军”防线、迫敌后撤。 九月八日，“红四方面军”突破青江渡防线，向巴中疾进。 西线各路“川军”，见“红军”攻势迅猛，纷纷夺路溃逃。 “红四方面军”乘势追击，徐向前亲率“红三十军”及“红三十一军”一部，于九月十一日收复巴中。 尔后，“红四方面军”实施大纵深迂回，昼夜兼程、直插“川军”后方；进至旺苍坝东南的黄木垭，与田颂尧的“第二路”溃逃之敌十余个团相遇，激战终日、予以全歼。 九月十七日，王树声的“红三十一军”尾随邓锡侯的“川军第一路”追击；歼敌一部，并收复了南江城。 两天后，又在三江坝、旺苍坝等地歼敌另一部，前锋直逼广元。 九月二十二日，余天云的“红三十军”南向攻克苍溪城。 同时，何畏的“红九军”一部向西追击，收复了仪陇、阆中城。 到九月下旬，邓锡侯的“川军第一路”、田颂尧的“川军第二路”、李家钰的“川军第三路”大部溃逃至嘉陵江以西，杨森的“川军第四路”则逃回营山、渠县地区。 至此，北起广元、南至阆中的嘉陵江东岸基本被“红四方面军”占领；以刘湘为“总司令”的“国民党川军”对“川、陕苏区”发动的“六路围攻”，在历经十个月后，终于以“川军”伤亡六万余、被俘二万余及缴获各种枪支三万余、炮百余门、击落飞机一架，取得了重大胜利。 从而，“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站稳脚，蒋＊介＊石＊企图“三个月内将‘川、陕苏区’的‘红军’肃清”完全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