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9章西方野战军西征 三主力会宁会师
【史要】“西方野战军”西征，“岷州会议”，《静会战役计划》、《宁夏战役计划》流产；《会宁战役》， “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鲁迅逝世…… 却说，中＊共＊中央致《电》南京、呼吁蒋＊介＊石“放弃内战”，“红一方面军”结束“东征”的同时；中＊共＊中央大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了重大突破。 此时，中＊共＊中央已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达成《协议》，准备“并肩抗日”。 同时，将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的原“东北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释放；高福源获释回去后，向张学良介绍了“共产党的主张”；张学良有所触动，遂与中＊共＊也有了秘密接触。 尔后，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秘密会谈，也达成了“联合抗日救国”的《协议》；从而，在军事行动上达成谅解。 此后，“东北军”、“西北军”的大部分部队和“红军”处于停战状态；有时被迫向“红军”进攻，也是预先《通知》“红军”，朝天放枪、进行一番“实弹”演习而已。 然而，蒋＊介＊石无视中＊共＊中央的正确主张，继续调兵遣将、非要“剿灭‘红军’”不可。 在“红一方面军”回师陕北后，蒋＊介＊石随即以三个师渡过黄河进入陕北，配合原在陕北的高桂滋的“第八十四师”、高双成的“第八十六师”，进攻“陕、甘苏区”东北部；并在黄河东面配置五个师的兵力，防止“红军”再次东渡。 同时，《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由南线，马鸿逵的“第七师”和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由西线，向“陕、甘苏区”进攻。 因为，张学良、杨虎城已与中＊共＊有秘《约》，倒是无妨。 只是，驻在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反共”甚是坚决；不过，其防区宽大、兵力分散，是个薄弱方向；故而，不妨给予一定打击，以示惩戒。 鉴于以上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再实施一次“西征”。 于是，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西征战役计划》。 此次“西征”，旨在造成“敌军阵势在东，我军阵势在西”，争取向北“打通同蒙古、苏联的联系”、向南“打通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联系”，并争取尽可能多的“国民党军队”走向“抗日”。 《西征战役计划》决定以“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陕北的“红二十八军”、“红二十九军”的“红八十一师”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 “西方野战军”实施西征，旨在打击宁夏“二马”，扩大“陕、甘苏区”。 另以“红二十九军”的大部、“红三十军”和陕北的地方武装，坚持在东线的游击战争。 五月二十日，彭德怀率领“西方野战军”由延长、延川地区出发，分两路向西挺进。 至六月四日，“西方野战军”的“红十五军团”袭占宁条梁，进占定边西南的红柳沟；“西方野战军”的“红一军团”攻占曲子、早城、环县、洪德，俘敌一千三百人。 然后，“西方野战军”分左、中、右三路继续西征。 彭德怀《命令》“右路军红十五军团”先作出向西北移动的态势，以吸引环县、庆阳的守军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回援宁夏；同时，《命令》“左路军红一军团”向西南运动，占领同心城。 此时，“右路军”已进至王家团庄，切断了回援宁夏的马鸿宾的“第三十五师”。 于是，“左路军”和“右路军”配合，击溃马鸿宾部，先后攻占了定边、王家团庄、七营、豫旺堡等地。 与此同时，作为“中路军”的“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九军”的“红八十一师”也进至曲子、合水之间地区；并在此击退了“国民党军”的数次反扑，巩固和扩大了占领地区，将新、老苏区连成一片。 如此，“西方野战军”胜利地完成了“西征战役”的作战任务。 同时，“红二十九军”大部、“红三十军”在东线坚持游方战争，打破了“国民党军”企图占领“陕、甘苏区”和西向寻找“红军”主力作战的企图。 且说，“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北上后，中＊共＊中央根据已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停战并建立了统一战线的新情况，重新制定了“红军”总的《战略方针》。 “红军”新的《战略方针》是：“紧紧抓住当前有利时机，配合‘东北军’，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即十六个字“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 为此，拟以“红四方面军”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一些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州、凉州、肃州前进；以“红二方面军”位于甘南，作为几块“苏区”之间的联系。 八月五日，中＊共＊中央将调整后的《战略发展计划》向“共产国际****代表团”《报告》，并指出：“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 此时，因“两广事件”已和平解决，蒋＊介＊石免除了后顾之忧、能抽出手来再次集中力量，对付已经北上了的西北地区的“红军”。 于是，蒋＊介＊石急《令》刚开赴长沙向“两广”施加压力的胡宗南部迅速返回西北，实现“剿共”《计划》，并分化“东北军”和准备“撤换张学良”。 八月九日，中＊共＊中央指出：“占领兰州是整个计划的枢纽，其方法：用‘东北军’守城，‘红二、红四方面军’攻击城外之毛炳文，胜利后‘红军’一部转向兰州上游给马步芳以打击，然后以一部取‘甘、凉、肃’三州，一部取宁夏配合‘东北军’之一个军出绥远抵御‘德王’的进攻，树起‘抗日’的旗帜。‘红军’之另一部，则在‘陕、甘、宁’交界控制黄河东岸，并准备南下策应‘东北军’主力抵抗蒋之进攻。” 为此，中＊共＊中央急《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要求“‘红二、红四方面军’尽力夺取岷州地区，控制洮河两岸之一段，作为临时根据地；伺机配合‘东北军’行动，完成中央战略任务”。 这时，陈昌浩正指挥“红九军”和“红五军”围攻岷州县城；因城坚难摧，连攻未下。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驻在岷州以西的三十里铺。 徐向前率领“前敌指挥部”驻在漳县，他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和“红军”总部的《指示》，《命令》“******”一部攻克渭源。 这一时期，“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南地区艰苦转战、相机打击敌人，对下一步的行动也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朱德、张国焘等人提出了两个战略行动方案：一是，“红军”出西北，据黄河以西的“甘、宁、青”三省地区；二是，出“川、陕、豫、鄂”。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复《电》朱德、张国焘：“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必须的。我们已把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出西北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 并且，指出：“中国当前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不要再提‘打倒中央军’及打倒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而要提‘联合抗日’的口号；希望‘红二、红四方面军’依据这个《方针》，改变宣传工作。” 为保持出西北或出东南的机动性，中＊共＊中央《命令》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率领“红二方面军”向陕南交界的凤县、徽县、成县、康县一带进击，由“红四方面军”继续发展甘南根据地。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派叶剑英率“红三十师”到班佑迎接；并获悉，胡宗南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从松潘北上向包座急进、企图堵截“红军”北上。 八月二十九日，“右路军”已到班佑。 于是，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一部与前来迎接的叶剑英率“红三十军”，向进驻在包座大戒寺、求吉寺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发起攻击。 经过两天多的激烈战斗，徐向前、陈昌浩与叶剑英等部终于八月三十一日歼灭胡宗南的“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五千余人，俘虏八百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胡宗南的“第四十九师”被歼后，“师长”伍诚仁被撤职，“副师长”李及兰代理“师长”。 “包座战斗”后，“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即于八月底经由班佑、包座进至古城潘州；随后，又进至牙弄、阿西茸一带。 九月初，“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更是进至甘肃。 九月十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红二、红四方面军”，告之：“‘国民党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及毛炳文、王均部三个师准备进攻通渭，‘红四方面军’宜向西迫近秦安游击迟滞敌军，掩护‘红二方面军’提前北进。‘红二方面军’速通过通渭，进至界石铺、通渭之间，准备经界石铺转静宁、固原、隆德之间。” 九月十四日，接到“共产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 这时，整个“红军”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实现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如何对付胡宗南部？”针对这个问题，“红军”内部又发生了新的分歧。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等人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陈昌浩等，提出了对三个“方面军”行动的意见。 中＊共＊中央还作出了旨在“消灭胡宗南”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红二方面军’之支队直出宝鸡以东；‘红一方面军’不宜离开‘甘、宁边境’，可派兵力协助‘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 并指出：“‘红四方面军’宜在五至七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迟则有被隔断之虞。”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西北局”也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 但是，张国涛却另有打算。 于是，九月十六日，张国焘“组织‘红军’总部部分成员在岷州城西的七里铺召开会议”，史称“岷州会议”。 “岷州会议”讨论了“‘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张国焘提出了“‘红军’向新疆发展”的意见；结果，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抵制和反对。 此时，张国焘的话已经不像往常那样有人言听计从了，连过去与他意见相一致的人也唱起了反调，这使张国焘深感无奈地说：“真是邪门了，到陕北，这些人还不知会怎样对付我？” 朱德等人则坚决主张“‘红四方面军’应立即按照九月十三日的《方案》和中央要求，集中主力于现地区，伺机北出通静地区与胡宗南部决战。然后，按照中央《指示》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张国焘与朱德在会上唇枪舌剑、意见相左，争得面红耳赤，有时甚至于拍桌子、瞪眼睛。 张国焘仍坚持道：“既然，‘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红四方面军’又独力与胡宗南决战不利；就应即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河西《计划》。” 朱德、刘伯承等人坚决不同意“西进”，主张“实施《静宁、会宁战役计划》，然后‘北上抗日’”。 张国焘则阐述道：“打日本没那么简单，我们现在的力量就是再增加几倍，也不见得一定能打赢它。我们只能将西部变为‘苏维埃’的后方，做前方‘抗日’军队的‘后备军’。” 这时，我行我素的张国焘已于九月二十日擅自下《令》，“所属‘红四方面军’立即停止北上，折回西进”，妄图将部队带往青海。 九月二十四日，张国涛又下《令》“渡河‘先遣队’向永靖前进”；准备造成“渡河”事实后，迫使中央就范。 于是，《静会战役计划》因张国涛的阻扰和贻误战机而流产了。 正在部队想不好该不该渡河？迟疑不决、不知所措之时，在包坐的陈昌浩及时赶到了；他大声喝令：“不可渡河！不能西进！” 陈昌浩的《命令》在“红四方面军”中是有很大号召力的，“红四方面军”这才停止“西进”、一致同意“继续北上”。 张国焘见连陈昌浩也反对“西进”，甚是扫了他的面子；此时，张国焘觉得自己成了孤家寡人，只好说：“既然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只好放弃自己的意见了。” 接着，朱德当即《电》告中央：“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现迅速取得会合在会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 于是，“红军”三大主力就决定在“会宁会师”。 此时，时任“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向蒋＊介＊石进呈《剿共意见书》，献策：“乘‘红军’长征初到陕北立足未稳，应立即全力‘永绝根株’。” 马鸿逵的话正合蒋＊介＊石之意，遂授马鸿逵陆军中将衔；蒋＊介＊石并亲到宁夏布置“围剿‘红军’”，急《命》胡宗南部进至天水、宝鸡一线；企图抢占西安至兰州的“西兰公路”之定西、会宁、静宁等地，从中间隔断“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之途。 一九三六年九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派“红一方面军红十五军团”的“直属骑兵第一团”，奉《命》从宁夏同心城出发，连夜奔袭会宁县城。 驻守会宁的“国民党新编第一军第十一旅”的两个连和“县保安中队”毫无察觉，被打得晕头转向、乱作一团、四处逃窜，会宁即被“红十五军团”的“直属骑兵第一团”攻取。 “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急《令》驻定西的“第十一旅旅长”刘宝堂“率兵收复会宁”。 十月三日，刘宝堂率部到达距会宁城西北十多华里的曹家河畔，却遭到“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的“直属骑兵第二团”的阻截。 第二天，“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率“红一师”、“红二师”从界石铺，“红十五军团红七十三师师长”赵凌波、“政委”陈漫远也率部从郭城驿，围攻刘宝堂部。 激战一昼夜，刘宝堂的“国民党新编第一军第十一旅”终于不支；“副团长”张铭注等被击毙，刘宝堂带着残部仓皇逃向定西。 接着，“红一方面军红十五军团红七十三师红二一九团政委”李国厚率部，又在红堡子村击退了李贵清的“国民党新编第一军第十旅”的反扑。 至此，《会宁战役》结束，会宁县城完全控制在“红一方面军”手中了。 十月七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王友均率领的“******红十师”顺利到达会宁，与陈赓率邻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红一师”会合。 两天后，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抵达会宁；随后，朱德、张国焘率领的“红军总司令部”和“总直属队”也进驻会宁。 随后，“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各部陆续在静宁北部的界石铺和会宁东南部的青江驿等地会师。 十月十日，“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县城文庙大成殿集会欢庆会师联欢会。 联欢会上，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华苏维埃政府”《宣读》了《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军委”即于十月十一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布置实施“宁夏战役”《计划》。 “宁夏战役”旨在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向北发展，在西兰大道以北、黄河以东、同心城以南、环县以西消灭尾追之敌，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作为“宁夏战役”《计划》的第一步，中＊共＊中央决定：“首先实施海原、打拉池战役。” 即由“红四方面军”的“******”、“红三十一军”正面阻击尾追之敌王均的“国民党第三军”，“红一方面军”则从其侧后进攻，将王均部消灭在打拉池一带。 当时，王均的“第三军”追击很紧；“红军”退到海原和同心城之间，正准备布置伏击追敌。谁知，张国焘表面答应，实际上他又《令》“‘******’东撤”；结果，使这一伏击《计划》未能实现。 不过，此时，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已进入了会宁。 十月十五日，“红二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老君坡、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十月二十二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司令部”会合，受到“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欢迎。 第二天，“红军总司令部”到达打拉池与“西方野战军司令部”会合，受到“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欢迎。 至此，“红军”在历经了无数曲折与艰辛后，粉碎了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三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实现了大会师。 从而，“红军”历时两年、转战十四个省、行程达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终于到达目的地、《宣告》结束了，创造了人类史上一大奇迹。 就在“红军”到达陕北会师之时，从上海传来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主帅”鲁迅逝世的噩耗，人们不禁痛哭失声。 鲁迅的一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最好的写照。 他用那如投枪、似匕首般的笔，将国民党当局伪装的外衣挑破，使其罪恶、丑行、劣迹暴露无遗；并毫不留情地谴责、声讨、鞭挞，令其嚎嚎大叫。 他用那如画笔、似刻刀般的笔，将那些政客、市侩、文坛小丑的嘴脸刻划、勾勒、曝露无遣，使其丑态百出无地自容。 他用那如手术刀、似显微镜般的笔，让国人自省、醒悟，奋起求索，共谋新生。 他用那如号角般的笔，催奋着人们敢于面对敌人、奔赴战场…… 十月八日，鲁迅还往“青年会”观了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十月十七日上午，鲁迅续作了《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竟成了绝笔。 尔后，鲁迅访鹿地君、往内山书店；终因，积劳成疾、复发胃病、咯血不止，而于十月十九日与世长逝了，亨年五十六岁。 鲁迅逝世后，上海数万民众自发地为其举行公祭，送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书“民族魂”三个字。 鲁迅逝世后，社会各界敬献了挽联和花圈。 上海工人救国会的挽词是：“民族之光”；上海烟厂工人的挽词是：“精神不死”；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平、津、济、青、杭、京、沪、汉、晋、桂”等二十七****全体学生的挽词是：“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 郭沫若的挽词是：“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殒泪；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毛＊泽＊东给鲁迅以极高的评价：“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如今，中国文坛一颗巨星殒落，一代伟人盖棺论定了！ 鲁迅逝世了，他的精神永存！ 尔后，无数有志青年纷纷奔赴陕北延安，投身革命、参加抗战、报效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