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0章国民党迁都重庆 叶挺挂帅新四军
【史要】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长江局成立；红二十四军和江南游击队改编 “新四军”，叶挺出任军长…… 却说，淞沪会战结束、上海沦陷后，日军继续向沪宁路沿线纵深发展，直逼国民党首都南京。 此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三道国防线接连失守，首都南京受到了重大威胁；南京国民政府顿时紧张起来，******也心神不宁了。 蒋＊介＊石连续三次召开紧急高级军事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淞沪抗战以来的形势和南京的防卫问题”。 第一次在中山陵下的四方城、俗称“美龄宫”的陵园官邸，第二次在铁道部富贵山地下室内，第三次在中山北路的铁道部大楼，出席会议的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幕僚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唐生智、谷正伦、桂永清、钱大钧、刘斐等人。 会上，多数将领认为“日军由京杭国道、京沪线和长江进逼南京，来势凶猛；而南京地处长江弯曲内侧，地形上背水，易攻难守。加以，中国军队新败；又经长途溃退，士气沮丧，战斗力薄弱，短期内无法恢复”；因而，南京只能作象征性防守。 但是，蒋＊介＊石认为“南京为总理陵寝所在，碍于国际观瞻，决定固守南京”。并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不过，自十月下旬以来，京、沪形势日益紧迫，南京屡遭日机轰炸，首都南京面临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其安全成为大家关心的焦点，“国民政府迁都”问题自然的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其实，国民政府对于首都南京在对外战争中的安全问题，一直就有所考虑。 自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国民政府迁都洛阳以来，国民政府又曾于一九三六年考虑过“非常时期将政府迁往湖南株洲”的方案。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曾亲自下达《手令》，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各院部实施动员演习及准备迁址办公”；当时，行政院又在蒋＊介＊石的建议下，曾考虑“将首都移驻衡阳”。 此后，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又提出“迁往武汉”；只是，蒋＊介＊石对此没有表态。 其实，蒋＊介＊石心里想的是重庆。因为，重庆为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且有四川天险为屏障，有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 因此，蒋＊介＊石在十月六日成都的一次讲演中就指出：“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 四川省主席刘湘听了，已觉言外之意；于是，三天后，刘湘知趣地通过宋子文向******和林森呈递了“中央迁川，以作长期抗战准备”的《建议书》。 蒋＊介＊石早已心仪四川，见了刘湘的《建议书》心里自然高兴，立即“深表嘉许”。 因此，鉴于时局的变化、也为了保卫首都南京，蒋＊介＊石将原属第三战区的苏南、浙北和皖南东部划分为第七战区；则以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下辖刘湘自率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陈诚的第十五集团军，以作“嘉奖”。 十月二十九日，“淞沪会战”日渐吃紧，蒋＊介＊石在最高国防会议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明确宣布：“为坚持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将迁都重庆，以四川为抗日大后方。” 蒋＊介＊石遂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会商，林森表示完全赞同；两人取得一致意见，决定将“迁都”事宜付诸实施。 第二天，国民政府就在文书局的主席办公楼会议厅举行国务会议，商讨“迁都”的具体事宜。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自料南京无法坚守；决定立即“迁都重庆”，而留“军委会驻节前线，就近指挥抗日军事”。 十一月十六日晚九时，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上正式宣布：“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决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设于长沙以南之地点，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 为示慎重，还以《国民政府训令》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的《宣言》通令知照。 《训令》中附着一张有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蒋中正、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等六人签名的、“全家福”式照片；只是，签署的时间却是十一月二十日。 第二天，作为国家元首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即率国民政府直属的文官、主计、参军三处的部分人员先行，乘“永丰”号舰启航西上；从而，揭开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序幕。 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自是日起，也陆续离开南京转道武汉西赴重庆。 十一月二十日，林森一行抵达汉口，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宣言》。 《宣言》道：“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剧烈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rou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煨烬，军心仍如金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十二月一日，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开始在重庆正式办公。 且说，中＊共＊的八路军得到国民政府的认可后，已于一九三七年十月派董必武在汉口原日本租界内中街九号的日商大石洋行设立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作为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管辖区内设立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中＊共＊长江局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在这里领导了抗日救亡运动。 就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成立不久，一直以中＊共＊驻共产主义代表身份留居莫斯科、实为避祸的王明忽然想着回国了。 王明是看到了国内的形势改观，国民政府认可了中＊共＊的存在、八路军能有公开活动空间了才回国的；他希图在这新形势下再捞一把，以统一战线缔造者的新面目出现。 王明在回国前，还与康生等人一起分别拜会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 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你回中国要与中国同志弄好关系，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中没有听过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虽然，你在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季米特洛夫一席话，说得王明哑口无言；他表面上唯唯诺诺，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当王明、王稼祥、****、康生一行乘坐的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时，受到了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隆重欢迎。 毛＊泽＊东在《致词》中说：“欢迎从昆仑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 王明则回道：“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话语中，充满着反客为主的口气。 十二月九日，王明即提议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 会上，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专题报告；并口口声声地表示“他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语咄咄逼人，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来的‘钦差’”。 王明在《报告》中批评了中央“洛川会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认为“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不能再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反对“关于国民党内有左、中、右三种势力”的提法，认为“只有‘抗日、亲日’之分”；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提“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王明的这些意见，显然与中＊共＊中央有着明显不同；但是，由于他有“尚方宝剑”，大多数与会者只能表示赞同。虽然，毛＊泽＊东作了辩白和解释；但是，还是采取了忍让态度，没与争执。 会议的最后一天是讨论组织问题，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并在排列上做了手脚。 王明所提的《名单》上，作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被降至第七位；王明自知此举难免引起猜疑，故一再《声明》“自己决无‘夺帅印’之意”。 同时，会议决定“增补王明、****、康生为**********书记”；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 并决定“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 在会上，王明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释各执一词；使与会的前线指挥员难得要领，不知如何去贯彻会议精神。就这样，十二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被王明搅局了。 不久，王明就来到了武汉。由于，“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是一块牌子两套班子；后来，干脆合二为一了；对内仍称“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则叫“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则由王明、博古、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组成，王明任书记。 由于，王明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独断专行，把中＊共＊中央长江局凌驾于中＊共＊**********之上，与中＊共＊中央公开分庭抗礼；故而，有人就把中＊共＊中央长江局叫做第二政治局。 且说，就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成立不久，周＊恩＊来设法与坚持在江南活动的红二十四军及抗日游击队取得了联系。 原来，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项英和陈毅率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一点六万余人掩护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后；鉴于形势恶化、未能突围，遂作出了留在江南、独立自主坚持斗争的部署。 尔后，项英和陈毅所率的红二十四军转入分散的游击战；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国民党军持续“清剿”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紧紧依靠当地群众、及时调整策略、变换斗争方式，终于领导赣、粤边游击区军民作殊死斗争坚持至今。 而自从方志敏英雄就义后，红十军团八百余在粟裕、刘英率领下﹑改称为红军挺进队后坚持在江南以游击形式继续斗争；此时，已在闽浙边建立了根据地，并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周＊恩＊来与江南的红军和游击队取处联系后，就向******提出了改编的问题。 此时，“淞沪会战”正日赴紧张，能将活动在江南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也正合蒋＊介＊石之意。只是，蒋＊介＊石想把这几支队伍收编、至少不能让共产党再捞了去；因为，江南可是国民党的心脏地带，岂容得共产党死灰复燃。因此，蒋＊介＊石打算将这几支队伍改编后归于张发奎。 好在，此时的蒋＊介＊石忙于“淞沪会战”，没有太多精力过问此事；而张发奎也忙于淞沪前线战事，也就将收编之事搁于一旁。 于是，将江南数省中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后，由谁出任统帅一事就一直未决，这却让周＊恩＊来颇费心思。 因为，若是真的让蒋＊介＊石收编了，中＊共＊岂能答应？但若，仍由共产党人执掌帅印，谅必蒋＊介＊石也不会答应。对于蒋＊介＊石的那份心思，******是一清二楚的；不过，此时的周＊恩＊来已胸有成竹。 原来，周＊恩＊来心目中已有了人选，那就是“叶挺”；只是，不便明言罢了。 因为，自从“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被诬“负全责”；从此，他愤而脱党；此后，一直隐居于澳门。然而，这期间，叶挺那颗忧国忧民之心仍不眠。 而在中＊共＊党内，有知其含冤者也为其怀抱不平；并且，时常与其保持着联系。 一九三六年五月，潘汉年从苏联回国途经香港时，受中＊共＊中央委托到澳门看望了叶挺；并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变化、调整了革命方针策略，正在着手促成‘国共再度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等新情况告知，争取叶挺的支持和参与。 中＊共＊党组织终于又主动与他联系了，这使叶挺很是兴奋；于是，翌年初春，叶挺举家迁往上海。 一九三七年七月初，周＊恩＊来上庐山与蒋＊介＊石会谈，途经上海时曾在潘汉年的安排下与叶挺秘密会见。 会面时，周＊恩＊来和叶挺就曾谈到了“中＊共＊在江南数省坚持游击战的部队”的改编问题，并希望叶挺能参与这方面的工作。 此次谈话后，叶挺主动向陈诚提出“愿意出面组军，改编****在江南的红军和游击队”；甚至于，连改编后的新军番号都想好了，就叫新编第四军，以继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的老四军的传统。 同时，请陈诚带话给蒋＊介＊石。 毛＊泽＊东也觉得推荐叶挺甚是恰当，在明知蒋＊介＊石不会同意让共产党人出任军长的情况下，由叶挺担当此职比由张发奎当选更有利于中＊共＊；因为，叶挺已脱党多年是众所周知的，也容易被蒋＊介＊石接受。 所以，后来叶挺当面向毛＊泽＊东提及“要求恢复党籍”时，毛＊泽＊东却说：“你不当共产党比当共产党起的作用更大。当了共产党你就不能当新四军的军长了，许多话和要求也不好说了；因为，国民党不会让共产党员当新四军的军长，也不会采纳共产党的建议和要求。” 果然，当陈诚向蒋＊介＊石汇报叶挺的想法时；基于“叶挺早已脱离共产党”，蒋＊介＊石也觉得尚可。蒋＊介＊石心想，若能通过叶挺把中＊共＊在江南的红军和游击队收编过来，岂不正好。 于是，十月十二日，蒋＊介＊石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宣布》：“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 就这样，议而不决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军长人选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新四军改编成立后，有四个支队组成、共辖十个团，总兵力一万余。 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部主任刘炎，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 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成立以项英、陈毅为正副书记的军委新四军分会，以加强党的领导。 新四军成立后，划归第三战区；从此，中＊共＊在江南的红军和游击队以新的面貌投入到了抗日战争的大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