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0章苏日诺门坎战役太行夏季反扫荡
【史要】“随枣会战”；苏日“诺门坎战役”；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平江惨案”；晋冀 豫抗日根据地夏季反扫荡…… 却说，南昌会战的同时，中日双方在鄂北、豫南的随县、枣阳地区也进行了会战，史称“随枣会战”。 随县、枣阳地处鄂豫交界处，居“荆楚要冲”、扼“汉襄咽喉”；历为“鄂北重镇”、素有“随枣走廊”之称，现归第五战区所辖。这一地区拥有相当优越的地形条件可作凭借，大别山雄峙于东、桐柏山横卧在北、西有荆山可依、南濒长江之水，大洪山虎踞其中、汉水之险贯通南北。 而第五战区内另有两条重要的交通线，一条是汉口至宜昌的“汉宜路”，另一条是襄阳至花园的“襄花路”；第五战区占据此地，进可袭扰平汉线威胁武汉地区，退可屏障川陕大后方；所以，可谓“进退自如”，故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于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所属部队编为左、右两个集团军，从东、西两面向平汉铁路南段进攻；同时，《命》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由湖北移驻枣阳，使日军侧背受到威胁。 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了解除国民党军对平汉铁路的威胁，以藤田进的第三师团、荻州立兵的第十三师团、藤江惠辅的第十六师团等，由信阳、应山、钟祥一线向随县、枣阳地区进攻，企图歼灭中国第五战区的主力部队、以解除困扰。 五月一日拂晓，日军藤江惠辅的第十六师团、荻州立兵的第十三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自钟祥向中国军队刘自珍的第三十七师、刘振三的第一八○师发起进攻。 中国守军刘振三的第一八○师驻守长寿店，掩护刘自珍的第三十七师退守姚家河一线。 激战三天后，日军突破了长寿店的中国守军阵地，主力即沿襄河东岸向黄起庵进击，并猛攻驻守在温家庙王志远的第一二二师。 战至五月七日，日军先后攻陷了张家集、双河、茅茨畈、新集、湖阳，并向唐河及枣阳东北地区推进。 此时，中国第五战区右集团军一部和江防军襄河东部队分别向日军后方进击，收复了新野；王志远的第一二二师、刘振三的第一八○师则向唐河、樊成以北撤退，刘自珍的第三十七师、于长海的第一三二师却仍坚守在襄河东岸。 与此同时，日军藤田进的第三师团自应山向随县进击。 此时，驻守随县的是夏威的第十一集团军辖下覃联芳的第八十四军及张轸的第十三军；于是，中国守军与日军藤田进的第三师团在塔儿湾、高城一带激战，阵地失而复得、如此往复六七次。 战至五月四日，日军藤田进的第三师团施放毒气，中国守军覃联芳、张轸部伤亡惨重，被迫向西退守随县的天河口，塔儿湾、高城遂失守。 五月七日，日军又在飞机、坦克及炮火支援下，向退守天河口的中国守军猛攻；张轸的第十三军不支，天河口被破，随县失陷。 第二天，日军藤田进的第三师团又突破覃联芳的第八十四军第二线阵地，攻陷枣阳。 原驻在江头店的王仲廉的第八十五军，经过一番抵抗后也撤离了阵地；覃联芳的第八十四军则向白河转移，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倒是留在大洪山区进行游击。 日军攻取随县、枣阳后，就向桐柏地区进攻；五月十日，日军藤田进的第三师团又进抵张店镇、上屯镇。 此时，第一战区刘汝明的第六十八军以其辖下李曾志的第一四三师守确山、明港；而辖下李金田的第一一九师守桐柏，以阻击日军、掩护第五战区各部撤退。 如此，日军使用主力突破汉水东岸的中国守军阵地，日军藤田进的第三师团已突进至预定目标完成了一翼包围。但是，其他两路日军藤田进的第三师团、荻州立兵的第十三师团则仍在随县及其北侧地区，遭受有力抗击、未有进展。 第五战区鉴于这一战场形势，决定转移战术；由主力逸出日军的包围圈，转移至外线作战，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打击日军、进而转守为攻。 此时，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主力，已向唐河转进；并于五月十五日，到达了泌阳以北地区，欲转变守势为攻势。 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到达泌阳后，即会同第一战区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从豫西南下；将大部分日军藤田进的第三师团反包围于襄东平原，进行猛烈攻击。 与此同时，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主力向枣阳攻击；其余部队则向钟祥攻击，牵制日军后方。 五月十四日，中国军队向日军藤田进的第三师团反攻；终于将其击溃，并收复了唐河县。 此时，日军由于合围计划失败、且面临中国军队的反击；日军藤田进的第三师团不敢久留，遂从钟祥、枣阳等地撤退。 接着，中国军队尾追不舍，再经数天苦战、给予南返的日军以重创；至五月二十四日，中国军队先后收复了桐柏、枣阳等地。 此时，第五战区的左集团军辖下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奉《令》化整为零，进入山区分散游击。 第五战区右集团军的河东部队及江防军则连日发动进攻，袭击日军后方、切断交通；完成任务后，于五月二十一日撤回襄河西岸；二天后，又收复了随县。 日军藤田进的第三师团在“随枣会战”中毙伤一万三千余人、遗尸五千余却一无所得，被迫退回应山等原驻地，恢复战前态势。 至此，“随枣会战”宣告结束。 且说，“随枣会战”让日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中国军队非但收复失地，还使日本欲“软硬兼施、行诱降中国政府的阴谋”未能得逞，这使日本政府十分恼火。 于是，日本大本营《命令》日军加强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从一九三九年五月起，日机对重庆的战略轰炸加剧了。 五月三日，二十多架日机从武汉起飞，轰炸了重庆市中心区；向重庆投下了一百多枚炸弹，其中还夹杂有大量的燃烧弹。 重庆市中心大火连续燃烧了两日，商业街道被烧成废虚；大轰炸中有约四千人死亡、二千三百多人受伤，损毁建筑物四千元八百多栋，约二十万人无家可归；连坐落在重庆最繁华地段的古刹罗汉寺、长安寺等，也未能幸免于难而被大火吞噬。 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各外国驻华使馆，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被殃及。 五月以后，重庆上空时常响起防空警报，老百姓“躲警报”、“钻防空洞”几乎成为生活常态；因为，日机在轰炸中投下大量燃烧弹，重庆渝中区二十余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上，曾在一日间燃起十六处大火，有的大火连烧三日无法扑灭。 但是，面对令人异常恐惧的“大轰炸”，重庆人却是“愈炸愈勇”；抗战的标语在重庆随处可见，为抗战捐钱捐物的热情也异常高涨。 此外，“大轰炸”还使一种名曰“雾季公演”在重庆应运而生。 所谓“雾季公演”即是在每年秋至翌年春，重庆在大雾笼罩、日机难于投放炸弹的季节便组织文艺演员及百姓开展话剧、歌剧等的文艺演出；可见，日机的“大轰炸”非但没有把重庆人的意志摧垮，反而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前线战士和百姓的抗战士气。 “五·三大轰炸”给重庆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日机如何能避开高射炮的火力和苏联战机的拦截而成功地实施 轰炸？为解开这个迷，国民政府可谓是花了不少力气。 其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早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就邀请了美国军事情报处和专门负责破译情报密码信息、俗称为“黑室”的创建人、有“美国密码之父”之誉的赫伯特·亚德利化名为“罗伯特·奥斯本”来华；用他超强的密码破译能力，帮助国民政府对日军密码进行破译，以抑制日本特务在重庆的活动。 国民党军方授予亚德利少校军衔，并安排了三十多名留日学生组成了一个专门破译日本神秘电码的情报小组；日机对重庆的大轰炸开始后，破译与日机有关的电码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通过亚德利小组的努力，密码终于解开了；并且，捕捉到了信号的具体发射源和潜伏在重庆城内、任职于高射炮团、绰号“独臂大盗”的日本间谍。 “独臂大盗”被逮捕，不久便被枪决；在此后的一段时间，由于日本特务的破获，日机的轰炸漫无目标了、收效甚微而有所收敛。 且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又开始悄悄地“反共”了。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蒋＊介＊石的《密令》国民党驻湘、鄂、边的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派特务营一个连突然包围了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的通讯处，并将新四军参谋涂正坤等当场枪杀。 晚上，又将八路军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秘书曾金等六人活埋于平江县的黄金洞；新四军留守处十几个干部惨遭杀害，在平江的红军家属及其他革命分子被杀者不下千余人，其中有一红军家属兄弟八人竟被杀掉六个。 同时，杨森部还将通讯处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从而，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平江惨案”。 “平江惨案”发生后，激起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公愤；延安各界纷纷集会，声讨国民党当局的暴行，追悼死难烈士。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抨击蒋＊介＊石及其党徒的罪行。 然而，蒋＊介＊石的“反共”铁定了心；因此，对于“平江惨案”置若罔闻。 不过，中＊共＊对国民党谴责过后，为了顾全大局、维护抗日统一战绩；最后，还是忍痛含泪、舔血疗伤，此事也就没予追究。 且说，此时已升任“陆相次官”了的东条英机萌生了一个念头：“若想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实现日本长期霸占中国的野心，就必须先扫清道路。” 而苏联正是日本的心腹之患，它使日本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战场；同时，又会对中国提供强有力的支援。因此，日本必需对苏联开战、实现所谓“两线作战”；如此，即便“明知不可为，也必须为之”，别无选择。 在东条英机的参谋下，陆相板垣征四郎在“五相会议”上竭力主张北向“进攻苏联”。 于是，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在蒙古新巴尔虎左旗境内诺门罕布日德地区及蒙古国哈拉哈河中下游两岸，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满”蒙边境战争，即日本、伪“满洲国”与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事件；因为，战争发生地为“诺门罕”，故史称“诺门罕战役”。 自一九○四年以来，俄国与日本两国在中国的东北爆发全面的“日俄战争”；结果，日本战胜，俄国被迫把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中国的东北落入日本的势力范围。 但是，一九二一年中国的外蒙古宣布“独立”，纳入了苏俄的势力范围。 而一九三一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全面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尔后，又成立了听命于日本的伪“满洲国”。 如是，伪“满洲国”与“蒙古国”为邻，并分别有日本及苏联的驻军；于是，两国就在不少地段存在着边境纠纷、常矛盾不断。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蒙古军第二十四国境警备队由山西岸涉水到哈拉哈河以东地区放牧，遭到伪“满洲国”的兴安警备骑兵第三连驻锡林陶拉盖哨所的一班士兵开枪阻截；伪“满洲国”士兵将蒙古军牧马人和马群赶回河西岸，蒙古军第七国境哨所五十余名骑兵则攻占了设在争议地区的伪“满洲国”锡林陶拉盖哨所；于是，战争挑起了。 五月十三日晚上，日本关东军小松原道太郎的第二十三师团搜索队队长东八百藏奉命率一百另四名骑兵、九十名装甲兵到达距诺门罕仅有八十多公里的甘珠尔庙，派出侦察兵进行作战准备。 第二天，东八百藏率部在五架日机的配合下，向哈拉哈河以东的蒙古军七四二高地攻击。 蒙古军处于劣势，伤亡三十余名后主动撤向河西。 五月十七日，苏联政府依据《苏蒙互助协定》而介入，立即将第十一坦克旅开往哈拉哈河地区；同时，《命令》驻在乌兰乌德的摩托化步兵第三十六师一部向哈拉哈河集合，第五十七特别军司令部则从乌兰巴托迁到距哈拉哈河一百二十五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格。 此时，蒙古军骑兵第六师架起浮桥，又渡过哈拉哈河。 五月二十八日拂晓，由山县武光指挥的第六十四联队一千余人、东八百藏所率的搜索队约二百人及伪“满洲国”的兴安骑兵第一团、第二团、第八团各一部，分三路围攻苏军和蒙古军。 结果，被苏军和蒙古军击败。日军搜索队几乎全军覆没，东八百藏被击毙。 六月十八日，苏军统帅部任命朱可夫为第五十七特别军军长；他在塔木察格布拉格、桑贝斯等地开辟野战军用机场，苏联飞机开始轰炸阿尔山、甘珠尔庙、阿木古郎附近的日军集结地。 六月二十日，日军小松原道太郎的第二十三师团二万余人向诺门罕进发。 日军第二飞行集团团长嵯峨彻二还将他的司令部从新京迁至海拉尔，调来四个飞行团，集中了十七个战斗轰炸、侦察机中队前来参战。 六月二十二日，苏军出动一百五十架飞机空袭甘珠尔庙、阿木古郎将军庙一带的日军集结地和野战机场；日机也倾巢出动，双方在诺门罕上空大战三天，近六十架飞机被打落在草原上。 此后，苏机不断增多，而且出现新型战斗机；日军则逐渐丧失主动权，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同时，朱可夫组织地面部队在一百五十辆坦克、一百五十四辆装甲车、九十门大炮掩护下，分三路向驻守巴音查岗高地的日军反攻。 日军无法阻止苏军进攻，只能龟缩在沙丘掩体后面不敢开火。 七月十一日，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停止攻势”；同时，《命》石井四郎的“七三一部队”向“苏蒙军”采用细菌战，这才阻止了进攻。 七月二十三日，日军在诺门罕前线各部经过半个月的补充和休整后，集中了二万五千人、八十二门大炮，向“苏蒙军”全线发动总攻击。 然而，第二天，苏军发起反攻，日军就退回了原地。 七月二十五日，关东军司令部再次下《令》“停止进攻”。 苏军统帅部为早日解决诺门罕地区的战事，决定将塔木察格布拉格第五十七特别军扩编成第一集团军，任命朱可夫为集团军司令员；下辖步兵第五十七师、第八十二师、第一五二师和摩托化第三十六师、骑兵第八师、机械化第五旅，装甲第七旅、坦克第六旅及“蒙古军”等部，共计十万余人。 八月二十日凌晨，朱可夫下达《总攻令》；于是，“苏蒙军”以三个步兵师、二个骑兵师、五个装甲旅、一个空降旅以及大量的飞机、大炮，开始对日军举行大规模的反攻。 日军构筑在蒙古旷野上的工事很快被苏军的大炮轰成平地，只好依托单兵用的简易掩体作战。 勉强战斗到八月二十六日，日军小松原道太郎的第二十三师团已经完全被合围了；在苏军重炮群、坦克群、航空炸弹的猛烈轰击下，日军小松原道太郎的第二十三师团遭受重创；园部和一郎的第七师团辖下的第二十六联 队第一大队被全歼，日军山县武光的第六十四联队和伊势高秀的野炮兵第十三联队的大部被苏军歼灭；大量高级 军官伤亡，从诺门罕前线跑出来的日军中队以上将领只剩下四百人，可谓损失十分惨重。 因此，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辞职，日军第二十三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切腹自杀。 鉴于，日军在诺门罕地区的不利情况，日本驻苏联大使东乡茂德于九月九日向苏联提出了“停战”要求。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日，苏联终于接受了日本的“请求”；于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与日本驻苏联大使东乡茂德签订《停战协定》。 至此，“诺门罕战役”宣告结束；从而，日军妄图北进的野心就只得放弃了。 且说，日军在诺门坎与“苏蒙军”鏖战的同时，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开辟的河北、山西两省交界的太行山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夏季扫荡”。 一九三九年七月，日军多田骏的华北方面军为了实现其“治安肃正”计划，调集了川岸文三郎的第二十师团、山冈重厚的第一○九师团主力及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前田治的第三十五师团、舞伝男的第三十六师团、下元熊弥的第一○八师团与百武晴吉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越生虎之助的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各一部共五万余人，由日军第一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指挥；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企图寻歼八路军主力，打通白圭至晋城、邯郸至长治、平定至辽县的交通要道，以控制主要城镇、分割抗日根据地。 于是，八路军刘伯承的第一二九师指挥所辖王宏坤的第三八五旅、陈赓的第三八六旅和第一一五师所辖陈光的第三四四旅，及晋豫支队、决死第一纵队、第三纵队进行“反扫荡”作战。 八月三日，大同至风陵渡的“同蒲路”、正定至太原的“正太路”、北平至汉口的“平汉路”、道口至清化的“道清路”各线之日军，先后向晋冀豫根据地进犯。 川岸文三郎的第二十师团、山冈重厚的第一○九师团的主力沿白晋、平辽、邯长等交通线向辽县、沁县、长治等地推进，企图合击八路军刘伯承的第一二九师主力于辽县、榆社、武乡地区。 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前田治的第三十五师团、舞伝男的第三十六师团、下元熊弥的第一○八师团的各一部则向阳城、晋城进攻，企图合击太行山南部地区八路军的部队。 八路军刘伯承的第一二九师决定以小部队沿正太路、平汉路、同蒲路等铁路线展开破袭战，主力集结于武乡西北及辽县西南地区待机。 八月六日，日军山冈重厚的第一○九师团与百武晴吉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各一部侵占沁县、武乡、辽县等县城后，分路向榆社地区合击。 两天后，日军山冈重厚的第一○九师团辖下第一○七联队进至榆社以西的云簇镇，遭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辖下陈赓的第三八六旅攻击，毙伤日军一百八十余人。 八月十一日，日军百武晴吉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率第十三大队，在辽县以西石匣村也遭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辖下王宏坤的第三八五旅的伏击，又毙伤日军三百余人。 同时，由武安沿邯长大道西犯的日军，在涉县城西之河南店也遭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辖下张贤约的教导团的严重打击。 日军川岸文三郎的第二十师团见合击八路军的企图未能实现，遂采用了“控制交通线，分割晋冀豫根据地”的方法。 于是，沿白晋路南犯的日军，占领了长治及其周围的襄垣、屯留、长子、壶关、潞城等地，打通了白晋路北段；而由涉县、潞城出动的日军，也东西对进占据了黎城，打通了邯长大道。 但是，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各部向占据交通线之日军展开袭击战、围困战；迫使日军川岸文三郎的第二十师团撤出阳城、晋城、沁水，北移至长治。 至此，太行山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夏季反扫荡”作战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