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3章十二月晋西事件杨靖宇英雄喋血

    【史要】中＊共＊创建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十二月晋西事件；杨靖宇牺牲……

    却说，抗日战争以来，国民党军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浴血奋战之时；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在被日军占领区域展开斗争，并一个又一个地开辟了抗日根据地。

    自从长征到达陕北，****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以后；这两年下来，相继又开辟了不少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春，日军攻占华北重镇太原、济南后；国民党军队向南溃退，使平汉、津浦、陇海、石德四大铁路之间的广大地区成为真空地带。于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进入鲁西南地区，在濮阳、内黄、滑县一带开辟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同年四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徐向前率领下，取得了神头岭和响堂铺的伏击战的重大胜利，歼灭日军四千余人、收复县城十八座，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接着，一九三八年八月，八路军第一二○师挺进晋西北、绥远北部，将以大青山为依托的绥西、绥南、绥中三块根据地逐步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构成了“晋、绥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会战”结束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五台分兵，聂荣臻率独立团等部三千余人在察南、冀西、五台等地区展开对日斗争，又开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进入山东鲁西地区，在樊坝、梁山等战斗中重创日、伪军；进而，八路军“山东纵队”在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渤海等地创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年一月十九日，江南新四军渡江北上后，也在涡阳、盐城、东台等地建立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如此，众多抗日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因篇幅关系，恕不详述。

    按说，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日本统治区内开辟了这多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政府应予庆贺、大力支持。因为，这些抗日根据地的军民通过破坏铁路、公路，使日军的交通运输线瘫痪；袭击日军后方，使日、伪政权不得安生；同样，给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从而，为在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以有力的支持。

    然而，蒋＊介＊石并不这么想，他始终把中＊共＊及其八路军、新四军的存在看成是自己的心腹大患；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愈扩大，蒋＊介＊石的忧虑愈重，故必欲加以抑制、甚至于剿刹之。

    特别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国民党又在重庆召开“五届六中全会”以后，这种忧虑感更重了。

    本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是为翌年九月十八日召开“国民大会”而须“制宪”作准备。张澜、沈钧儒等发起还在重庆先后召开了四次“宪政问题座谈会”，****参政员董必武、秦邦宪出席会议；座谈会决定成立“宪政促进会”，选举黄炎培、沈钧儒、李璜、董必武等八十五人为筹备委员。

    同时，重庆三十多个妇女团体发起“妇女宪政座谈会”，青年代表二十五人发起了“青年宪政座谈会”，成都、桂林等地也先后组织和成立了“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

    然而，蒋＊介＊石所谓“实行宪政”仅是一种欺骗宣传，是“叶公好龙”罢了。

    民主宪政运动兴起后，国民党当局就害怕了；于是，采取各种手段加以打击和破坏。对讨论宪政的各团体采取钳制与高压的办法，禁止和限制争取宪政的活动，限制报刊刊登关于宪政的文章，派特务在“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上捣乱。

    所以，国民党的五届六中全会也就未能就“制宪”问题展开讨论；会上，蒋＊介＊石反而又有关“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大放了一通厥词。

    于是，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后，各地的当权者在抗日的同时、又把“反共”提上了各自的议事日程了。

    且说，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丢了太原以后，只得决定“联合中＊共及其八路军”以求在“抗日”中自保。但是，又总觉得“同中＊共搞统一战线，有风险”。

    自从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划入第二战区参加抗战。

    当时，阎锡山提出了“民族革命”的口号；并同意由其自任“会长”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组建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又称“新军”；挂靠在“晋、绥军”名下，并拨给武器、给养。此时，原“晋、绥军”称“旧军”，以示与“新军”有别。

    到了一九三九年夏，“新军”已发展为了四个决死纵队、一个工兵旅和一个暂编师，共达五十个团约五万多人。

    此时，山西七个行政区中的五个及一百另五个县政权都由“牺盟会”掌握；不过，却有七十个县长为“中＊共＊党员”以“牺盟会特派员”的身份担任。而且，“新军”中的各级干部也多“****党员”担任；如此，不免使阎锡山忧虑了。

    于是，阎锡山决定将中＊共“牺盟会特派员”所掌控的各县政权收回；并把“新军”改为“教导军”，以将军权收归原“晋、绥军”。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奉《令》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

    阎锡山《命令》“新军”的决死队第二纵队于十二月五日向驻于灵石、霍县的“同蒲铁路”之日军实行突击；同时，《命》“旧军”为预备队，配置在“新军”后侧。

    决死队第二纵队尚未发动进攻，却与晋绥军陈长捷的第六十一军发生了冲突。

    于是，决死队第二纵队政委韩钧于十二月七日从隰县义棠镇向阎锡山发来《电报》称：“总座伯川先生：第六十一军欺我太甚，甘作汉jian。学生誓与第二纵队万余健儿，为总座争一伟大胜利，兹定于十二月十二日誓师。此后半月内，恐无暇报告钧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是生报告恩师最后之一言，胜利的结果将见。”

    阎锡山收阅《电报》后，立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称：“韩电对我不称长官而称老师，不称职而称学生，并说十二月十二日誓师，表示不相隶属了，韩钧反了！”

    阎锡山以此为借口趁机宣布“韩钧‘叛变’”，并《通电》全国对其进行“讨伐”。

    于是，“晋西事变”爆发后。

    “晋西事变”爆发后，阎锡山派出六个军向隰县、孝义一带讨伐决死队第二纵队，王靖国的第十九军、陈长捷的第六十一军包围了决死队第二纵队第一九六旅旅部。

    决死队第二纵队第一九六旅经过苦战终于突围，一部转进晋西北。

    “晋、绥军”随后破坏永和、大宁等六个县的政府及“牺盟会”等组织，杀害了洪洞县、临汾县、蒲县的县长，沁水县、阳城县、晋城县、浮山县、长治县等县政府也皆被摧毁；并袭击了位于隰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的后方医院，杀害了医院中的伤病员。

    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则率部进攻驻晋西北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五八旅，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也率部在晋东南进攻决死队第三纵队。

    “晋西事变”爆发后，****严《令》“新军”各纵队“不许攻击阎锡山，而是将矛头对准‘晋、绥军’的高级将领们”。

    于是，决死队各纵队和“牺盟会”领导纷纷《致电》阎锡山，抗议“晋、绥军”将领王靖国、陈长捷、赵承绶、孙楚等挑起事端。

    “晋西事变”发生后，为了应付“晋、绥军”的进攻，决死队发动了“反顽战役”。

    十二月六日，晋西南决死队组成了“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张文昂任总指挥、韩钧任前敌总指挥，指挥晋西南全部决死队一致行动。

    三天后，决死队发起反击；以一部就地作战，主力则分为两路，一路出击隰县，一路出击石楼县、永和县；然后，会师隰县午城镇，直取大宁县、蒲县。

    十二月十日，韩钧的决死队第二纵队第二○九旅在隰县消灭了“晋、绥军”王靖国的第十九军辖下一个团部及一个营。

    十二月十四日，“晋、绥军”陈长捷的第六十一军辖下七个团进攻并占领了汾西县暖泉头；却遭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晋西独立支队第二团及第二○九旅第五十二团一部的反击，陈长捷部溃败。

    此后，决死队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北上转移到晋西北，“反顽战役”才告结束。

    “晋西事变”中，阎锡山的“晋、绥军”横扫了晋西南；但是，在晋西北却遭惨重失败。事变过后，阎锡山

    的地盘损失了四分之三，只能居于晋西南，不再能控制山西其他各地了。

    一九四○年一月三十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下《令》：“胡宗南部派两师增援晋西，归阎长官指挥；晋东南之中央军及孙楚部，则由卫长官统一指挥。”

    如此，十万中央军进驻晋东南，并控制了晋东南十多个县；这下，倒是使阎锡山感到了来自蒋＊介＊石中央军的威胁。

    此时，中＊共＊中央适时提出了“愿意和平解决山西问题”；同时，表示“愿在阎锡山领导下继续团结抗日”。

    二月十一日，******亲笔起草致阎锡山《电》：“长官阎钧鉴：三个月来，山西内部阋墙之争，中外惊疑，敌人拊掌；而演变所极，尤属痛心。盖我为鹬蚌，人为渔人。此渔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国主义，更有一顽固势力。彼挟其地位以临吾人，企图挑拨吾新旧两军，取吾两军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钧座陷于孤立；继取其二，使钧座陷入绝境。然后分之裂之，摧之折之，而晋绥军尽矣。设此企图而能实现，非但抗战不利，钧座不利，新军不利，即旧军同人亦绝无所利。为今之计，极宜由钧座调和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两军虽一时以兵戎相见，然新军全属自卫，绝无成见。苟利抗日，无不服从钧座之指挥，想旧军同人亦必不固执己见。钧座一纸团结之令，则和协之局立现，抗日战线重整于三晋之间矣。”

    此《电》“不提任何条件，只提两军团结”，让阎锡山与“晋、绥军”将领们顺势下了台阶；于是，“新”、“旧”军“各守现地、互不侵犯”双方均不加处罚，十二月“晋西事变”就此结束了。

    且说，“七·七事变”日军大举侵华后，东北“抗日联军”简称“抗联”在东三省的敌后日占区经过顽强的拼搏；此时，已发展成了十一个军、共三万余人，并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和北满三大游击区。

    “抗联”各军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广阔的原野上所进行的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威胁着日伪统治、牵制了日伪军近四十万的主力兵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

    为了更有效地抗日，抗联十一个军合编成了三路军。

    抗联第一军、抗联第二军合编成了“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由杨靖宇任总司令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抗联第四军、抗联第五军、抗联第七军、抗联第八军、抗联第十军合编成了“东北抗联第二路军”，由周保中任总指挥、赵尚志任副总指挥、崔石泉任参谋长；抗联第三军、抗联第六军、抗联第九军、抗联第十一军合编成了“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由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许亨植任总参谋长。

    “抗联”在此期间，给了日伪军以沉重打击；仅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就对日作战近二万次，伤亡日伪军一万多，牵制日军二十万。

    不过，日军为了巩固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不断往东北增兵，关东军已由二十万骤增至四十万；到一九三九年底，日军在东北的兵力已达八个师团，伪“满洲国”军和警察也有数十万之众。

    日伪当局以强大的兵力对“抗联”进行连续不断地“讨伐”，极力强化城乡的法西斯统治。

    在城镇，它们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者，摧毁抗日救国组织，严密控制国人的抗日活动。在农村，它们加紧推行“集团部落”政策，把分散居住的农户强行迁到它控制的“部落”中去，实行“保甲制”、“连坐法”。

    在抗日游击区，它们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割断“抗联”部队

    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断绝“抗联”部队的给养来源，加紧对“抗联”的经济封锁和政治诱降。

    同时，日军加大了军事讨伐力度；从一九三七年底始，日军泽田茂的第四师团、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和久纳诚一的第八师团的一部共二万五千余人，配以伪“满洲国”军二万人，对松花江下游地区三江平原的“抗联”第二路军实行“讨伐”。

    中＊共吉东、北满两省委分别作出决定：“除留部分队伍在原地活动，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冲破敌人包围，到外线作战，开辟新游击区。”

    于是，抗联第二路军主力部队开始西征，向五常、舒兰一带突进。

    但是，七月三十一日，时任抗联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在西征途中携款叛变投敌、供出了抗联第二路军的

    西征计划；结果，抗联第二路军的西征部队损失严重，未能实现预期目的。

    与此同时，抗联第三路军也实行远征，向位于小兴安岭西麓嫩江流域的黑嫩平原挺进。

    抗联第三路军的远征粉碎了日军“聚歼”抗联队伍于松花江下游的图谋、保存了主力，为开辟黑嫩平原抗日游击区奠定了基础。

    而抗联第一路军的形势非常严峻，军需给养无源，南满游击区遭到破坏，不得不离开本溪、宽甸、枑仁游击区向辑安老岭山区转移。

    一九三九年三月间，日、伪军出动六千余人对牡丹江下游刁翎一带的抗联第二路军部队实行“围剿”。

    同年五月，日军对在德都朝阳山的龙北、龙南的抗联第三路军也进行了“围剿”。

    一九三九年十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调集了七万五千人的兵力，对东南满地区杨靖宇的抗联第一路军实行重点“讨伐”；致使，抗联第一路军减员很大。

    杨靖宇的抗联第一路军给日军以还击，袭击了老岭隧道工地上的日军，取得了蚊子沟、土口子、长岗、岔沟、木箕河、大蒲柴河战斗的胜利，击毙日本指挥官西田重隆，消灭了日伪称之为“剿匪之花”的伪“满洲国”军“索旅”，粉碎了日军策划的“东边道大讨伐”。

    可是，一入冬季，斗争就更加艰苦了。

    由于，日军制造了“无人区”。在旷无人烟的“无人区”中，杨靖宇的抗联第一路军战士们缺衣少食，经常十天半月找不到一点粮食；常常是渴了抓把雪，饿了吃些树皮、野菜、草根；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还常常要空着腹与超过自己几十倍的敌人频繁作战、坚持斗争、苦苦周旋。

    如此，杨靖宇的抗联第一路军部队减员过大且无法补充，困难日益加重，游击战争遭到严重挫折。

    而此时，抗联第一师师长程斌因意志不坚定而叛变投敌了，抗联第一路军的活动更加艰难了；最后，抗联第一路军只好分散活动，杨靖宇身边只剩下几名战士。

    一九四○年二月一日，警卫排长张秀峰也扛不住了，携带由其保管的抗联经费九千九百六十块大洋叛变投日；从而，导致了杨靖宇的行踪被暴露。

    加上，日军实行了“梳篦式”和“狗蝇子”的战术；杨靖宇甩掉一股敌人、不久又遇到一股敌人，体力消耗很大。

    二月二十三日，杨靖宇在濛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被四百多名日军包围；结果，在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指挥下，杨靖宇倒在了叛徒张奚若的枪口下。

    杨靖宇牺牲后，日军曾将其解剖；发现杨靖宇在牺牲前已好多天都没有吃东西、胃里一粒粮食也不见，只有几缕草根和棉絮充饥。

    如此的为争民族气节而忍饥挨饿、英雄喋血，连残暴的侵略者也被震惊和折服了；参与“围剿”的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都不得不承认：“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

    杨靖宇牺牲后，魏拯民接替杨靖宇全面统帅第一路军，并承担起领导全省党的工作和直接指挥军事作战的双重重担。

    一九四○年三月，魏拯民在桦甸县头道溜河主持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也为了牵制南满日伪军，将第一路军分为两部，主力向长图路北转移”。

    于是，魏拯民抱病出征，继续率领抗联第一路军坚持进行游击斗争；此后，抗联第一路军所属部队化整为零，开始了小股部队分散活动打击日军的游击战争。

    此时，抗联第二路军由于部队给养极端缺乏且战斗频繁，部队大量减员无法补充；处境和抗联第一路军一样，遭到严重挫折。

    而抗联第三路军的处境更差，战斗到一九四○年二月，整个抗联第三路军只存五百余人了。

    鉴于东北“抗日联军”遭受了空前的严重困难与挫折，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领导人遂于一九四○年二月初，在苏联伯力举行了“吉东、北满党代表会议”。

    会议总结了东北游击运动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的斗争策略；形成了《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规定了继续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斗任务。

    并根据斗争形势，建议东北抗联各路军下一律实行“支队”建制，开展激动灵活的分散的小型游击战争。

    拟将抗联第一路军编为第一支队、第四支队、第七支队；抗联第二路军编为第二支队、第五支队、第八支队；抗联第三路军编为第三支队、第六支队、第九支队、第十二支队。

    同时，与苏方代表会商，正式确立了“苏联远东军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的方式；从而，为中国“抗联”部队进入苏联休整创造了有利条件。

    于是，自一九四○年以后，中国“抗联”部队相继越界到苏联境内进行休整，东北战场上只留下了少数几股“抗联”部队与日军继续周旋；从而，为“保存部队实力，提高部队素质，作好战斗准备，迎接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光复中国东北”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