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寿庚生平（转载）
蒲寿庚，又称蒲受畊，号海云，宋末元初人，阿拉伯商人后裔，蒲开宗之子。任泉州市舶司三十年，是宋元时期“蕃客回回”的代表人物。后叛宋降元，终生显赫。中国宋元时期著名穆斯林海商、政治家、军事家。其先辈系10世纪之前定居占城的西域海商。约11世纪移居广州，经营商舶，成为首屈一指的富豪。 海外贸易 蒲开宗去世后，蒲寿庚继承父业，从事以运贩大宗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其初，蒲氏家族曾一度中落，生活不甚丰裕，经蒲寿庚的精心经理后，迅速振兴，走向鼎盛。 《宋史·瀛国公本纪》景炎元年十二月条：“蒲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番舶利者三十年”。杨清江、陈苍松1987年编著的《福建市舶司人物录》载，宋自元祐七年至咸淳三年的175年间，提举泉州市舶官员共104位。根据《福建通志》，蒲寿庚任提举泉州舶司是在淳祐十年，到淳祐十二年换为扬瑾，直到南宋末年也没有蒲寿庚的名字。因此实际上蒲寿庚只做了三年不足的提举市舶使，这也符合地方官员在任三年一轮换的宋代官制。但不管其任提举泉州市舶司或离职，均能“擅番舶利者三十年”，可见蒲寿庚势力之强大。 南宋时，南海海寇猖獗。《泉州府志·纪兵》载，南宋期间，泉州共发生海寇犯泉事件六起，而《福建通志》记八起，两书最后一起海寇犯泉都在咸淳十年。 南宋·咸淳十年，海寇袭泉州，官兵无能为力。蒲寿庚与其兄蒲寿宬为保护家族的巨大利益，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助官宪击退之，因功授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置制使，安抚一路之兵事民政，统领海防，权力很大。 《泉州府志·拾遗》记：“宋末，西域人蒲寿晟与其弟寿庚以互市，至咸淳末击海寇有功，寿庚历官至招抚使……”沈瑜庆、陈衍纂《福建通志》曰：“咸淳十年，海贼寇泉州境，西域人提举市舶蒲寿晟、寿庚击退之。”泉州学者吴幼雄据《宋史·瀛国公度宗本纪》考证，咸淳十年二月时，福建安抚使是赵顺孙，可知蒲寿庚之任福建安抚使应在咸淳十年二月以后。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5》：“蒲寿庚之擅有泉州也，其初不过一亡命匹夫耳。寿庚以鹰犬微功，过假之以禄位，擅市舶利者三十年，官招抚使。……” 蒲寿庚亦官亦商，官商合一，可以凭借权力更大规模地开展香料贸易，并可通过各种“合法”手段攫取利益，增加财富。 蒲寿庚于宋末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蒲寿庚拥有大量海舶，1973年，在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南宋远洋货船，载重量200多吨；船上香料遗存丰富，有降真香、檀香、沈香、乳香、龙诞香、胡椒等。一些学者认为，这艘海船可能是蒲氏家族的香料船，“与蒲家香业有密切的联系”。蒲寿庚拥有多少海舶？景炎元年，蒲氏被南宋·张世杰部抢走的海船就有二千艘。 南宋·德祐元年三月，即蒲寿庚受任为福建安抚沿海都置制使后不久，蒲寿庚参与了一场反抗宋廷的战争。时右丞相陈宜中为迁都事，杀殿前指挥使韩震，引起殿前司左翼军兵叛。左翼军统领夏璟联合蒲寿庚，连续挫败宋军，取得瑞安、温陵、三阳大捷。 导元倾宋，叛宋仕元 至元十三年即德祐二年二月，元军南下，包围临安。元军善于陆战而短于海战，闻蒲寿庚老于海事，拥海舶至多，若能招得蒲寿庚，既能严重削弱残宋的海上力量，又能借蒲氏之力给残宋毁灭性打击。在元军攻临安之前，元军统帅伯颜派遣不伯、周青招抚蒲寿庚、蒲寿宬兄弟未果。 德祐二年三月，元·丞相伯颜陷临安，恭帝降，南宋事实上灭亡。南宋·遗臣奉恭帝兄赵昰入闽，欲图恢复。五月，赵昰在福州另立朝廷，是为端宗，年号景炎元年。他们冀得蒲寿庚之助，以继续在闽、广沿海地区坚持抗元，因此任命蒲寿庚为闽广招抚使，兼“主市舶”，赋予更大的权力。显赫的权力与雄厚的海上实力相结合，使蒲氏成为宋元鼎革之际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明·何乔远《闽书》记：“景炎入海，航泉州港，分淮兵二千五百人，命寿庚将舟以从。寿庚闭门拒命，与州司马田真子上表降元。” 明·阳思谦《泉州府志》记：“宋幼主过泉州，宋宗室欲应之，守郡者蒲寿庚闭门不纳。” 清·乾隆《泉州府志·拾遗》记：“宋主昰舟至泉，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或劝世杰留寿庚，则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共掠其赀，寿庚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 以上资料，对于景炎帝至泉州一事，或说蒲寿庚“闭门不纳”、“闭门拒命”，或说“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因此，宋军改泊泉州外渚獭窟。宋军以船舶军资两皆不足，“掠蒲氏海船二千艘，没其货物”，蒲寿庚怒，派亲信孙胜夫秘密出城，迎接南下途中的元军。 元·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初八，元兵由浙江抵泉州，蒲寿庚与州司马田真子献城降元。《泉州府志》转引《方舆纪要》：“宋·蒲寿庚据郡降元。”张世杰只得护送端宗匆遽移粤，经漳州趋潮阳。临行，抢走停泊在法石一带的蒲氏海舶400多艘。 蒲寿庚的降元，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地方精英集团在支持他。他们对当地的政治和防务，都有很大的左右力量，如世居泉州、三代武卫左翼军统领夏璟，有调遣泉州军队之权的田真子，以援城功授永春县达鲁花赤的林纯子，“以全城功归诸故家”的颜伯录，蒲寿庚的党羽孙胜夫、尤永贤、王与、金泳等。 蒲寿庚降元，以所拥有的海舶交元军进攻残余宋师。元军将领董文炳率部抵泉时，擅解所佩金虎符赠蒲寿庚，此举事后得到元世祖的嘉许。元廷授蒲寿庚为昭勇大将军、闽广都督兵马招讨使兼提举福建广东市舶。 尽杀南外宗室 蒲寿庚降元后，尽杀南外宗室和，此事应是事实，但资料上对其时间和细节的记载却有些不同。 一说在至元十四年七月张世杰自潮州从海上回军攻泉州城时。 明·何乔远《闽书》记：“明年七月，张世杰自海上回军攻城，寿庚遣其党孙胜夫诣杭求唆都援兵，自与尤永贤、王与、金泳协谋拒守，尽杀淮军、宗子之在城者。攻凡九十日不下，世杰解去。” 明·阳思谦《泉州府志》记：“及张世杰回军攻城，宗室又欲应之。寿庚置酒延宗室欲与议城守事，酒中尽杀之。” 郑思肖《心史》：“二年丁丑，泉州素多宗子，闻张少保至，宗子纠集万余人出迎王师。叛臣蒲受畊闭城三日，尽杀南外宗子数万人。” 一说在至元十三年端宗赵昰至泉时。 清·乾隆《泉州府志·拾遗》记：“宋主昰舟至泉，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或劝世杰留寿庚，则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共掠其赀，寿庚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 《闽书》云：蒲寿庚“尽杀准军、宗子之在城者。”清·乾隆《泉州府志·拾遗》云：“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但蒲寿庚究竟杀了多少人，历史资料说法不一。 宋宗室太祖派十二世孙赵由在元末完成的《璿源图谱》中说：“……南外宗室三千余人，悉为其害。” 郑思肖《心史》说：“尽杀南外宗子数万人。” 《永春云台赵氏族谱》记杀五千余人。 赵氏《南外天源族谱》记杀三千人。 《宋史》说二千三百余人。 《泉州府志·纪兵》说：“尽害宗室千余人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备极惨毒。” 日本·桑原氏《蒲寿庚考》引明·阳思谦《泉州府志》说：“尽杀宗室千余人……此当仅为男子能执武器者。” 据王寒枫《关于蒲寿庚几个问题的探讨》考证，估计蒲寿庚大概屠杀了六、七千人。其中：南外宗室三千余人，淮兵二千五百人，士大夫不知数。 仕元 至元十四年，元朝于泉州设市舶司。四月，董文炳谒见元世祖时说：“寿庚素主市舶，谓宜重其事权，使为我捍海寇，诱诸蛮臣服。”这正是元朝统治者重用蒲寿庚之用意。 至元十四年七月，蒲寿庚任镇国上将军、江西行省参知政事。 至元十四年七月，南宋·张世杰从潮州回师泉州，“欲得蒲寿庚而甘心”，与义军陈吊眼、畲族许夫人等协力讨蒲寿庚，声势浩大。这是一场关系到蒲氏及其家族命运的生死决战，但当时元军主力不在泉州，守城兵力单薄，城内又有宋朝遗民内应，形势对蒲寿庚极其不利。蒲寿庚一方面派遣孙胜夫诣杭州求援兵，一方面与尤永贤、王与、金泳等部将“协谋拒守”，“晨夜血战”。十月，张世杰围泉州城70多天后，因元·元帅唆都等来援，被迫解泉州围南撤，复返广东。这场保卫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残宋的士气和力量，基本上消除了闽南地区反复拉锯的局面，巩固了元朝在福建的统治。 至元十五年三月，蒲寿庚任福建行省参知政事。八月，蒲寿庚任福建行省中书左丞，“镇抚濒海诸郡”。 至元十六年二月，蒲寿庚的舟师奉旨配合元军主力进击广东，“会追二王”，张世杰遗于崖山，幼主祥兴帝赴海死，宋亡。 至元二十一年八月，蒲寿庚任江淮等处行省中书左丞兼泉州分省平章政事。 蒲寿庚对那些虽然怀旧但没有参与抗元斗争的宋朝故臣颇注意笼络。如推举原吉安知州庄弥邵、原刑部郎中庄弥大分别为肇庆路治中和广州路治中；对那些因故幸免的宋室宗子后来也不再追究，甚至还授录为官。这种策略对稳定局势、巩固统治起了积极作用。 蒲寿庚於宋元转变之际，显赫一时，其子孙在元朝，亦颇得志。按蒲寿庚三子：师文、师斯、均文。师文于至元十八年，尝兼任提举福建道市舶，且以功袭职，官为福建平海行中书省。师斯子崇谟，官至行省平章政事。 后代 抛开道德不论，表面上看蒲寿庚降元维护了自己家族和泉州穆斯林的利益，短期内也似乎如此，但随后蒲氏家族和泉州穆斯林却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数十年后，蒲氏后人与元庭争利，元庭派兵攻入泉州，使泉州的回族与伊斯兰教遭到了严重破坏，“凡西域人尽歼之，胡发高鼻有误杀者。闭门行诛三日”；事后即“发蒲贼诸冢，得诸宝货无计。寿庚长子师文性残忍，杀宋宗子皆决其手。圹中宝物尤多，圹志玛瑙石为之”；“凡蒲尸皆裸体，面西方”；“悉令具五刑而诛之，弃其胾于猪槽中，报在宋行弑逆也”。蒲氏家族信伊斯兰教，故“裸体，面西方”，穆斯林忌猪，砍其身于猪槽中是最大的侮辱。仇恨至挖墓刑尸，那必非常残暴地屠杀蒲氏族人，得及时外躲或刚好在外者，才能幸免于难。穆斯林资财、住宅、礼拜寺等大半毁于烧杀和劫掠之中。这就是泉州城、泉州港衰落的开始，也是泉州穆斯林衰落的开始。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对卖国求荣助纣为虐的蒲氏深恶痛绝，下令将蒲氏族人充军流放，为娼为奴，不得登仕籍。蒲氏从富族成为贱族达数百年，真是天网恢恢，恶有恶报。而当时许多回人也都耻于和蒲寿庚牵连上关系，把他称为“无耻的叛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