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经济状况（一）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剥夺权利。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谓“强干弱枝”“守内虚外”。宋朝的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唐末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 编辑本段经济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 农业 宋代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又注重农具改进，农业发展迅速。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在山区出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等。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至道二年（996年），全国耕地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万七千五百余顷。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一般农田每年可亩收一石，江浙地区一年可达到二至三石。北宋时宋真宗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分给江淮两浙，就是后来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黄籼米[1]。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业发展迅速。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来到南方。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今苏、浙、皖、闽、赣、鄂、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麻的地区也在增加。南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苏州）为代表，有“苏湖熟，天下足”（指苏州和湖州）或“苏常熟，天下足”（指苏州和常州）之称。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2]，糖已经成广泛使用的食品，出现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制塘术的专著：王灼著《糖霜谱》[3]。 手工业 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煤等。北宋时期金属矿藏达到两百七十余处，较唐朝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 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西北地方流行毛织业，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川蜀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时有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禹州的钧窑、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弟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名瓷窑，和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西亚等地区。其中钧瓷以神奇的窑变特色和每年36件的稀有产量而位居宋瓷之冠。 宋朝时期，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秆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好。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金融商业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会子危机 会子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仅三百万贯。到干道四年仅七年的时间，发行额增加到七百万贯。之后固定在一千万贯。尽管会子的加印与隆兴北伐有关，但是由于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没有相应追加，币值增长指数已经达到300%以上。到理宗淳佑六年，会子发行额增加六十五倍。会子虽与铜钱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会子不断贬值，两者汇率也急遽走低。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犹如脱缰野马，出现了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嘉定二年，会子换界。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这无异于宣布会子已经信用破产。但是这依然没能阻止拒收会子的风潮，会子也进一步贬值。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嘉定五年后危机才渐渐平息。从此之后，会子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廿五个百分点。十八界会子发行量更加大。米价涨到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年间的十一倍。淳佑七年，理宗颁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但是两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却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已与废纸无异。景定五年，贾似道规定十七界会子须在一月之内全部换成十八界会子，并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宣布关子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为一比三。结果通货膨胀更恶性发作。 海外贸易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板桥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嘉兴府（秀州）澉浦镇（今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4]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立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现在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欧亚地区五十八个国家[5]。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6]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从北宋皇佑（1049年—1054年）的53万贯，治平（1064年—1067年）63万贯，到了南宋绍兴（1131年—1162年）已达200万贯，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的繁荣起重要作用。 南宋时期，宋朝在与金和大理的交界处设立榷场来互通有无。宋朝出口药材、茶叶、棉花、犀角、象牙等，进口北珠、人参、毛皮、马匹等货物。民间也有大量的走私贸易。由于宋朝铜钱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东南亚和西亚，而当时的朝鲜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货，改用宋钱。 南宋官员卫生间水准不输写字楼 闲翻《南宋馆阁录》，南宋官员的工作条件更是了得，秘书省还设有浴室呢：“国史日历所在道山堂之东，北一间为澡圊、过道。”注文进一步说明：“内设澡室并手巾、水盆，后为圊。仪鸾司掌洒扫，厕板不得污秽，净纸不得狼藉，水盆不得停滓，手巾不得积垢，平地不得湿烂。” 南宋以杭州为首都，江南湿热且水源丰富，因此社会上下都有爱洗澡的习惯，临安城里营利性的澡堂就很多，以至形成了独立的一个行业———“香水行”（《都城纪胜》）。至于私人在家中洗澡更是普遍而平常的事情，特别是夏天不停出汗，一天里至少要浴身一次。宋词中，美滋滋形容夏日“晚浴”后心身舒爽状态的妙句比比皆是。因此，官署中设澡堂也不过是社会普遍风气的反映，原不足怪。 更有意思的一点，在这里，是前为浴室、后为厕所（“圊”），方便之后洗手用的水盆、毛巾是安置在浴室里，官员们如厕之后，要到浴室里完成洗手的程序，如此的空间安排，居然与现代居室当中的卫生间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啊！ 专门配备水盆、手巾在厕所旁边的浴室里，也说明，当时的人，至少有教养阶层的人，有便后洗手的习惯———实际上这一习惯早在晋代就已确立。“净纸不得狼藉”更说明当时普遍地以纸来拭秽，而且，厕所里总是整齐地备有“净纸”供前来的人使用，这样的卫生观念搁到今天也不落后啊。管理规则也清楚而严格，要求“仪鸾司”的杂工随时维持“卫生间”的清洁，不许懈怠：浴室里，官员洗澡之后，地面上不得留有积水、泥污；厕所里，坑位两旁的木板不得残留屎尿秽迹；净纸被如厕人碰乱之后，也要随时重新码放整齐；当时，洗手会使用有去污效力的澡豆，因此，用过的水盆里就会有澡豆末的沉滓，必须立刻换为清水；擦手巾一旦弄脏，也要即刻更换。这简直赶上今日写字楼里的卫生管理了嘛！ 编辑本段科技 两宋时期，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推动之下，科学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两宋的科技成就，不仅成为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高峰，而且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居于领先地位。别的且不说，就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我国古代四大发明，其中的三项—活字印刷、火yao、指南针—就是在两宋时期完成或开始应用的。讲到两宋科学技术时，人们还常常提到沈括及他的《梦溪笔谈》。如李约瑟博士把沈括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然而，在两宋时期的科学技术成就，决不仅仅是三大发明，沈括及其《梦溪笔谈》。如数学方面，两宋时期可谓在中国古代以筹算为主要计算工具的传统数学的发展过程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都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如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比西方早了近800年，多元高次方程组解法和一次同余式的解法要比西方早500余年，高次有限差分法要比西方早400余年等等。贾宪、秦九韶、杨辉等数学家，堪称中国数学发展史上的杰出代表人物。至于天文、物理、化学等等，两宋的成就也令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