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五章 凡尔赛宫（上）

    张继顿了顿，接着说道：“而无论是对于贵国、英国、奥地利和俄国这样的传统强国，还是对于普鲁士这样的新兴强国，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潜在殖民地都是攸关生死的，因此，贵国与普鲁士之间的矛盾是根本性的，而战争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即便能够拖延一时，只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战争就如同一柄悬在贵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有可能坠落下来。之前白金汉宫的欢迎舞会上，我也曾向维多利亚女王陛下表达过这一观点，她并没有明确回答我，只是表示英国希望能够尽可能地避免战争的爆发。”

    张继顿了顿，接着说道：“我相信维多利亚女王陛下说的是实话，对于贵国这样的传统强国，即便在战争中取胜，也无法得到更多的直接利益，而一旦在战争中失败，失去的却将是无法承受之重。而对于普鲁士这样的新兴强国，如果在战争中取胜，得到的就将是欧洲大陆的霸权以及广阔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潜在殖民地。即便在战争中失败，也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这就好比是一场豪赌，贵国是腰缠万贯的赌客，普鲁士则是穷困潦倒的赌徒，而输赢概率又不均等，普鲁士当然愿意放手一搏了。只不过，这场豪赌赌的是国运罢了。一方是尽量避免开战，一方是竭力促成开战，让·塔里昂先生，您认为，哪一方更占据优势呢？”

    让·塔里昂面色凝重地点点头，说道：“张先生，虽然不情愿，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并不占据优势。不过，热爱自由重于生命的法兰西民族是不可征服的。历史上，法兰西民族多次面临外敌入侵，却从未屈服。两千年前，我们以自己的血rou之躯击溃了凯撒领导的罗马军队，保卫了自己的自由。四百二十八年前，我们在圣女贞德的率领下，以上帝之名，冲向英国人的铁蹄，收回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世代生存的家园。七十九年前，为了坚持‘无代表，不纳税’的古老法律，为了守护自己的自由和尊严不被波旁家族无情地践踏，我们攻打了象征着暴政的巴士底狱并把那个暴君送上了断头台。七十五年前，我们在拿破仑陛下的率领下，击溃了反法联军，挫败了‘反法同盟’的阴谋。现在，也是一样的。您还记得您三年前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要生命，还是要自由？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于我而言，不自由，毋宁死’。我想告诉您的是，对于陛下、我和千千万万法国民众而言，不自由，毋宁死。”

    让·塔里昂的这番话回顾历史，立足现实，特别是结尾还引用了张继三年前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内容，极富煽动性，张继也不由得感到热血上涌，呼吸变得粗重起来。

    这时，让·塔里昂话锋一转，开门见山地说道：“张先生，我更感兴趣的是您和贵国对普鲁士和法国之间的这场战争的态度。”

    张继略微一怔，已经完全明了让·塔里昂的用意所在了，他迅速恢复了理智，正色道：“三年前，拿破仑三世陛下和法国民众坚定地站在了中国这一边，在中英战争中严守中立，给予了中国政府和民众以宝贵的支持。三年后，中国政府和民众也会投桃报李，竭尽全力支持法国民众的。考虑到空间距离和国力差距的因素，这种支持更有可能仅仅是道义上的。但是，这种道义上的支持是真挚的，完全出于一片赤诚。”

    以外交辞令而言，张继的回答几乎无可挑剔。让·塔里昂虽然没有听到自己理想中的答案，但是，这样的答案已经是等而次之的了。

    于是，让·塔里昂也笑着说道：“张先生，谢谢您，也谢谢贵国政府和人民。”

    ……

    第三天上午，联合使团的成员们乘坐的火车停靠在圣路易火车站，他们抵达了此次法国之行的第二站——巴黎。

    巴黎是法国的首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有“世界花都”之称。巴黎原本只是塞纳河上的一个小渔村。公元358年，罗马帝国开始在这里建造堡垒，这一年也就因此被视为巴黎建城元年。公元508年，法兰克王国定都于此，巴黎开始逐渐成为当时欧洲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走出圣路易火车站，就是有着“全世界最美丽街道”之称的香榭丽舍大街。香榭丽舍大街是巴黎的主街道，连接着卢浮宫、爱丽舍宫、协和广场和凯旋门等巴黎的重要地标建筑，被认为是巴黎这座历史之城、美食之都和文艺之地的精华所在。

    走在香榭丽大街上，看着大街中央游人如织、车水马龙的繁华和大街两旁被浓密法国梧桐掩映下的悠闲，品味着成千上万的橱窗里琳琅满目的时尚设计和数不清的餐馆和咖啡厅里令人垂涎的珍馐佳肴，华丽、优雅、闲情、美丽，俨然成了它的代名词。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有的人衣着光鲜，有的人整结素雅，有的人青春热烈，也有的人简单随意，却都没有一丝的矫揉造作……这些都令联合使团的成员们叹为观止。

    江西巡抚刘坤一摇摇头，说道：“巴黎奢华浮躁，物欲横流，不像北京，完全没有都城的气势，倒像是扬州，一派市井气息。伦敦就不同，一切都井井有条，肃穆庄严，才配得上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威风。现在想来，当年拿破仑的失败倒不是偶然的，恐怕也与其军事部署关系不大，甚至可以说，工业实力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反倒与其民族特质有着莫大的关联。巴黎的建筑美轮美奂，各色商品让人应接不暇，分明就是一座消金窟。反观伦敦，建筑风格低调内敛，出了宫廷，就是大学和工厂，使人有一种蓬勃向上之感。我想，当年拿破仑的失败就是法国这样的民族特质造成的。同样地，威灵顿公爵的胜利也是得益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