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资料

    今天人在外面，暂存一点资料，回去码字用的到。

    宋仁宗时期名人有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包拯、张尧佐、王德用、王素等。

    苏东坡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蟹】流人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蟹】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像这麼豪迈潇洒的气慨，不是每个人都发得出来的。它来自一颗被百般淬炼的灵魂。或许，您也耳闻过他的鼎鼎大名，不错，他就是自号「东坡居士」的大文豪－－苏轼。九百多年前，四川眉山住著一户姓苏的人家。也许是老天的「情有独钟」吧？这小小一户人家，竟然接连出了三位大文学家。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和东坡先生一样，也都各有一片文学的天空。一门三杰，传为文坛佳话。宋仁宗嘉佑二年也就是西元一0五七年，二十二岁的苏东坡，参加礼部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震惊了主考官欧阳修。这位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面对年纪轻轻的苏东坡，也不得不说：「吾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二十五岁那年，苏东坡踏上了政治旅途。

    在宋仁宗和宋神宗「欣赏的眼神」中，展现了另一种才华。神宗时候，宰相王安石创行新法，苏东坡认为新法不能便民，和他意见不合，闹得几乎水火不容。率性的苏东坡懒得做无谓的争吵，乾脆自求外放，被调任杭州通判。杭州三年，是东坡生命史上最浪漫的一页。他深情写著：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美丽的西湖之畔，苏东坡毫无保留的显露出诗酒风【蟹】流的文人性格。他不但游山玩水，遍赏杭州美景，他更纳了侍妾「朝云」，陪伴他共赴未来的坎坷。苏东坡忠君爱国的心志非常强烈。只要看到对百姓不利的事情，他便在诗文当中表现出来，终於为自己撒下悲痛的种子，伏下了日后贬谪奔波的命运。杭州任满后，又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如此折腾下来，东坡已经四十四岁。湖州到任还不到三个月，苏东坡就因为「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这是一场文字冤狱，史称「乌台诗案」。原因是有人为了抹黑他，故意把苏东坡所写的诗句，百般扭曲，大作文章。苏东坡被关进牢后，在身心俱受挫折当中，并没有被击倒。他从挫折中磨练自己的心志，提升自己的情感。那一身刺人的锋芒，那一些嬉笑怒骂，容易得罪人的锐气消失了。一种英华内敛、明净成熟的旷达胸襟，终於慢慢形成了。狱中百余日，苏东坡脱胎换骨。从此，现实的悲苦，难不倒他。从此，人生的困境，困不住他。我们看到一个崭新的生命，从狱中走出来，走向不怨不悔的人生。坎坷的际遇可以雕塑历史巨人，苏东坡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没有这一桩冤狱的折磨，我们可能看不到那样旷达的人生态度，看不到文学史上顶尖的杰作。出狱以后，东坡被发放到黄州去担任团练副使，相当於现在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职位虽然低微，四十五岁的东坡先生却逆来顺受，因为，他的人生观已经超越世俗了。黄州五年，是苏东坡人生的转捩点。在黄州那样僻陋贫瘠的寂寞之乡，苏东坡抚平了少年的激情和傲气。他的作品风格，也在忧患之中，有了深刻的转变。也因为有了高旷的人生境界，苏东坡虽穷，却不苦。他脚穿便鞋，头带方巾，和村夫野老打成一片。贬谪流放的郁闷，留给那些想不开的人吧！苏东坡早就打定主义，要面对现实，快乐的活下去。因为，一切都不算是苦，只是人生的一种历练而已。宋神宗元丰七年，苏东坡离开了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於长途跋涉，旅途劳顿，东坡的幼儿竟不幸夭折。在哀痛的心情下，苏东坡上书请求暂时先到常州居住。汝州不但路途遥远，而且路费已尽，希望可以不去，结果批准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了。哲宗登基后，秉承神宗爱才的心情，对苏东坡礼遇有加。

    短短一两年之间，苏东坡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直上礼部尚书。这是他宦海一生的高潮。可惜好景不常。为了替百姓谋福利，苏东坡仍不时与人发生冲突。在火爆的政治气氛中，外调的念头再度升起。五十四岁这年，朝廷批下公文，准许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担任杭州太守。阔别十六年，苏东坡重返杭州的心情是欣喜的。而杭州百姓对老长官的再度光临，也表示了极大的热情。才刚到任，苏东坡就为天灾人祸忙得不可开交。在杭州他曾有一项重大建设，那就是在西湖筑堤，世人称为苏堤，在防洪水利上有相当的贡献。后来，由於皇太后（英宗皇后）的眷顾，特别召他回朝。但是不久，就又匆匆外放颖州。东坡流放的日子，一直要到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时才结束。但是，他的人生也在这个时候走到了尽头。大赦的次年，东坡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沈括

    沈括，字存中，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生于浙江钱塘（今杭州）一官僚家庭。自幼勤奋好读，在母亲的指导下，14岁就读完了家中的藏书。24岁开始踏上仕途，三年后，被推荐到京师昭文馆编校书籍，在这里他开始研究天文历算。晚年他在梦溪园认真总结自己一生的经历和科学活动，写出了闻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梦溪笔谈》和《忘怀录》等。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沈括逝世。

    《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是沈括一生社会和科学活动的总结。书中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文学、史学、考古、音乐和艺术等共600余条。其中200多条属于科技方面，记载了他的许多发明、发现和真知灼见。《梦溪笔谈》中还第一次明确地谈到磁针的偏角问题。

    沈括十分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著有关于农业的《圩田五说》、《万春圩图书》等关于圩田方面的书。

    沈括还是一个杰出的天文学家。《浑仪议》、《浮漏议》和《景表议》等三篇论文中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详细说明了改革仪器的原理，阐发了自己的天文学见解，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晚年他又进一步提出了用“十二气历”代替原来历法的主张。沈括所设计的这个历法是比较科学的，它既符合天体运行的实际，也有利于农业活动的安排。

    在光学方面，他对中国古代传下来的所谓“透光镜”(一种在背面能看到正面图案花纹的铜镜)的透光原因也做了一些较科学的解释，推动了后来对“透光镜”的研究。

    沈括在数学方面也有精湛的研究。他从实际计算需要出发，创立了“隙积术”和“会圆术”。沈括的研究，发展了自《九章算术》以来的等差级数问题，在中国古代数学史上开辟了高阶等差级数研究的方向。“会圆术”这一方法的创立，不仅促进了平面几何学的发展，而且在天文计算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为中国球面三角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沈括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他还是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军事家、外交家和政治家；同时，他博学善文，对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无所不精。他晚年所著的《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梦溪笔谈》不仅是中国古代的学术宝库，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曾经说：沈括这样的人在全世界数学史上找不到，只有中国出了这么一个。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称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大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通鉴》的编写，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一二两步，在主编指导下由助手完成，第三步则完全由主编一人完成。全书的发凡起例由主编拿出后，编写过程中的具体方法和原则，司马光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的选材。丛目、长编的取材尽量广泛，提出“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所选史料内容则着重在国家兴亡、政策得失、君臣道德等方面，目的在提供治国借鉴，反映生民休戚的情况。这样，所收史料除正史之外，诸如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总集别集、传状碑志等总数不下300多种。长编长达650O多卷，3000多万字。

    二、精心的考异。只有真实才有价值，只有有价值才能具备借鉴作用。任何史家著史都要对史料进行考异，而司马光除将考异所选史料收入正文之外，又将各种不同的说法和鉴别理由加以逐条说明，著成《通鉴考异》30卷，与《通鉴》一起奉上。由于考异中“抉择幽隐，校计毫厘”的严谨态度，大大增强了史著的可靠性、真实性，《通鉴》以信史著称，离不开《考异》的辅翼作用。而这种著史方式，为后世史家沿用，清代以考证史实见长的乾嘉学派，正是沿着这条路子发展起来的。

    三、编制目录。《通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史实，是一部总计294卷的长篇巨著，为翻检方便，于修史同时编写《通鉴目录》30卷，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通鉴》体更臻于完善，将我国的历史编纂学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四、完善史体。编年体记事简明扼要，但受时间限制使史事拖沓割裂，不易反映全貌。司马光注意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为交待前因后果，大量采用连载、主载、附叙、追叙、补叙等写法，带有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性质，表现出突破编年体，酝酿纪事本末体的趋势，对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有启迪先导之功。这一改造，使古老的编年体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后世仿作接踵以起，形成了一个从古至今的编年史书系统。这一系统中，《通鉴》以通史成书，便干“探明变化之由，寻求演变之迹”，与唐宋以来社会上“主通明变”的思潮相吻合，也与“资治通鉴”的目的相一致。

    五、加工贯通。集体写书，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晓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胜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六、撰写附论。我国史家借论赞以寓褒贬劝戒之意，已成传统。司马光在《通鉴》一书中附论，不仅数量多，而且篇幅长。全书附有180多篇，80多篇援引他人之论，其余全为亲手撰写。所论多为治乱之因，君臣之道，是在以往所写史论与奏疏基础上，因史事而发挥，就时事而议论。字里行间，充满着匡辅的诚意和情感，寓褒贬臧否于其中，体现出因事劝谏的良苦用心，无论是民族问题还是用人原则，都针对现状提出了革除弊政的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更具匠心的是，这么多的附论，与《通鉴》的内容取舍编排，竟是这样的浑然一体而不可分割，成为贯彻“资治”这一著史目的的点睛之笔。详实、体例精善、叙事生动、议论深刻、文风质朴的史学巨著终于完成了。主编司马光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估量的。在《进通鉴表》中，他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目力不足，继之以夜。”有人见其残稿堆积有两屋之多，皆蝇头小字，字字端谨，无一字潦草。书成之后，66岁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了。所以倾毕生精力于此书，还在于寄托其治国的热望，他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这样，他也就“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了”。这不正说明了他著史是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吗？

    实际上，《通鉴》的著述意义，已远远超过作者的本意，它不仅为统治者提供“资治”的借鉴，也给全社会提供了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暗此理。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近千年的历史证明：《通鉴》已与《史记》一样，被人们并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教益大众。而研究者代不乏人，使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即“通鉴学”。如今，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也是其卓绝贡献的必然结果。

    司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鉴》系列著作中，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历年图》七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种，200余卷，是他对我国史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诗词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孝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话》、《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政见不同而未能有更多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随着要求废除新法的浪潮被迎回宫中，担任了相职，开始“元佑更化”，尽罢新法。他执政一年半，竭尽全力日夜cao劳，耗尽了毕生心血之后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灵柩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至于画像祭奠的“天下皆是，家家挂象，饭食必祝”。一个封建社会中的宰相，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实属罕见，也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