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洋务顽固之争

    同治五年（1866年2月）奕欣等奏请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有必要交待一句，在同治公布新政之前，清朝就已设立了同文馆，主要教习西洋各项事务）并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入馆学习。他们详细阐明了学习西法的重要性：当今既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如不借西人、西法为先导，探求机巧之原、制作之本，则恐师心自用，徒费金钱，仍无裨于实际。对于以“师法西人”为耳的谬论，他们着重驳斥说：“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新。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亦必有成。”环视全球，“独中国狃子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为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

    虽然洋务派说的句句在理，同治也倾全力支持，但依然有顽固派官僚对弈欣等人设立京师同文馆，并且延聘西人担任教习大为不满，制造种种流言蜚语。而同文馆拟添设天文算学馆，并招收科甲正途出身人员的消息传出后，顽固派一片鼓噪声。监察御史张盛藻率先上折反对，他们：“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他认为，自强之道在于朝廷“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等，对臣民惟有讲求“气节”，依靠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泽，以尧舜孔孟之道进行教育、培养，万不可以“重名利而轻气节”。为此，他建议：设立天文算学馆，宜责成钦天监招考颖悟年少之天文、算学生入馆学习；至于轮船枪炮一事，则宜由工部遴选能工巧匠或军营武弁，令其专心演习，传授其法，“不必用科甲正途官员肄习其事，以养士气而专责成”。他还特别强调“此举于士习人心大有关系”，请求饬令在廷诸大臣悉心妥议。

    次日，同治帝发布上谕，指出“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正途人员用心较精，则学习自易，亦于读书学道无所偏废。是以派令徐继畲总管其事，以专责成，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何至有碍于人心士习耶？”裁定“该御史请饬廷臣妥议之处，着毋庸议。”驳回张盛藻的反对意见。但是，顽固派并不甘心就此罢休。

    就在同治以为平息了洋务派与顽固派的纷争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出场了，他就是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同治的老师）上名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的奏折，认为天文算学不过是“一艺之末”，而正途人员奉夷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愿意传授，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造就者也不过是“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够起衰振弱的。他进一步说：如果科甲正途人员“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积，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为此，他请求朝廷“宸衷独断，立罢前议，以维大局，而弥隐患。”

    同治将此折发交讨论。由于倭仁在奏折中使用了许多煽动性词语，再加上他的身份地位举足轻重，因此，在顽固守旧的封建士大夫中起到了动员的作用，形成一股反对西学的逆流。

    三月初二日，奕訢等人上奏，驳斥倭仁的论点。他们强调说：目前奏请开设天文算学馆，实为制造轮船及各机器之张本，并非“空讲孤虚，侈谈术数”。他们进一步指出：洋人敢入中国而肆行无忌，因其在数十年前即处心积虑，凡中国语言文字，形势虚实，一举一动无不周知；而彼族之举动，我则一无所知，徒以道义空谈，纷争不已，及今设法求和，又复众议交攻，一误何堪再误！并援引李鸿章的话，指斥顽固派“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yin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他们声明顽固派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司，足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到了初八日，倭仁再次上奏，强辩说：同文馆延聘夷人教习天文算学一事，“若王大臣等果有把握，使算法必能精通，机器必能巧制，中国读书之人必不为该夷所用，该夷丑类必为中国所歼，则上可纾宵旰之忧劳，下可伸臣民之义愤，岂不甚善？如或不然，则未收实效，先失人心，又不如不行之这愈耳。”他的结论是设立同文馆实属“多此一举，转达致于人才、政体两无裨益。”同治无奈又将其奏折公布，发交讨论。其实这也是没办法，要与这些大儒动嘴皮子10岁的同治还是太嫩了。

    十九日，奕欣等人递上折、片各一件，进一步阐明学习西方的必要性。他们明确的指出“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投考者。是臣等未有失人心之道，人心之失倡浮言者失之也。”他们还抓住倭仁奏折中有“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等语，故意将其一军，请旨饬下倭仁酌保数人，即行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督饬。当天，朝廷发布上谕，一面饬令总理衙门“不可再涉游移，即着就现在投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一面着倭仁保荐精通天文算学人才数名，“中国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倭仁马上回奏，承主自己“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请求不必另行设馆。但他仍顽固坚持“天文算学只为末议，即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并非谓欲自强必须讲明算法也。”

    在奕訢等人的策划和同治的默许下，朝廷命倭仁在总理衙门行下次。倭仁坚辞不就，未获允准。他只得称病乞假。

    在得知倭仁的遭遇后，顽固派官僚、通政使于凌辰上奏，替倭仁解围，他说：如果在同文馆天文算学馆之外，另设一馆，将会造成“学洋人者势必愈尊洋人，不学洋人者势必愈鄙洋人”的局面，由此而愈激愈争，愈争而愈不可解，而党患成矣。他请求朝廷“密筹消弭，防患未形”，以免朋党之祸。

    他的这番言论虽然表面是为倭仁开脱，但其中内情同治也是听进去了，的确若党争一开，国无宁日，对自己屠灭列强的志愿也很难达成，同治在以后的朝政中始终小心的平衡着两派的势力。

    次日，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通过都察院递上《请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折》。他荒谬地认为，春季以来，久旱不雨，疫疠流行，是“天象示警”，京师舆论皆以为设同文馆所致。他给同文馆加上“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议”、“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等罪名，请求裁撤，或是禁止科甲正途人员报考天文算学馆。他甚至认为即使西方国家“多才多艺层出不穷，而华夷之辨不得不严，尊卑之分不得不定，名器之重不得不惜。”奏折中在对总理衙门诸大臣进行毁时，还涉及到同治。

    奕欣等奏请将杨廷熙折交在廷诸大臣核议，并请求将该衙门现任王大臣暂行开去差使，听候查办。

    二十九日，同治发布上谕，认为杨廷熙所奏“甚属荒谬。”斥责“杨廷熙以知州微员，痛诋在京王大臣，是何居心？”认为“推其原故，总由倭仁自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后，种种推托所致。杨廷熙此折，如系倭仁授意，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即未与闻，而党授门户之风，从此而开，于世道人心在有关系。”接着，以和缓的口气说：“该大学士（倭仁）与国家休戚相关，不应坚持己见，着于假满后，即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任，会同该管王大臣等和衷商酌，共济时难。”又饬令奕欣等“不避嫌怨，力任其难，岂可顾恤浮言，稍涉推诿”。至此，这场争论便告结束。

    其时，不管这场争论的结果如何同治都会支持洋务派，早在争论之初同治就与恭亲王透过底，不管朝臣如何反对，都要把同文馆办下去，如不办理，则以后与外夷交涉会多有不便，此时恭亲王极为叹服同治之远见，但其孰不知，同治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已在心中盘恒许久，因为这项大计划是专门为了大清国最大的敌人而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