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周泽雄文章：文学的虚实与历史的曲直
周泽雄，作家。1963年生于上海，198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做过十几年教师，著有《说文解气》、《耳朵的立场》、《性格辞典》，《齐人物论》作者之一 …………………………………………分割线………………………………………… 文学的虚实与历史的曲直 作者周泽雄 三国实在是一个被谈论得太多的时代，因而也成了被误解得最深的时代。三国中人，大抵盖棺而不能论定，彼等身后的升迁荣辱甚至较生前的戎马岁月更动荡不定，也更富于戏剧性。设若有一艘时间潜艇将这班好汉运抵当今，读着由一位名叫罗贯中的后人为他们撰写的集体传记（且不说还有一位名唤王扶林的导演据此敷演出的八十集电视连续剧），真不敢想象会生何感想。诸葛亮多半会被自己的绝顶智慧弄得目瞪口呆，一俟看到自己竟沦为一仗剑作法的妖道而在七星坛上咒语喃喃，胡乱祭风，大掠周郎之美，或许一羞之下便拂袖而去。随之离席的还有借口‘如厕‘的东吴谋士鲁肃，这位‘体貌魁奇，少有壮节‘的‘狂夫‘型儒将，实在无法接受小说里那位──更不必说还有电视里那位──也叫‘鲁子敬‘的孱头。张飞照例在哈哈大笑，只管用大碗喝着‘人头马‘；关羽，这个极度自负的美髯将军一边暗叫惭愧，一边寻思着哪天去给罗贯中老弟上一回坟去，虽然一出门便受到当代同性恋者的追逐；曹cao沉默无言，只顾嚼着口香糖，眼神里布满‘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般的憔悴。如果个中闹出人命案的话，多半便是周瑜了，这位风liu倜傥、气宇轩昂的东吴大都督，纵然从不曾在‘诸葛村夫‘手下受过气，这次怕要因罗贯中的编派而气绝身亡了。因为，说周公瑾气量偏狭，本来就和说诸葛亮智力平平一样离谱。昔东吴老将程普，仗着三朝元老的身份，对周大都督不理不睬，搭足了架子，由于公瑾天性豁达，不念旧恶，遂重演了一出三国版的《将相和》，致使程普慨然有叹：‘与周公瑾交，如饮醇醪，不饮自醉。‘三国故事肇始于西晋陈寿的《三国志》，该书‘古今訾嗷者非一‘（王士祯语），誉之者如叶适标举为‘笔高处逼司马迁，但少文义缘饰，终胜班固‘，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诃之者即如渔洋山人，至若认为一本我莫识其名的歙人撰写的《季汉书》，较陈著‘不惟名正言顺，抑且文词斐然‘（《池北偶谈》卷十六）。陈寿虽为蜀人，一度在蜀地为官，但考《三国志》的立场，仍以魏为正统，对曹cao及手下众多谋臣武将，着墨既夥，也多褒扬之词。陈寿撰书时，世间已有《魏书》、《吴书》可资取材，独蜀国无史，但这未必便是《三国志》中《蜀书》篇幅最弱的原因。我们发现至少在这位大半辈子生活在三国时代的谯周后人眼里，如关云长、张益德、赵子龙等辈并不被特别看重，对诸葛孔明也非一味赞誉，‘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判词，着实让后人心惊。又百余年后裴松之出，此公鉴于陈寿选材过苛（一方面也是陈寿所能依据的史料当时不过区区三种，由是亦可见叶适所谓‘（裴）注之所载，皆寿弃余‘之不确），遂立志增补。裴松之本着‘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收以补其阙‘的雄心，参较各类著述二百一十种，以超出原著数倍的篇幅，终于使自己获得了几可与陈寿共享署名权的荣誉。虽然裴松之在注中不时加上点个人的指谬辨疑性的评论，总体上仍可把他看成一位囫囵吞枣型的资料收集者；因了他这份辛勤的罗列，我们顺便知道民间的三国热，非自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始。 曹cao形象的嬗变在裴注中已露端倪，盖正始玄风吹拂下的魏晋士大夫在月旦士林、臧否人物上自有一份独特的睿智、宽容和超然，不似后世只知将人判为或善或恶、壁垒分明的两极，是以曹cao之名尚可在jian雄与英雄之间游移。曹caojian相品格的定位至少在有宋一朝已成铁论，不仅孩子们都会‘闻曹cao败，则喜唱快‘（《东坡志林》），其人因是‘汉鬼域‘，抑且为‘君子所不道‘（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二）；而当朱熹《通鉴纲目》中正式确定‘帝蜀寇魏‘的立场时，曹cao的jian相也就只能毕露了；他在去自己千余年的罗贯中笔下沦为古今第一jian人，实在也是无可奈何之事。罗贯中当年着手处理三国故事时，掌握的书籍及民间传唱资料（主要是《三国志评话》）已非常丰富，结构上的经营布局较之人物事件上的摹拟虚构也更为棘手和切要。罗贯中有横空出世之才，《三国演义》规制雄奇，大开大阖，小说的气势已不逊于所描绘的时代。塑造人物匹似顾恺之为人写真，寥寥数语已是颊上添毫，龙首点睛，靡不神情毕肖，千载之后犹猎猎生风，呵之得生。罗贯中执笔时虽未尝一刻稍忘陈、裴之《三国志》，但他的小说在民间却真正促成了对《三国志》的遗忘。然则罗氏所撰究系历史耶？小说耶？ 关于此种体裁有一个现成的抹稀泥似的称谓，曰历史小说，然困惑亦于兹生焉。盖历史与小说本属壁垒分明的两个领域，各秉赋着一套价值标准和cao作规范，虽然太史公（还可以上溯至左丘明）笔法里已多摹拟之情事，但那通常是在须揣摸方得其似的情况下，正孔融所谓‘想当然耳‘之举，虽属历史著述本身的无奈，其初衷却又并非出于对小说笔法的注重，而实在应被视为一种‘原其终始‘的努力，不如此，‘鸿门宴‘将不复闻矣。我们常见的倒是，历史无意于借小说以美容，小说每常演历史为说部。历史小说似对应于小说史，但后者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有之，则林汉达先生编著的《上下五千年》或辽宁少儿出版社的《五千年演义》之属，因致力于史学的蒙学化而奉行一种‘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通俗性原则，是‘小说化历史‘而非‘小说史‘，亦已昭然。历史的小说化乃历史的变节，小说的历史化则不啻为小说的升华，因此，历史学家往往宁受‘少文义缘饰‘的指责而坚守诚信，小说家（当然也包括戏剧家如莎士比亚、如不惜以‘滑稽的方式自由处置历史事件‘并据此写出了《罗慕路斯大帝》的迪伦马特）则每每热衷于涉猎史部，以使作品在叙述的广度和意蕴的深厚上都有所猎获。历史有其不容篡改的神圣性自是毋庸置疑的，小说家天赋有虚构的权力也是不消分说的，如此，当小说家一面要捍卫虚构的特权，一面又不愿对历史题材割爱时，神圣历史的马其诺防线只能接受崩溃的结局，不复有尊严可言。历史小说，这并非对历史的另一种描述，而只是小说的别一种写法。准乎此，历史本身的尊严便被置诸小说的法则之下，成为小说家厨房里聊供烹饪之需的鸡鸭鱼rou。 回到罗贯中《三国演义》。清章学诚在《丙辰札记》里已用‘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界定了它的虚实结构，肯定了罗氏对历史的基本忠实。我无意对‘七实三虚‘的比例作出质疑，而更想对其内容加以关注，即何者可虚？何者当实？ 答案并不因问题的重要而显得棘手，只要稍稍比照一下《三国志》就会发现，小说忠实者事，虚构者人。应该指出，在小说家对历史的改编中，所谓‘忠实‘只是被视为一种手段而纳入构思的，相形之下，改编事件较之虚构人物风险更大。事件，尤其当这些事件又是如官渡之战、赤壁大战、彝陵之役那样众所周知、耳熟能详的话，就更由不得小说家施展想象，任意涂窜。在罗贯中那里我们发现，尊重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是作为小说的叙述前提和基本背景加以考虑的，它的‘七分‘真实多半集中于此，以便腾出手脚，在虚构人物上略略施展，‘三分虚构‘即着墨于此。我们且试着看看罗氏笔下的曹cao如何？ 若以‘赢得生前身后名‘作为衡量伟人的标志，曹cao显然是要落选的，和周瑜同其结局。三国时人，除了被满中国祭祀的忠勇典型关云长，大概只有曾让杜甫寻觅其祠堂的诸葛孔明可以受此殊荣，而曾被我们明哲的鲁迅先生断定‘至少是个英雄‘的阿瞒（已故主席也曾默诵其遗篇），却尝尽了‘死去原知万事空‘的滋味。在《三国志》里，陈寿对曹cao的评价可说是迥出众人之上，读其仿‘太史公语‘的‘评曰‘，如‘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尽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古今能得此等判语者实在为数寥寥，而在三国时代，又正可谓‘舍此不作第二人想‘。想陈寿固非曲语阿世之徒，那么，一个少壮时高歌‘天地间，人为贵‘，中年时吟咏‘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晚年时不惜以‘烈士‘悲情抒发‘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之志的雄杰，逮至后世竟忽忽成了千夫所指的大jian雄，实属匪夷所思。曹cao不少为人诟病的劣迹，追究起来都不无可疑。即以杀吕伯奢为例，按此事出自吴人所著之《魏书》，立场本就飘忽，而其所叙之事境，又极为离奇乖情，很难按事件的逻辑加以还原。那句令曹cao遗臭万年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原属野史裨语，颇难征信。又曹cao之迫荀彧自杀，亦非铁论。细想荀文若赴濡须坞途中尚与曹丕谈艺论剑，言笑正欢，其人雄杰之气固较曹cao远甚，说谋论智，却也相差不远。曹cao若有杀荀之意，荀君绝无不睹先兆之理。虽然，持此论者大多从荀彧反对曹氏篡汉自立着眼，认为曹cao杀荀，非为无故。倘如是，不过又一揣摩情事而已，以之存疑则可，据之立论则谬。罗贯中著小说本着‘兼采为美‘的信条，对史料基本上抱着‘拿来主义‘的态度，对一般视为信史的陈寿《三国志》并无多少侧重。读者若有意比照孙盛《魏氏春秋》、司马彪《九州春秋》、王沈《魏书》等籍（裴注中对这几部书颇多采集），会发现罗氏《三国演义》，纯出之想象添加的笔墨竟意外地少。即使面对笔力集中贯注的曹cao，罗贯中似乎也并没有特地发明多少虚构细节以供编派之用，他只是尽可能充分地将已有材料加以探掘组合而已。因此，罗贯中与其说艺术地再现了曹cao，毋宁说乃是曹cao劣行败迹的传述者和集大成者。 罗贯中笔下的曹cao，jian滑之气溢出尺幅，狼戾之心随处可见，作为文学长廊中的一个艺术形象，他不仅在中国文学中为仅见，放诸世界，亦难逢敌手。西人马基雅维里若获知曹公行状，真不知要何等欣喜若狂了。有曹cao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例征，他的《君主论》无疑将写得更为出色，‘马基雅维里主义‘也将更具说服力。曹cao在罗贯中笔下，除却杀吕伯奢和借粮官人头以安军心两桩著例外，他如对许攸跣足相迎、‘拔剑斩近侍‘及‘抹书间韩遂‘诸节，在在都显出其人惊世之伪。我们说过罗贯中写曹cao多事出有因而通常又非真凭实据，他认同了前人对曹cao不一定符合事实的大量著述，只从艺术效果而非历史公正的角度遴选材料；又因为罗贯中在小说上也正有着他笔下曹cao那份‘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的才能，遂使他成了曹cao形象的最终完成者，他施诸孟德的笔墨也同时成了针对其人的终审判决。 对罗贯中我们当然抱着崇高的谢忱，也无意否定他塑造人物上的非凡功德，但问题在于，我们如此给一位生前即因其‘宦官出身‘而不曾得到公正评价的‘非常之人‘涂上花脸（读其《让县自明本志令》可知），就没有一点愧疚之情吗？我要说的不是罗贯中是否有权如此处理曹cao──他当然有权，而只想对人间公正意识的脆弱稍表缺憾：我们一方面在现实社会中借助法律的大纛，决不容忍任何施诸己身的诽谤行为，一方面却觉得可以认同一位比利时侦探赫克尔•；波洛的怪论‘对死人不存在诽谤‘，而将小说的魅力置诸公正概念之上，听任某个古人饱受着千年冤曲。何况，这位古人又并非李鸿章‘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者流。中国人历来强调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阿瞒不可能无所萦怀。文学以虚实相间为美，历史以诚实不欺为上，而当小说干犯了历史，追求名留青史的曹cao也就只能沦为谈笑中人、戏曲中人。为曹cao翻案之所以难以成功，并非当年郭沫若、翦伯赞等人呐喊不力，事实上是由于吾人不忍失去这么一位任人奚落的对象。由此我们可见所谓‘时间是最公正的‘这一陈述的苍白和不可尽信。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不宜全然算到那些暴君头上，善良的百姓也从来有着不善良的那一面，他们那由‘集体无意识‘所策动的观赏心态，常常会演化为某种更致命的群体力量，遂导致一股飓风般蠢动不已的观念施暴行为。一个特多暴君的民族，其子民不可能不具备助纣为虐的意识。某种意义上，罗贯中对曹cao的歪曲性描写，也可看成对人心世态的妥协，即使在元末明初，罗氏已无法改变人们心目中对曹cao的‘jian雄‘定位了，这一点我们可从对罗氏《三国演义》的仔细玩味中略得一二。 不过话说回来，其实我一直无法接受罗贯中对曹cao全然否定的说法，不，他对阿瞒还是抱着相当程度理解的，偶尔还会为曹cao加上点闪光之处，‘谋董贼孟德献刀‘即是（按此节史籍不载）。至于罗贯中对刘备之非一味肯定，识者早已指出：摔阿斗时的虚伪，彝陵之战前的暴戾等，罗贯中皆讥讽暗藏。我这么说的另一个理由是，我本人对曹cao不可遏制的偏爱，起初正是读罗贯中《三国演义》时生发的，正如我对刘备的反感，亦假诸罗贯中之手。这里便可见出罗贯中的伟大，或曰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本身的伟大。 探讨一个权谋术最发达的民族何以视真正的权谋大师曹cao为白脸jian雄，是有趣而不乏沉郁的。参照孙子‘兵者，诡道也‘之立论，曹cao正乃一不世出的雄杰，他的一应机变谋略，既不曾逾越兵法的游戏规则，也是生逢乱世时的明智选择。何况，他恢廓宏奇的诗文，礼贤下士、求贤三颁的明哲，都是千载之下无人可及之举。或曰，曹cao的反对者，事实上都是远远无法与孟德比肩之辈，他们既无能具备对计谋的纯粹审美力，又无力在潇洒豪迈上与曹cao争胜，便只能以一副‘技不如人‘者常有的羞恼，试图通过对曹cao行迹的指责，以图捡回一点脆薄的自尊。以此，我们正可了解缘何一个注重君子风范的国度，又恰成修炼‘伪君子术‘的名山道场。从立身行事远不如曹cao的迦太基枭雄汉尼拔却在西方暴得大名中，我们或可汲探国人思维的某些独到之处。 我们需要美妙的文学，我们是否更需要历史的神圣？这是个两难选择，也许，百姓的智慧依旧是最高的智慧，他们的做法是：拒绝选择。 …………………………………………华丽的分割线…………………………………… 梦今天上周先生的这篇文章，是有感于近来网络上出现了某些以考史名义写YY小说来推翻或糟踏古人的之风。小说的创作无可厚非，作者要表达一种思想，一定要通过这样的创作来完成。但是，打着写正史的名义，用寻据论史的名义，以小说的形势给一个作古的人创造一个新的品行，安一个无耻的名声，实在是令人心寒。而一些人，打着维护作者的幌子，喊着正义的口号，极力侮辱和糟蹋提出意见者，并用尽污言秽词来辱骂别人，这种行为更是让人不耻。 周先生这篇文章明里写文学对三国人物的歪曲，可句里行间无不在对歪曲古人的作法进行批判。先生呐喊道：“我们如此给一位生前即因其‘宦官出身‘而不曾得到公正评价的‘非常之人‘涂上花脸（读其《让县自明本志令》可知），就没有一点愧疚之情吗？”这句呐喊针对的绝非曹cao一人。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人被以文学的名义歪曲了，又有多少人正在被文学作品歪曲着。我也想问问，难道这样歪曲古人或恶心古人，就真的没有一点愧疚之情吗？ 周先生给出了这些文人（如果他们也算文人的话）的心态：“我们一方面在现实社会中借助法律的大纛，决不容忍任何施诸己身的诽谤行为，一方面却觉得可以认同一位比利时侦探赫克尔•；波洛的怪论‘对死人不存在诽谤‘，而将小说的魅力置诸公正概念之上，听任某个古人饱受着千年冤曲。由此我们可见所谓‘时间是最公正的‘这一陈述的苍白和不可尽信。历史上的冤假错案不宜全然算到那些暴君头上，善良的百姓也从来有着不善良的那一面，他们那由‘集体无意识‘所策动的观赏心态，常常会演化为某种更致命的群体力量，遂导致一股飓风般蠢动不已的观念施暴行为。”原来如此，就是因为被歪曲或恶心的古人是口不能言的，YY他们不会受到任何报应和法律的制裁，于是乎，就有那么一些人以YY古人为乐，以YY古人为荣，更有甚者，附和这种YY之风竟成了某些人大放厥词的平台和追捧的时髦。 但是，周先生也说：“历史有其不容篡改的神圣性自是毋庸置疑的，小说家天赋有虚构的权力也是不消分说的，如此，当小说家一面要捍卫虚构的特权，一面又不愿对历史题材割爱时，神圣历史的马其诺防线只能接受崩溃的结局，不复有尊严可言。历史小说，这并非对历史的另一种描述，而只是小说的别一种写法。准乎此，历史本身的尊严便被置诸小说的法则之下，成为小说家厨房里聊供烹饪之需的鸡鸭鱼rou。”笔者却有些不认同这样的说法，人在吃青菜萝卜的同时，无疑也是喜欢吃鸡鸭鱼rou的，当某些人将鸡鸭鱼rou等同于青菜萝卜时，历史又算什么？这种问题也是足以引发我们思索一个问题，那就是，让历史成为小说家厨房里聊供烹饪之需的鸡鸭鱼rou真的就对吗？ 周先生最后说：“我们需要美妙的文学，我们是否更需要历史的神圣？这是个两难选择，也许，百姓的智慧依旧是最高的智慧，他们的做法是：拒绝选择。”拒绝选择，多么简单的方法，百姓可以这样睿智地去拒绝选择，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也能这样选择拒绝吗？梦的回答是：否。无论百姓怎么想，怎么选择，梦还是认为，每一个作者都少一些功利心，多一点良心，面对历史作品的文学化，都明白该做怎样的选择，那就是：尊重历史，尊重别人，哪怕是一个口不能言的古人，也应该尊重。 ………………………………再次华丽地分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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