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节纷乱的局势一

    极端仇视洋人的端郡王载漪被任命为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大臣，已经无可争辩地向各国传递了清廷的态度。其实，就在这份任命发布的前一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得到一个可靠的情报，说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已经决定向所有的外国人发难，证据就是已经进驻京师的武卫后军董福祥部正在进行进攻使馆区的军事准备。

    窦纳乐没有犹豫，立即给驻天津的海军中将西摩尔将军发出电报，告诉他北京的局势正在每时每刻地恶化着，必须立即安排所有可动用的部队登陆，并做好进军北京的一切准备。

    当晚，天津的各国领事们紧急开会研究窦纳乐的电报，英美日意奥同意立即派遣军队增援北京，但俄国和法国不同意。俄国反对的理由是，俄军主力正在从旅顺口来天津的路上，需要等几天。正在激烈地争吵时，窦纳乐的第二封电报又到了，语气变得更加急迫：情况已万分危急，如果不立即出兵北京，一切都晚了！

    外**队的行动速度自然不是大清军队可比，两个小时之后，大沽口外的军舰生火起锚，第二日凌晨，联军在塘沽登陆。这回不是前次的几百人的小部队了，这次拼凑的联军计有2050人，其中英军915人，德军450人，俄军313人，法军158人，美军100人，日军52人，意军40人，奥军25人。

    一支尽量拼凑的小型八国联军。因为英军是绝对主力，所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将军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联军的统帅。

    联军还是乘火车进发。他们行动很是匆忙，每人只带了两百发子弹，这似乎是士兵携弹量的极限了。后勤方面的一大堆问题几乎没有认真研究、西摩尔认为，他们此行不会发生真正的战斗，傲慢了两三个世纪的英国人相信，无论是帝国政府，还是那帮无知的农民，都没有胆量对大英帝国的正规军开枪的。

    离开天津后，他们未受到任何武装力量的阻击。使得这一趟救援更像是一次观光，最前面的敞篷车上架着大炮和机关枪，身穿不同式样军服的洋兵们懒洋洋地坐在火车上，区别最大的是他们的军帽：英法士兵是白色的遮阳帽，意大利士兵的帽子上装饰着羽毛，最正规的是德国人，他们一半人带着钢盔，最明显的是标志是钢盔上那根尖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进入过中国的腹地，于是他们很有兴趣地观赏者盛夏的景色，铁路线两侧，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生长着望不到头的庄稼，偶尔可以看到村庄，低矮的土坯房子，单调的景色很快就让士兵们厌烦了。

    当时下午，北京至天津的电报线被义和团切断了，西摩尔失去了与后方及前方的联系，出现任何情况，都必须靠他这个前线指挥官临机处置了。

    黄昏时分，兵车抵达杨村车站，守卫在这里的，是聂士成的武卫前军的部队，清军并未有任何阻止联军进入杨村这个要点的举动。对于**裸的侵略行径，武卫前军的官兵们没有任何的愤怒。这就是现实。

    未经许可，任何他国的武装人员都不得踏上别国的领土，否则就是侵略，就会带来战争。这就是国际通则。但是，大清帝国在1900年的时候，还不具备一个主权国家的意识和行径，它的士兵，只听命于上峰。官兵们很少听到国家这个词汇，更没有反侵略的意识，不懂得军队的基本使命就是保卫自己的领土安全。

    聂士成的部队甚至与联军进行了友好的交谈，让联军看了成筐的人头――那都是拳匪们的人头，可以拿来请赏的。仿佛那些血淋淋的人头，不是从活蹦乱跳的同胞脖子上割下来的，而是捡来的可以换钱的宝贝。

    联军士兵们怀着轻松的心情，第二天继续登车向北。铁路开始出现被破坏的迹象，或者被抽走了几根枕木，或者移动了一段道轨。这无疑便是拳匪们的杰作了。好在他们不会修铁路，连破坏铁路的技巧也不懂，联军士兵们迅速修复被破坏的铁路，兵车继续前进，直到到了廊坊。

    这里距离北京已经很近了。西摩尔得到报告，前面的铁路被严重破坏，火车实在是无法走了，必须停车修路。

    就在这一天，北京发生了一件事情，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被董福祥的士兵杀死了。杉山彬是奉了日本公使的命令，出永定门去迎接西摩尔的联军的，没想到，联军的影子还没看到，却落在甘军士兵的手里，甘军士兵根本不管他是什么身份，立即将他的那颗东洋小脑袋砍了下来。

    甘军士兵根本不懂得杉山彬是外交人员。其实，不仅是甘军，便是大清帝国的最高决策层，也不懂得通行的国际惯例。在1900年炎热的初夏，大清帝国对内――义和团的问题，对外，面临列强武装干涉甚至全面战争，没有一个全盘的计划，甚至连基本的态度都不一致，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聂士成的部队欢迎联军，董福祥的部队却开始对任何的洋人开杀戒。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亦是如此。

    满清帝国，自认继承了中华文明正统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正在上演着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闹剧。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人，严格意义上都扮演了悲剧的角色，无论是死于非命的，还是苟延残喘病死于床榻的，留给后人的都是无尽的惆怅，带给当时百姓的是严酷的苦难。

    外交人员被杀，引发了各国使馆的惊慌。抗议的发出，加强防守的措施部署以及发出催促西摩尔援军的电报，让使馆区忙成一团。

    但军机处领班、礼亲王世铎在上朝时，竟然压下了日本外交人员被大清正规军砍了脑袋这样一件大事。或许他认为只要压下了上奏，事情就自然而然地消亡了。当一个帝国腐朽没落到即将灭亡时，官员们大多持这种心态。

    但这天慈禧叫了荣禄的“起”――这是带有满族风格的皇家俗语，就是接受询问的意思。荣禄单独面见了慈禧，太后不允许洋兵入京，荣禄完全同意。但荣禄提出，使馆万万不可攻击，与公法不容，后果难测。实在不行，就保护在京的外国人撤出京师吧。

    对于荣禄的意见，慈禧未置可否。

    在廊坊，西摩尔的联军部队正在修铁路，突然从两边的青纱帐里发出震耳的呐喊，在联军士兵的惊愕注视下，从高粱地里冲出无数头包红头巾，高举着大刀长矛木棍以及各色旗帜的义和团，朝着站立在路基上的洋兵们杀了过来。

    这天是1900年6月13日。

    毕竟是正规的军队，在稍微的惊慌后，联军开始朝着人群开枪。几乎不需要瞄准，每一发子弹都可以打中一个鲜活的**。

    但义和团的勇敢是难以用文字描述的：他们完全无视攒射来的密集子弹，他们甚至不屑弯腰低头做最简单的躲避，他们呐喊着，扭动的身体像是在庆祝丰收的舞蹈。冲在前面的人一片片被打倒，后面的前赴后继地继续着死亡征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坚信自己刀枪不入――对那些躺倒在血泊中的伙伴，他们有个术语叫做“睡了”，睡了的人过两三天就可以醒来。他们甚至不去想那些被打碎的脑袋，打出了眼珠，打穿了肚皮流出内脏的伙伴们怎么去恢复原状，他们身下那一滩滩鲜红的血迹，又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群世代在贫瘠土地上从事最劳苦耕作的农民，温顺善良，幽默诙谐，他们喜爱戏剧，渴望富足温饱，不会书写文字，却可以用优美的小调去吟唱太阳、月亮、高山、河水以及心爱的姑娘。他们在面对异族侵略者表现出的刻骨仇恨和勇敢无畏，足以让他们的子孙在百年后仍激动、惆怅和心绪难宁。

    进攻失败了。神灵和符水抵不上钢铁制作的弹丸，在留下成片的尸体后，义和团们退回了青纱帐，退回了他们出发的地方。

    这一天，北京的城门轰然洞开，成千上万的义和团涌入的京师。

    这一天，慈禧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动用帝国正规军阻止西摩尔联军进入北京。

    “速将聂士成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扼要驻扎如有外兵闯入京畿，定唯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是问。”上谕如是说。

    裕禄，直隶总督。

    聂士成，武卫前军统领，天津方面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司令官。

    罗荣光，大沽炮台指挥官。

    清廷显然考虑到了列强的援军定会来自海上。自甲午一战败北，有海无防的局面已经形成。列强的军舰可以任意地游弋于中国的内海――渤海湾了。想要阻挡其援军，也只能靠岸防炮台的力量了。可是，如果要动武，何必等洋兵上岸数千人再打？

    进入庚子年，由于义和团事件的爆发，清廷的腐朽无能不可理喻前所未有地暴露于中外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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