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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8章顾顺章被捕投敌 向忠发变节被杀

    【史要】顾顺章被捕投敌,向忠发被捕变节被杀;王明代理“****中央总书记”……

    却说,蒋介石因扣押胡汉民招至众怒、疲于应付之时,中*共*党内却也发生了一件怵目惊心之事,那就是顾顺章的被捕变节。

    原来,顾顺章将张国焘与陈昌浩护送至武汉后、就与俩人分手了。张国焘与陈昌浩径自去往“中*共*鄂、豫、皖苏区”,顾顺章则准备在汉口稍作耽搁后回沪。

    顾顺章有一手魔术表演的技艺,曾以“化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演出,与被称为“南派魔术一代宗师”的莫悟奇齐名。在汉口逗留期间,顾顺章竟然心血来潮地到汉口的“新市场”去卖弄技艺、过表演瘾;但谁知,因此招祸了。

    因此前,中*共*湖北省委已由于“叛徒”黄佑南的出卖而遭到了破坏,包括“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袁秉章“夫妇”在内的百余人被捕;袁秉章与许多被捕的中*共*党员坚贞不屈而被杀,但也有如“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尤崇新等意志薄弱者变节投敌了。

    变节投敌者中有一人名叫王竹樵,他原是武汉纱厂工人,大革命时期曾在时《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顾顺章手下工作;因而,对顾顺章十分熟悉。

    顾顺章在汉口“新市场”表演时,碰巧让正在那儿闲逛的王竹樵遇见了。

    王竹樵知道顾顺章是“中*共*党内要人”,遂悄悄地跟踪、直到他下榻的汉口法租界内的“‘德明’饭店”;然后,立即向尤崇新报告,以邀功、讨赏。

    因此,四月二十四日,尤崇新带了十多名“国民党特务”将顾顺章抓捕后,交给了“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

    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闻《报》“抓到了中*共*的一条‘大鱼’”,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于是,亲自提审顾顺章。

    顾顺章知道自己落入魔掌、断难脱身,贪生怕死的他为活命,即在被捕当天就供认了自己的身份,并将“红二方面军”驻“汉口办事处”和“中*共*中央”驻“武汉办事处”等机密供出。

    何成浚立即派兵,按图索骥进行搜捕。

    果然,一举破获了中*共*在武汉的这两个机关,并逮捕了数十名中*共*党员。如此一来,何成浚更觉得“顾顺章这条‘大鱼’”有价值了。

    然而,当何成浚欲从顾顺章口中获取更多东西时,顾顺章却守口了。

    其实,顾顺章也知道自己的价值就在于他掌握了中*共*党内的许多重要机密;但是,他不愿再轻易告诉何成浚。

    此时的顾顺章开始打自己的算盘了,他已不仅为了要“活命”,而更是想利用自己掌握的有价值的机密、直接向蒋介石呈献邀功,以便为自己改换门庭后、能有立锥之地、多一些资本。

    为此,原已奴颜婢膝了顾顺章忽而卖乖摆谱了;他不肯再吐露任何有用的东西,却要何成浚将他送往南京,声称“有特别重要的机密,须当面向蒋介石报告”。

    顾顺章已成了“阶下囚”却还敢摆谱,这令何成浚深感恼火、却又甚是无奈。

    心想,若是依了他,岂不如“‘法官’迁就‘囚犯’,有损形象而显窝囊?”但要是不依,倘若他“真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机密,因自己没将他送往南京而贻误了,上峰若是究责下来、如何是好?”

    何成浚左思右想了许久,最后不得不作出让步,答应将顾顺章“送”往南京。

    于是,四月二十六日,何成浚派“武汉行营侦缉处长”蔡孟坚乘兵舰、将顾顺章押送去南京。

    行前,顾顺章又诡谲地关照:“不可向南京发报。”但却没有言明个中原因。

    何成浚与蔡孟坚等人都以为他又在故弄玄虚,只不过是想“抬高自己的身价”而已;因此,谁都没把他的话当会事。

    而武汉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为向上司“邀功”,却早已于五月二十五日向南京《报告》了。

    《报告》是以“绝密”《电报》形式发往位于南京中山东路五号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大本营”的,并加注了“徐恩曾亲译”之语。

    徐恩曾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他为防重要情报外泄,有一套只供自己使用的密码;并规定,特别重要的情报须加注“徐恩曾亲译”,凡此类“绝密”《电报》“任何人不得、也不能破译”。

    然因,徐恩曾这天去上海“十里洋场”寻欢作乐了;所以,这份加注“徐恩曾亲译”的“绝密”《电报》就落到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中*共*党员”钱壮飞的手中。

    钱壮飞,原名钱壮秋,浙江湖州人。一九二九年底,奉《命》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在徐恩曾身边担任“机要秘书”。

    同时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还有,时《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特务股股长”化名“李泽田”的李克农和时《任》“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的胡底;仨人皆因在隐秘战线上的卓著功勋,而被誉为“龙潭三杰”。

    这一天,沉迷于“十里洋场”的徐恩曾迟迟不见回宁,而武汉的“绝密”《电报》却接连来了六份,也就引起了钱壮飞的警觉;不由得想“莫非有什么特别重大、且不容迟延的机密?否则,何必连发‘十二道金牌’似地如此迫促?”

    因为,钱壮飞早已设法将徐恩曾专用的《密码本》搞到手了,遂决定“趁徐恩曾不在”的机会、将这些“绝密”《电报》破译了。

    于是,钱壮飞对“绝密”《电报》迅速而熟练地进行了破译;译毕悉知内容后,钱壮飞大吃了一惊,他想不到自己破译的果然是件天大的机密。

    因为,顾顺章非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还是“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之一;有此在中*共*党内的特殊地位,非但掌握了中*共*中央的许多重大机密,而且对于在沪的中*共*中央机关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地址都了如指掌。

    若是顾顺章将所知道的一切向敌人告密了,在沪的中*共*中央机关及中央领导人必会遭受灭顶之灾、后果不堪设想。

    好在,顾顺章非要“面见蒋介石后、才肯吐露实情”,这倒是尚有时间可采取措施。因此,必须赶在顾顺章抵宁之前、尽快将这一《情报》向中央《报告》,一分一秒也迟误不得。

    钱壮飞本想亲自赴上海送《情报》,但考虑到自己正在值班,若是离去、就会过早暴露自己。因此,钱壮飞将此重任交予自己的“女婿”、也是“中*共*交通员”的刘杞夫,自己则不露声色地仍留在南京。

    如此,可不惊动敌人,也就能让中央有更多的时间采取措施。

    于是,刘杞夫连夜乘车赴上海。

    钱壮飞则冒着有“遇见顾顺章后、被指认”的危险而仍留在南京,直到两天后的四月二十七日上午,他若无其事地把那些“绝密”《电报》交给“刚从上海‘十里洋场’回来的”徐恩曾;然后,这才从容不迫地也登上了赴沪的列车、扬长而去。

    待等徐恩曾译完《电文》,却没见了钱壮飞的踪影,这才引起了他的警觉;而待确认“钱壮飞有问题后、欲抓捕”时,钱壮飞却早已远走高飞、杳如黄鹤了。

    徐恩曾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机要秘书”竟会是中*共*的“卧底”,虽是恼羞成怒却不敢发作;因为,他怕此事张扬出去传到蒋介石耳中、会对自己不利,也就只得“掉落门牙、往肚里咽”;因而,徐恩曾设法将此事掩饰了,这才没有惊动蒋介石;从而,避免了自己挨训、甚至于丢官。

    而刘杞夫到达上海后,就急速地找到负责与“中*共*中央特科”联系的“特别小组组长”李克农,将“顾顺章被捕变节”的《情况》报告。

    李克农即又速向“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报告,陈赓再向直接领导“中*共*中央特科”的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闻《报》后感到“情况万分危急”,立即召集“中*共*中央特科”的陈云、聂荣臻、李克农、洪扬生、陈赓、李强、康生、潘汉年等人“紧急会议”,决定“采取‘销毁机密文件、中央机关及党中央主要负责人迅速转移、切断可能被顾顺章利用的任何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等数项紧急应变措施”。

    于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凡与顾顺章有过联系、或有可能被其知晓居址的”赶紧都搬家,连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远东局执委会代表”罗伯特也换了居处,以防不测。

    而徐恩曾译完“绝密”《电报》后,见抓到了中*共*的一条“大鱼”,不由得欣喜若狂了;于是,赶紧去向蒋介石报告。

    但他哪里知道,同样的“绝密”《电报》早已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蒋介石听了徐恩曾的《报告》后,当然也十分高兴。而此时,顾顺章在蔡孟坚的押解下也终于姗姗地到了南京;于是,蒋介石立即将他召见。

    顾顺章见到蒋介石后,即把他所掌握的有关中*共*的重要机密、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

    蒋介石闻后大悦,急《命》徐恩曾立即赴上海实施搜捕,欲将“‘中*共*中央机关’及‘领导人’一网打尽”。

    徐恩曾不敢懈怠,即亲率“党务调查科”的大批“特务”连夜赶赴上海。

    徐恩曾到上海后,即在“‘英、法’租界巡捕房”的协助下,于四月二十八日开始、对上海全城实施大搜捕。

    因为,中*共*中央在获得“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情报后、已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此时,中*共*中央的一些重要机关及向忠发、周恩来、王明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已转移到了更加隐秘的住所。

    所以,徐恩曾在上海实施的大搜捕,只破获了中*共*中央的《红旗》报社及印刷厂等少数机关,大多数地方都扑了空;如此,蒋介石欲将“‘中*共*中央机关’及‘领导人’一网打尽”的企图也就落空了。

    徐恩曾的“大搜捕”收获不大,令蒋介石甚是失望。

    然因,蒋介石此时正忙于对中*共*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而无暇他顾,也就没对徐恩曾发火究责。

    而顾顺章原希望徐恩曾的大搜捕能有巨大收获,以显示“自己所提供情报”的价值;从而,博取蒋介石的信任与重用。

    但谁知,却让周恩来抢先一步、全溜了,以使自己的希望落空。但他并不甘心,仍希望能抓条“大鱼”,以再引起蒋介石对自己的重视。

    为此,顾顺章再三揣摩后,决定“将目标定在向忠发”。

    因为,向忠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可谓是中*共*党内最大的“鱼”了;且相较于别人,顾顺章对向忠发的底细更为了解;他知道,向忠发在生活上很不检点,有些行为甚至是中*共*党纪所不允的;也正如此,向忠发更易暴露自己而被发现追踪并将其缉获。

    确实,还在一九二九年底,向忠发与其“妻”刘秀英分居后,却与一个名叫杨秀贞的“青楼女子”姘居了;这本是中*共*的党纪所不允的,但因他是“总书记”,也就只好任由他了。

    当时,顾顺章还通过“娘姨”曾为他俩介绍过一个“女佣”。

    所以,顾顺章想,只要找到那个“女佣”,就能顺藤摸瓜地逮到向忠发。徐恩曾认可了顾顺章的这一打算,并让他亲自去上海抓捕向忠发。

    果然,顾顺章到上海后,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那个已被解雇的“女佣”,并通过她发现了杨秀贞的行踪,进而又跟踪到了向忠发新的居处。

    眼看向忠发这条“大鱼”就要到手,顾顺章兴奋极了。

    然而,顾顺章高兴得太早了。

    因为,此时的向忠发也警觉得很;当他察觉杨秀贞被人跟踪后,感到情况不妙;因而,未待顾顺章动手,向忠发抛下杨秀贞,已独自一人从后门溜走了。

    如此,顾顺章空高兴了一场。

    向忠发溜走后,潜往沪西的公共租界,避入位于小沙渡的周恩来家中。

    周恩来见向忠发又遭遇了危险,就让他住在了自己家里,并关照他:“不要轻易外出。”

    同时,周恩来又派人设法避过了顾顺章的盯梢,将杨秀贞也悄悄地转移到了位于卢家湾的一家尚未引起顾顺章注意的小旅馆中,一起被转移的还有与向忠发为邻、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

    顾顺章眼见向忠发从自己的眼皮底下溜走、恰如煮熟的鸭子飞了,心中的懊恼无可名状。

    顾顺章知道,向忠发溜走后、就再难寻觅其踪影了;他怕空手而归、交不了差,遂挖空心思、想方设法欲加以弥补。

    终于,冥思多时后有了法子;于是,顾顺章到上海“龙华监狱”去指认了许多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如此,又显示了他的有用。

    这么一来,就可交差了;虽然,没能如愿抓到向忠发;但指认了那多中*共*党员,也应算是笔不小的功劳。所以,顾顺章的这一趟来上海,仍可谓不虚此行。

    于是,顾顺章洋洋得意地回宁了;尔后,他又如法炮制,将南京监狱、苏州监狱中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也都指认了。

    如此,被他指认后牺牲的中*共*党员竟多达八百余人,其中有受李立三排挤后调《任》“沪东区行委书记”恽代英。

    恽代英是一年前被国民党被捕的,时被关押在苏州监狱。

    因为,他被捕时使用的是化名“王作霖”,一直没有暴露;且经陈赓等人设法营救、疏通关系后,正准备释放。谁知,却也被顾顺章指认了。

    蒋介石知道恽代英的真实身份后,即派“军法司长”王震南去劝降。结果,恽代英坚贞不屈;蒋介石见劝降不成,遂下《令》将恽代英枪杀了。

    接着,顾顺章又将目光转向香港。

    六月十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蔡和森出席“香港海员会议”,也被顾顺章认出。因而,蔡和森被港英当局逮捕;然后,引渡给了广东的“国民党当局”。

    八月四日,蔡和森在广州就义,献出了年仅三十六岁的生命。

    且说,向忠发从顾顺章鼻子底下溜走后,算是躲过了一劫;但没过多久,他因不听周恩来的忠告,却自己往国民党的枪口上撞了。

    由于,国民党大搜捕过后的上海笼罩在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下。为了保证中*共*党的最高领导人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向忠发等人转移到中央苏区”。

    对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向忠发虽是表示了“同意”,但却迟迟不肯动身。因为,他想在离沪前、去向杨秀贞告别。

    于是,六月二十一日,向忠发趁周恩来外出时,悄悄地溜往卢家湾的那家小旅馆,去与杨秀贞私会了。

    因为,向忠发的公开身份是一名“古董商”;为了在杨秀贞面前显耀他“古董商”的富有,每次出行定要租用汽车代步。这次,他也照例向法租界内一家名叫“探勒”的汽车洋行租车;而正是这一不慎,致使向忠发给自己招祸了。

    原来,该汽车洋行的“会计”叶荣生是“国民党特务”的眼线。

    而叶荣生在上海“互济会”工作时,曾听过向忠发的报告,也就认识向忠发;而向忠发那右手食指少半截的特征,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经久不忘。所以,当向忠发去租车时,叶荣生一眼就将他认出了。

    虽然,叶荣生并不知晓向忠发的真实身份,但揣测得到必是共产党中一个不小的官。于是,叶荣生就向他的主使人报告了,以换取赏钱。

    然而,待叶荣生的主使人、即“国民党特务”赶到,向忠发却已离去;于是,特务们就在汽车洋行内守株待兔,专候向忠发自投罗网。

    果然,向忠发与杨秀贞私会后,第二天就被候在汽车洋行的“国民党特务”逮住了。因地处法租界,向忠发被捕后先被送入“巡捕房”,随即就被引渡到了“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

    向忠发被捕后,起始还想抵赖而谎称自己姓“俞”,但那断缺的右手食指却使他抵赖不成;于是,向忠发只得供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同时,还供出了位于小沙渡的周恩来的居址及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内戈登路恒吉里一一四一号的中*共*中央的一处秘密机关所在地。

    且说,周恩来外出回来,没见了向忠发且彻夜不归,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为防不测,周恩来立即决定“将存放在家里的一些机密文件销毁”;然后,与“夫人”邓颖超迅速转移到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内的都城饭店中。

    同时,将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和“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蔡畅“夫妇”俩,也从小沙渡居地转移到都城饭店中。

    果然,第二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黄慕兰即有关于“向忠发被捕变节”的报告。

    据说,此《情报》是黄慕兰在东华咖啡馆与其“好友”、时在法租界巡捕房办事的曹炳生闲聊中得到的;她从曹炳生所述“湖北人、六十岁左右、镶一口金牙、酒糟鼻子及右手食指断缺”等特征,判断定是向忠发。

    接着,又传来了“戈登路恒吉里一一四一号的中*共*中央秘密机关遭特务搜查”的消息;幸好,存放在那里的机密文件早已或转移、或销毁,特务只搜到王明写的一本《两条路线》的小册子;然而,正在那儿的“中*共*中央机要处主任”张纪恩和“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张越霞却不幸被捕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小沙渡的居处也遭到特务搜查。

    如此,向忠发的被捕变节已可确认无疑了。所幸的是,向忠发虽名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却从不管具体事;因而,他所掌握的机密不多,除了已遭搜查的几个点外,别处没再有被破坏。

    而向忠发被引渡后,倒是让时《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如天上掉馅饼地捡了个便宜。

    熊式辉为邀功,即《电》告时“正在江西南昌行营指挥对中*共*苏区实施‘第三次围剿’”的蒋介石。

    虽然,熊式辉报告“也抓到了中*共*的一条‘大鱼’”,但此时的蒋介石却提不起兴趣。

    因为,徐恩曾在上海实施的大搜捕正是依照顾顺章那条“大鱼”所供述的线索进行的,但到头来却是扑了空而令他甚是失望;可见,对付中*共*还得靠自己手中的枪,那些所谓的“大鱼”帮不了他多少忙。

    再说,在蒋介石心目中,中*共*党内真正可称得上“大鱼”的只有已去职了的陈独秀及尚在与自己为敌的毛*泽*东、周恩来;却从没听说过有向忠发其人,此人鲜为人知,可见是平庸之辈、徒有虚名。

    且此时,蒋介石正因前两次“围剿”的接连失败、而还憋着一肚子气没处出;因而,就将气出在了这个所谓的“大鱼”、却不屑一顾的向忠发身上了。

    于是,蒋介石不加思索地就给熊式辉《复电》:“就地枪决。”但过了一会,蒋介石忽然改变主意,又《电令》熊式辉“暂缓处决”,但为时已晚。

    原来,熊式辉从审讯中也已感到,向忠发虽是条“大鱼”,但身上却没长膘、榨不出多少油水;因此,很快就也对他失去了兴趣。

    所以,当他接到蒋介石的第一份《电令》后,即毫不含糊地执行了。

    于是,六月二十四日凌晨,向忠发被熊式辉下《令》枪决了。待等熊式辉接到蒋介石的第二份《电令》时,向忠发已命归黄泉、木已成舟。

    就这样,靠“工人运动”起家、曾显赫一时的向忠发,由于自己的不检点、到头来却落了个如此下场;且因其屈膝变节,而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向忠发被捕变节、被杀后,米夫即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指定王明“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负责主持中*共*中央工作。

    且因,顾顺章原《任》“中央特科三科科长”,对直接负责“中央特科”的周恩来、“一科科长”洪扬生、“二科科长”陈赓等人的情况包括思维、行动、联络等习惯方式都十分熟悉;为安全计,遂决定“三人均离开上海”;陈赓赴“鄂、豫、皖苏区”,周恩来则去江西“中央苏区”兼《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为此,“中央特科”进行了调整;由陈云《任》“中央特科书记”兼“一科”即“总务科科长”,潘汉年《任》“二科”即“情报科科长”,康生《任》“三科”即“保卫科科长”,而原由李强《任》“科长”的“四科”即“通讯科”则改由中央直管。

    如此,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张国涛已去了“鄂、豫、皖苏区”,周恩来又将去“江西中央苏区”,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就由王明一人掌控。

    而米夫则可通过王明,达到控制、cao纵“中*共*中央”的目的了。

    然而,周恩来并没有急于离沪。

    此时的周恩来,并不在乎自己的处境危险;却忧心“党的组织若是再因顾顺章的出卖而遭破坏”。

    因为,顾顺章的叛变,给党带来的祸害实在是太大了,可谓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因此,周恩来觉得“必须将顾顺章剪除”;否则,后患无穷。

    为此,在五月的一个黑夜,周恩来带了“中央特科”的吴兰甫、陈一帆、王德明、洪扬生、李龙章、康生、宋再生、王竹友、王世德等人,悄然地来到位于上海威海卫路八百零二号的顾顺章家,欲“惩治叛徒”。

    然因,狡诈的顾顺章已料到这支“中央特科”中被称为“红队”或“打狗队”的专门“惩治叛徒”的队伍必会对他追杀;所以,不敢留居在家、而早溜到南京去了。

    结果,“红队”的这次行动扑空,让顾顺章逃过了一劫。

    徐恩曾则在南京城南双塘巷内为顾顺章提供了一处居所,并派了一名“特务”王思成作为他的“秘书”,实质上是对他进行监视。

    顾顺章藏到南京后,这才躲过了中*共*“红队”的追杀。不过,没出几年,他却死在了徐恩曾的手中。

    原来,顾顺章捕杀了许多中*共*党员后,自恃对国民党有功;时间久了,遂不把徐恩曾放在眼里了;并欲改换门庭、投靠到曾是蒋介石的“侍从副官”、深受“老头子”宠信的戴笠麾下。

    谁知,顾顺章的“部下”童国忠、张文农察觉他有这一念头后,就向徐恩曾告密了。

    因为,徐恩曾与戴笠有隙、且水火难容;所以,当徐恩曾得知顾顺章要背叛自己而欲投靠戴笠时,气得七窍生烟了;也就觉得这条瘌皮狗已不可信,遂决定“将其抛弃”并宰了他。

    然因,顾顺章毕竟在“破坏中*共*党组织、捕杀中*共*党员”上立有他人难及的许多功绩;所以,真要对顾顺章下手,却还得看蒋介石的眼色。

    因而,徐恩曾虽是气恼,一时却无从下手、而不敢妄动;只得耐心等待时机,这才让顾顺章仍逍遥自在了几年。

    几年下来,顾顺章见自己在国民党内已立足了,言行开始放肆无拘。

    延至一九三四年四月,顾顺章在一次召集旧部聚会时,酒足饭饱后大放厥词:“共产党固然不好,但国民党更坏。共产党的干部都是比较好的,能吃苦耐劳;我们要利用那些已自首的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另立一个新的共产党组织。”

    顾顺章放过厥词后,却若无其事地带着“妻女”,去往日本游历了。

    而顾顺章的手下顾建中则将他的这通话向徐恩曾禀告了,这正好成了徐恩曾杀他的因由。于是,徐恩曾将顾顺章这通大有“背逆”之意的话报告了蒋介石。

    蒋介石是视中*共*为洪水猛兽、必欲清除的,听说顾顺章非但骂“国民党更坏”,还竟敢想“另立一个新的共产党组织”;觉得此人已露“反骨”,岂能再将其容留?因此,顾顺章虽是曾对党国有功,但却功不抵罪了。

    于是,蒋介石下达《手谕》:“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

    蒋介石发话后,顾顺章的死期不远了。只是,顾顺章时在日本,只得待其回国后再说。

    果然,在日本游历了五个月的顾顺章懵懵懂懂回国后不久;即于十月二日,被徐恩曾下《令》关押了。两个月后,由“江苏省政府秘书长”罗时实监斩,顾顺章在镇江被枪决。

    就这样,顾顺章这条恶贯满盈的癞皮狗,结果被他的主子抛弃,而落了个如此可悲的下场;且与向忠发一起,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段文字本应为后话,然觉得在此记述为宜;故笔,另不再叙。